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之王 由于阿登纳在1917 年水兵闹科隆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镇定,也由于他为维护科 隆社会稳定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阿登纳的声誉鹊起。 接下来的日子阿登纳成了科隆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一大堆各种名目的头衔在 等着他:他先被选为莱茵省代表会议议员;从1918 年开始,他又担任了莱茵省省 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兼任科隆市代表会议第二主席;接着1920年,阿登纳开始担任 普鲁士议长,后一职务是全国性的。他在科隆的政绩使他饮誉国内政坛。 在阿登纳成为科隆市长的最初几年里,整个德国社会仍旧处于一遍动荡与混乱 之中。战争失败了,帝国崩溃了,人们民族自信心也被战争带走了。 战后的世界在德国人眼里完全变了样,凡尔赛条约给每一个德国人心里蒙上了 屈辱的阴影。为了让科隆振作起来,阿登纳尽了全力。为繁荣科隆经济,阿登纳主 持在莱茵河畔新建了一个大吨位的船舶码头,扩大科隆港的吞吐量,加强科隆水陆 交通枢纽的地位。接着,他否决了使城乡分离的议案,坚持乡镇合并,以利于经济 管理与发展。考虑到和平建设人才的需要,阿登纳在科隆重新办起一所大学,培养 工程建设人才。同时,他还制定了吸引外资的计划,鼓励外资企业在科隆建厂。当 美国福特公司在科隆设立德国分公司之时,阿登纳亲自去主持了剪彩仪式。 1923 年的鲁尔危机使得德国战后的通货膨胀升至顶峰。德国马克的国际外汇 比价从1919 年的1 美元兑8 .9 马克狂跌至1923 年11 月15 日的1 :4 .2 万亿。经济终于全面崩溃。 之后,在道威斯计划帮助下,斯特雷泽曼依靠抵押地产、商业、工业银行以及 黄金储备,发行了以32 亿马克为限的新币制,并得以暂缓战争赔款的偿付,这才 使得德国经济在经过几年的动荡之后逐步恢复正常。 阿登纳领导科隆市在走过这段艰辛的日子之后,开始了两手计划。一方面他着 力于改善人们生活,尽可能多地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他全力展开了 市政建设。他的目标是要把科隆建设成为德国和西欧之间新的连接点。他要改变科 隆的面貌,恢复科隆的古老文化和壮丽建筑,改变科隆人的精神状态,他要在一切 方面树立起人们对德意志,对科隆历史和文化的信心。“发生政治灾难的时候,特 别适合于干一番新的创造性事业”,阿登纳作如是说。 第一件事是需争得对科隆周围碉堡的拆除权。在他看来,这些碉堡令人想起战 争的阴云,而科隆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和平美丽的城市,人们不能总在战争的阴影下 生活。阿登纳经过与市代表会议代表们的艰苦舌战,终于获胜。 碉堡一一拆除后,他在城市周围建起了供人们休憩的绿化地带。他认为绿化对 人们健康至关重要,而人应该尽量与大自然结合,作大自然的朋友,这样人的心灵 才能得以净化,才会自然主出和谐感。他认为他的责任是尽量为他的人民创造这样 的生活环境。 在那时候,为了取得同事们对他计划的支持,阿登纳开始学会使用一些谈话的 技巧,并讲究一些策略。科隆的同仁们对他的评价是既聪明又狡诈。 1926 年,阿登纳计划要建立一座跨莱茵河的大吊桥,因为预算的关系,市议 会中多数人主张建立一座拱桥,其中共产党议员反对最为激烈。他让讨论暂停。然 后,他把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们单独请来,告诉他们赋予列宁格勒以罕有而特殊美 丽的正是那座城市的吊桥。实际上,阿登纳从未去过列宁格勒,也对那座城市及其 桥梁一无所知,但他深谙人性,明白德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俄罗斯满怀激情。他如 愿了、尽管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为他谈话的内容打动,还是为他的良苦用心所感动, 但他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科隆市增添了一座美丽的吊桥,而阿登纳也获得了 精明实干政治家的名声。 另一件大事是修建展览馆区,举办“普雷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型国际 新闻报刊展览会,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参加了,来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阿登纳 作了周密的策划。展览馆区建筑的宏伟以及展览会的成功使得科隆和阿登纳的影响 陡然扩大。全世界的主要新闻机构都报道了这一盛事,阿登纳出尽风头。 接下来,他又搞了一个纪念莱茵地区归属德国一千周年庆祝大会,搞了古代德 意志艺术和重要历史事实的展示会,他想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确立德国人对莱茵 河地区的信念。在凡尔赛和约中德国被迫接受了协约国关于莱茵地区的安排:莱茵 河西岸划归法国,东岸50 公里以内不许设防。阿登纳意欲加强莱茵河西岸是属于 德国的这一认识。 在阿登纳当政的时期,科隆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它既成长为德国西部经济文化 的中心,莱茵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又以其宏伟的建筑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欧洲 当时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即使以后不当联邦总理,阿登纳以他做科隆市长的政绩, 也足以自傲于世。