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当时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 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的 学生。但德语和法语,是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语一上来就念奥斯丁的《傲慢与 偏见》,可见英语专门化与德语和法语的专门化,水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下面介绍几位季羡林清华时的老师:杨丙辰:是季羡林一、二年级的德文老师, 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他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译过德国名著, 如席勒的《强盗》等。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他教课,却 不负责任。如教第一个字母a 时,说a 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b 、c 、d 时,也 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之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 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杨老师的代号。他在生活上也很 有趣,因为同时兼五个大学的教授职务,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元。他住在北大沙滩, 有一处大房子,侍候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去看戏。老师推崇佛家 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应用在教学上,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 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有一 个同学,脾气粘粘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 (第二级)改为E (最高分)。 叶公超:教季羡林大一英文,后任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其特点是,有时故意不 修边幅,好像在刻意模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因此学生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 季羡林也不例外。而且,他不准同学问问题,一个同学问他一个英文问题,他竟狮 子般吼叫:回去查字典去!班上同学面面相觑,视之如洪水猛兽。 石坦安:教季羡林三年级德语,德国人。他教课认真,要求严格。 华兰德小姐:德国人,教法语。她头发全白,独身,性情反常,专在课堂上骂 人,且以此为乐。学生越学得好,她挑不出毛病来,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法语 课的学生被她骂走了一半多,只有季羡林、华罗庚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学生们 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去她家吃 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 其他老师诸如教现代长篇小说的是英国人吴可读,他同时还教中世纪文学,教 文艺复兴文学的是温特(Winter),教欧洲文学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 )、艾克 (Ecke),教东西诗之比较的是吴宓。 需要多写两笔的是艾克老师。他是一位马虎老师,讲德语只用英文讲授,有一 次学生们请求他用德语讲,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江河决堤,使学 生措手不及,结果还是用英语讲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 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 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季羡林的学士论文就是在他的指导下 完成的。 季羡林这时还旁听过俄语课。老师是白俄罗斯人陈作福,但由于陈作福教学不 得法,季羡林旁听的兴趣就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水平很差。季羡林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 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相反,使他感到满 意的,反而是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 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正是这两门课,使他终生受益。 朱光潜先生讲授“文艺心理学”,季羡林作为选修课,认真地听了一年。他从 一开始就感觉到这门课非同凡响,比那些外籍教师所开的课不知好到多少倍。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 听起来并不“美”。他讲课从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的某 个苍蝇或者窗户上的某一个窟窿。然而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清楚楚且没有废话。 季羡林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 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朱先生讲的许多理论, 季羡林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几十年后仍能记忆不忘。 陈寅恪先生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所用的课本是《六祖坛经》。此 书略称《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记载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是禅宗的基本经典。 他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对于这些,季羡林是不相信的,也从来不信 任何宗教,但是,他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陈先生的课开扩了他的眼界,增强 了他研究印度的兴趣。 吴宓先生开设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也给季羡林留 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 这三位老师,都是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他搞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显 然是受朱光潜先生和吴宓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 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