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属于哪一类人呢?走在小园香径上的季羡林问着自己。随即,答案就袭上心 头:他当然属于后者。于是,又联想起一些事情来。一次宋校长对别人说:“羡林 很安静!”“安静”一词令季羡林感触良深: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高才生,深 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口中的“安静”,含义之丰富非他人所能望其 项背。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然而, 季羡林智商情商都非泛泛,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安静” 二字让季羡林明白,握在他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 自己的正直与木讷,不会夤缘奔竞,不屑与人勾结,同学会创建未成,让宋校 长失望等。原本充满诗意的小径此时诗意全无,郁结在季羡林心里的都是惆怅。一 个声音提醒他:离开吧!离开吧!这声音虽低,却似乎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豪气, 这是谁的声音呢?抑或,是自己的心发出的声音吗?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是,我季羡林面前一片沉沉 雾霭,又如何能够望尽天涯路?即使能够望到辽远至极的远方,我怎么看到的都是 迷惘呢? 实际的情况是,季羡林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教学上,师生关系甚欢, 学生呼声颇高。又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正做得顺风顺水。同事关系也 很融洽,颇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能够资以谈心…… 可是,我怎么竟生出这么多的惆怅呢?莫非,莫非,是那种病又发作了吗?即 使它真地发作了,私费公费两条都走不通,又如何能够理想得偿? 小径上,花香处,鸟鸣中,蝶阵里,季羡林走着,走着,迷惘伴随着他。 那年,季羡林二十三岁。 时间是1934年。 正当季羡林被出国留学热病毒侵袭的时候,正当他独步于幽径之上品着惆怅的 时候,正当他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正当他瞻前顾后觉得进退无门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 这段看起来很饶舌的喜讯还是用季羡林《留德十年》的原句来说明吧! 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 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 克。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 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 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 名,立即通过。 但随即,一对矛盾就开战了! 飞来喜讯,不啻久旱逢甘霖,他的夙愿得以实现,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若不 是苍天的眷顾,又如何会有这绝佳的契机? 就他叔父的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濒于破产,似乎毫不具备他出国的条件;从他 的家庭来说,亲老子幼,如果他又远走异国,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 因此,狂喜之余,季羡林又不由得心忧如焚了。 原来,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已遵叔父母之命结了婚。 季羡林的老家临清,有早婚的习俗,有的男孩子,十二三岁就做了丈夫。 季羡林虽然还不到举行“冠礼”的二十岁,还没正式进入“成人之道”,但早 已超过农村普遍盛行的结婚年龄了。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 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 儿育女,传宗接代。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满意, 他在学校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该完成 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按常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正值年少,学业初始, 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 下的处境而言,则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的。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 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送给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