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效率千方百计 其实,认真勤勉是毛人凤一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袖”布置的反共主题上, 注重效率,讲究效果的一面更加突出了。就拿戴笠时期建立的会餐制度来说,保密 局全盘地承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除了局本部副处长以上的人员参加 外,凡外勤省站的正副站长来南京,也被邀请入列。 再说毛人凤不像戴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绕,几乎每餐必到,每次都会提 出问题,让下属回答。这样一来,就逼着各单位的负责入非看公文不可,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糊涂官是做不得了,许多问题都能当场解决,因此办事效率比军统局时 期确实提高了许多。就拿破获北平“共谍”案为例,行动神速,雷厉风行,致使一 些被牵涉的中共地下人员来不及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作会餐时的快议快决。 另外,对“公秘会报”制度的重视,体现了“秘密控制公开”、协同解决疑难问题 的初衷。为此,毛人凤特地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旁,置了一处房产,取 名“诚庐”,专门作为“公秘会报”的场所。他还非常舍得花钱,盛情招待参加会 议的各方负责人,客观上也使会议平添了几分魅力。酒足饭饱后,方方面面的合作 态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述四案的侦破过程,几乎没有一桩不是协同作战的结 果。尽管如此,毛人凤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密局对公开单位 的控制,已经远远不及戴笠时期。除了交警总局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勉强还 可掌握外,警察总署系统已从控制降为合作。最令毛人凤沮丧的是国防部二厅系统, 戴笠在世时,叫军令部二厅,厅长是郑介民。军统局变成保密局后,郑介民身兼厅 长、局长两职,互为犄角的问题不突出。后来,郑介民局长一职被持,厅长一职被 免,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二厅厅长之缺,便由副厅长侯腾补上。此人是郑介民陆大 时的同学,跟军统没有“亲缘”,当然谈不上感情,一上台,便开始排斥老军统分 子,陆陆续续地把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各部队的第二处处 长,都换成了陆大的同学,事实上独树一帜,根本不受保密局的控制。对此,毛人 凤十分不满,脾气发向了“冒脑根”:“郑先生怎么搞的,在第二厅用侯腾,把我 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与此同时,改革后的 外勤体制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也有所突出。 早先,为构建毛氏王朝,外放一批特训班的亲信站长,取代桀骜不驯的前朝元 者,势在必行。毛氏王朝草成之后,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反共任务渐成主题。由于 相对应的公开单位,出任二处处长、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之类的老军统分子,大都 不买保密局外勤站那些后辈小生的帐,倒过来常有颐指气使的理由。这样一闹, “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在某些地方落了空,变了味,有的竟还是“公开领导秘密” 了。 怎么办呢?“领袖”关于“同共产党作斗争,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 意”的话,给毛人凤以极大的启示。立即决定在人事上作出变动,把部分老特工外 放出去,担任站长。为此,专门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参加的有即将赴任的 新站长和继续留任的老站长,总共几十人,训练了一个月。讲习班结束时,老蒋亲 自接见,以资鼓励,还当场授以名义特权,即省站站长均可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 亲自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享有批捕之权。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沈醉外放云南 站站长,余万选外放贵州站站长,顾齐外放重庆站站长,以此推行“秘密控制公开” 的原则。 同时,秉承戴笠提倡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兄弟”的老军统精神,创立了 “公组制度”。所谓“公组制度”,就是让那些同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 地区的老军统分子聚合成秘密的小团体组织,其中职务最高者为组长,不管他是不 是保密局的编制。毛人凤创立“公组制度”,目的是为了弥补“公秘会报”、“公 秘合作”的缺漏,以利跟独树一帜的国防部二厅,以及居位自傲的警察总署争夺对 整个特工系统的控制权。 “公组制度”推行后,各地方警察局、军警宪督察处、保安司令部二处、警务 处、交通部运输局各分支,乃至省市民政厅、民政局、税务局等单位,都出现了一 个一个由老军统分子结成的秘密“公组”(按规定:三人以上即可成立“公组”)。 “公组”把“根”意识作为凝聚的纽带,很符合中国人以亲缘论亲疏的传统,再加 上保密局在活动经费上的资助,自然而然地就把羽翼扩充开去,以隐晦的方式,曲 折地落实了“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948 年初夏,保密局浙江站在杭州抓获了一个中共人员。根据他的交代,毛 人凤密令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偕行动组长郑世勋去长沙进行侦捕。本来隔省行动就有 逾权之嫌,更何况警宪备立门户,怎会把嘴边的大鱼拱手相让? 于是,“公组”之道开始发挥作用。余克剑一到长沙便与费康永接头,通过 “公组”网络,避开了公秘间的种种尴尬,顺利地得到了警、宪等单位的配合,分 别在祁阳、长沙、郴县密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全让余克剑押往武汉。这件 事颇让毛人凤得意,连称湖南的“公组”有基础、有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毛人凤,已把完善机制、健全组织、充实力 量的重心,从内部的争权夺利转移到了提高与共产党斗争的效率方面。他之所以这 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野心不大,不想走戴笠无节制扩张权力的老路;其 二,决心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取得老蒋的信任和赏识。于是,为了避免分散精力, 他决定结束“三有公司”的经营活动,把一些纠缠在经济事务中的干才,诸如沈醉、 郭旭、邓葆光等人,都收敛到保密局的重要任务上来。他的这番举动果然得到了蒋 介石的赞赏,不仅同意“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在外勤人员编制的扩充 上大开绿灯,仅1948年春夏,一次性同意扩编就达3000 余人,不少军统“三家分 晋”时的裁汰人员,重操旧业。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