迎接新的挑战 1962 年7 月,池田勇人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为了组阁之事他考虑了很久。 本来考虑让佐藤荣作来担任外务大臣,但佐藤拒绝了。池田反复斟酌之后,决定让 大平正芳担任外务大臣这一特别重要的职位。 从此以后,大平就走上了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新岗位,去迎接新的挑战。 在当官房长官时,大平因常在电视里会见记者、参加座谈讨论等活动,使国民 逐渐熟悉了大平,并对他日益有了好感。现在大平担任了外相,抛头露面的机会更 多,大平当然就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当时的报纸也对大平担任外相纷纷加以评论,如1962 年7 月18 日的《朝日 新闻》晨刊是这样评论的:“人们一度都推测他将留任,但由于在后来的日韩谈判 等外交悬案中有许多重要问题,首相为了竭力推行‘池田外交’,所以决定由其心 腹大平任外相。”“从担任内阁中具有掌柜资格的官房长官到担任内阁中的外相这 个重要职位,池田首相对他都无比信任。他于东京商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藏省,但 在他身上看不出什么呆板和书生气十足的大藏首省官僚的许多特点。相反,他细心、 周密,善于分析形势,对政治动向敏感异常。他使安保骚动后才成立的池田内阁采 取低姿态的融和政策,也可以说是提高池田声望的主要人物。”大平到外务省上任 后,发现外务省次官武内龙次、以及审议官、局长等在资历上都是自己的前辈,一 向稳健的大平当然就表现得更谦虚了,甚至在会见记者时说自己搞外交是外行。但 实际上,以前就已展现出外交才能的大平,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更是得到一个大显才 华的良机。 这时的日本,自从签订“旧金山和约”恢复独立后已12 年,1956 年12月14 日又被联合国接纳为成员国,地位比二战结束时已大为提高。但日本人认为,这十 几年来日本尚无自己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大平正芳也认为:“当时日本总算在经 济上达到了自立,正处于摸索开展真正外交的时期。”日本是个亚洲国家,要开展 外交首先要遇到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亚洲各国 的侵略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并遗留了许多必须解决的悬案。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日本当然也就面临着解 决日韩、日中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问题。 在岸信介内阁时期,为了改善与韩国的关系,恢复两国邦交,从1952年2 月到 1958 年4 月,日本曾四次派员与韩国谈判,但因日本不愿对半个世纪来给韩国造 成的损害表示道歉并加以赔偿,导致谈判最终未有结果。1960年池田内阁组成后, 日本派外相小坂善太郎前往韩国谈判恢复两国正常关系。但谈判从10 月持续到1961 年5 月尚未进入正题。5 月16 日韩国发生军事政变,朴正熙上台建立军事政权, 日韩会谈中断,朴正熙的统治稳固后,对恢复日韩谈判持积极态度,企图通过解决 “对日请求权”问题,获得日本的经济赔偿,从日本引进资金。 1961 年6 月池田访美时与美国总统肯尼迪达成共识,决心认真对待日韩问题。 1961 年10 月举行了第六次日韩会谈。1962 年6 月,池田在参议院选举游说中 表示一定要尽快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这年11 月,在池田访欧时,大平外相与韩 国实力人物、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就韩国向日本的赔偿请求权问题进行谈判。 当时韩国要日本赔偿6 亿美元作为日韩复交的条件,日本答应给3 亿元,还有 3 亿元差额令大平外相深感难办。韩国因长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对日本有强烈的猜 忌和疑虑,大平作为外相是理解这一点的。为了沟通双方的观点,大平充分施展了 他的外交才能,他对金钟泌说:“贵国人民的感情我也能充分理解。但是,我认为 只是讲仇恨日本的话,对贵国也不会有任何益处…… 两国是隔海相望的邻居,因此,难道不应该使过去的一切烟消云散,共同展望 未来吗?……贵国独立来之不易,今后面临艰难的国家建设任务。日本作为贵国的 永远之邻,准备提供相当数量的有偿和无偿的经济合作,以协助贵国走向未来。” 谈判结束后,双方交换了秘密备忘录,这就是较为有名的《大平——金钟泌备忘录)。 根据这一备忘录,日本向韩国提供无偿援助3 亿美元,有偿援助2 亿美元,经济合 作1 亿美元,谈判基本获得成功。“请求权”问题谈判成功后,日韩渔业纠纷的谈 判也取得明显进展。以前大平外相几乎每天都要接到韩国抓捕日本渔船及船员的报 告,并不断向韩国抗议,现在此类事件再没发生。此后由于韩国政局不稳,日韩基 本条约到1965 年6 月才正式签署。 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回忆此事时曾说:“所谓请求权可以看成是权利与义 务的关系,可是只在这个范畴里来考虑,那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如果不是这样考虑, 而是把韩国看成是独立的新国家,日本作为它的旧宗主国和关系最密切的邻国,对 它采取表示‘祝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才算是开诚相见,而且也切合实际。我根 据这种精神协商的结果,以开展经济合作的办法(主要是提供无偿援助3 亿美元, 有偿援助2 亿美元),解决了请求权问题,打开了建立邦交的门路。”大平的话实 际上反映了当时日本政界的普遍观点,即对过去遭受日本侵害的国家不是立足于道 歉赔礼等“向后看”的做法,而是立足于“向前看”,从发展今后两国的关系出发, 由日本提供一定的补偿和援助。即在维护日本“面子”的前提下给这些受害国一定 的实惠。 这种原则在日本对其它亚洲国家的交往中也多次采用。 日本外交在亚洲的最大课题无疑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在“旧金山和会”召开 之前,苏联、英国等要求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遭到美国拒绝,最后英美 达成协议,台湾海峡两岸的代表都不参加,将来由日本选择与哪一方缔结和约。中 国的政治现状给战败国日本以可乘之机,由它来选择战胜国的某一方,这在世界外 交史上开了一个滑稽的先例,也给以后日中邦交的恢复设置了障碍。1952 年4 月 28 日,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该条约贯穿了1951 年 日本首相吉田茂给美国杜勒斯信的精神,称条约适用范围是“中华民国政府所控制 的和今后将控制的一切领土”,实际上与当时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口号相呼应。 这更为今后的日本政府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增添了困难。以后日中两国政府间的交 往基本中止,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继续维持。 到岸信介内阁时,日中民间贸易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岸内阁却对此持消极态 度,以免引起美国的不快。结果日本财贸界感到非常不满,说日本外务省“似乎成 了美国国务院的日本科”。当时中国商务代表团在日本悬挂了五垦红旗,受到台湾 当局抗议,岸内阁以未恢复邦交为理由,立即表示不承认中国国旗权利。中国对此 十分忿怒,于1958 年4 月废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停止履行450 亿日元的进出 口合同。5 月2 日,在日本长崎市百货大楼的中国邮票展览会上,一名反华青年撕 下了中国国旗。中国方面对此反应强烈,外交部长陈毅于5 月9 日的讲话中严厉批 评了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岸信介首相却狡辩说:“中共才是不友好的。” 5 月10 日,中国提出全面停止中日贸易,两国关系中断。 池田内阁当政后,改变了岸内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态度,加强了同中国 的经济贸易交往,企图通过“经济与政治分开”的作法,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 流,为以后恢复日中邦交创造条件。中国方面也采取了灵活的态度。1960 年8 月,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日中贸易促进会的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提出了“中日贸易 三原则”,即。 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 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 化方向发展。 并提出,如果条件成熟,没有政府协定,也可缔结个别民间协议。 但日本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处处受到美国掣时。美国担心日中贸易的扩大会 增强中国的实力,要求日本协助遏制中国。为此,刚担任外相的大平正芳费了不少 心血向美国作解释。他每次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国务卿腊克斯会谈时,都强调恢复 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并且声明,日本政府“对于同中共的贸易既不鼓励也不阻止。” 最后美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更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接触。 1962 年10 目,日本实业家、前通产大臣高崎达之助访问中国,与中国亚非团结 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会谈、双方以“政治经济不可分”的一致意见为基础,交换了 “日中民间贸易综合备忘录”,被称为“LT 贸易”(LT 为廖、高崎日语拼音的 第一个字母)。这以后日中贸易大幅度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自民党内和财界围绕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展开了矛 盾斗争。台湾当局和自民党内的亲台派遥相呼应,反对日中贸易的这种飞速扩大。 1963 年8 月,日本“仓敷人造丝”公司向中国出口维尼仑成套设备,这是战后日 本第一次对中国大陆出口成套设备。日本政府批准了这项出口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 贷款,受到台湾当局的激烈反对。大平外相认为,当今世界贸易的主导形态,正由 早期的分散买卖物品转变为出售成套设备等完整形态,支付也多不是用现金结算, 而使用延期付款方式。他认为中国大陆市场潜力很大,日本与其进行贸易的规模不 应比同西欧的贸易规模小,否则难以被日本国民所认同。因此,大平外相对台湾当 局反复进行了说服工作。 但台湾当局仍采取了报复行动, 1964 年1 月,台湾当局决定停止官方购买日 货和限制对日进出口贸易。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下,自民党内和池田内阁内许多 人都主张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发展应持慎重态度。一次大平对与自己共同处理对华事 务的通产大臣福田一说,中国与日本目前的关系就像除夕与元旦,即很密切。但两 国虽是“同文同种”,却存在许多差异,还应作出更大努力来谋求与邻国的和平相 处,希望福田一顽强坚持下去。1964 年7 月3 日,在台湾当局要求下,大平外相 访问台北,大平称这是一次心情沉重的旅行。在台北,他会见了蒋介石和台湾当局 的政界首脑。在大平的说服下,台湾当局正式决定解除停止购买日货的决定。 但大平对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却出言谨慎。1964 年2 月12 日,大平外相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穗积七郎质询时,曾涉及到这一敏感问题。大平 认为当出现中共政府在世界的祝福声中加入联合国这种情况时,当然日本政府也必 须下重大决心;如果中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并受到祝福时,必须考虑邦交正常化 问题恐怕是理所当然的。言下之意,如果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日 本政府才会与之磋商邦交正常化问题。大平的这一回答比起岸内阁时日本对中国的 敌视态度来,可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比起他以后所迈的步伐 来,仍显得过于保守。这当然也离不开当时美国和自民党内部的许多人对中国态度 的影响。除此而外。大平在池田内阁担任外相时,无论在国会的演说还是其它场合, 很少直接涉及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