他积累了政治声誉,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很多年后谈到这 一时期时,阿登纳一直为他的作为感到满意,他说:“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可以做许 多事情,直接去做说服人的工作。好就好在这里。那时的情况迫使我独立行动和单 独作出决定。这对我今后极有好处。 我懂得了不能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责任,有时政敌也可能会有相当明智的见解。 我学会了这一点。”通过在菜茵省委员会、省代表会议以及普鲁士议会的活动,阿 登纳的政治范围扩大了,他学会了从相对整体的角度来把握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与 国内外许多名人会晤,同中央政府的要人们建立直接联系,并跟大多数担任领导的 欧洲政治家私交甚厚。人们赏识他治理科隆的才华,也折服于他敏锐的政治眼光。 1926 年,中央党的领导人认为阿登纳也许有能力使魏玛政府变得强有力些,于是 两番邀请他到柏林组阁。 阿登纳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从不轻易下结论、决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他的心为 之所动,但却不形于色。他倒不是不愿承担政治风险,而是要权衡利弊得失。多年 的政治经验形成阿登纳的一惯作风:遇事总把周密的分析和明察秋毫的政治本能结 合起来。他先跑到柏林去探了探政治气候,感觉到成功的机会不大:接着又同各党 派都分别进行了接触,更确信他在国会中将可能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于是,他拒绝 了组阁,又回到了科隆准备继续做他的科隆王。 因为有这么一个插曲,很多人设想如果这位才能出众的政治领导人在那时当上 了政府总理,历史该发生何等深刻之变化:也许希特勒在取得政权、并给德国和世 界带来巨大灾难之前,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假设毕竟是假设,阿登纳一直确信 他当时决定的正确性,他十分肯定他说:“我没有机会,看来我不会取得多少成就。” 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状况吧!这样或许可以明白阿登纳当时 拒绝组阁的原因。 自1918 年诞生起,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便是多灾多难。它的宪法虽然赋予了各 政党以充分的民主,可长期处于帝国政治制度下,又经历了战后政治、经济、社会 动荡的各党派却不能有效地适应这种自由的新制度。在帝国时期,它们没有尝试过 协调政策;战后,它们又不能学会相互容忍和相互妥协,因而,充分的民主反使它 们不能力就探索共同的政治目标走到一起。在这种憎形下,政治上我们便看到魏玛 政府大多数情况下的一般构成,即清一色的少数派组成政府,政府在国会中不得不 依靠大多数的容忍来取得支持。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执政党的议会联盟稍有分歧 便会破裂。魏玛共和国一任总理平均只能干7 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阿登纳拒绝组 阁,自有其充分的道理。 在拒绝组阁的三年半之后,阿登纳在选举中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对手,第二次当 选了每届任期十二年的科隆市市长。科隆市组织了盛大的典礼庆祝他的连选连任。 阿登纳泰然受之。当时他53 岁,他打算待这一届于满之后到65 岁便退休回家伺 弄他的花园,他十分热爱园艺。但始料未及,到1929 年,一个新的动荡时期又开 始了。 1929 年10 月24 日,这一天被西方国家称为“黑色的星期一”。美国纽约 华尔街突然出现了股市大滑坡,一下子造成全美的金融恐慌。美国金融恐慌立刻波 及靠美国道威斯计划帮助建立起来的德国金融体系,德国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经 济萧条很快蔓延至西方所有国家:美国、德国、奥地利、英国,以及依赖农产品出 口和外贸的中欧、南美、大洋洲国家,最后是法国,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各 国纷纷采取措施,以求自保。德国由于对英美经济的依赖和它本身不能以关税壁垒 自保的情形,处境十分不利。从1931年5 月到7 月,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 了42%, 1932 年的工业生产比1929 年危机前几乎下降了一半,破产的银行和工 商企业达一万多家,失业工人高达700 万,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 经济的岌岌可危加剧了社会的动荡,魏玛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更迭,可是, 无论是社会民主党的缪勒、天主教中央党的布鲁林,还是冯·巴本和施莱彻尔将军 组阁的政府,都无法克服尖锐的财政困难。魏玛共和国诞生之初就背着重重的历史 负担:虽然它对于帝国的灭亡毫无责任,却因继承了威廉帝国的遗产而不得不承受 履行帝国覆灭所留下来的凡尔赛条约的义务,后者的许多强加性条款令德国人感到 内心不服。于是,在这个经济、社会的困难时期,民族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惯于煽 动的希特勒很容易就把签定令德国人受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责任加在了魏玛共和国 的身上。 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阿登纳开始时不相信纳粹真的能够上得了台。作为普鲁 士议会的议长,他经常上柏林去,一般是一月一次。动荡时期他看到纳粹分子经常 “大打出手”,他也看到当时身居要职、肩负国家重任的政治家们不去制止这些暴 行。他很震惊地和柏林许多有影响的人谈过纳粹问题,希望敲起警钟,但毫无作用。 危机已迫在眼前,他感到“大家就像一只一动不动地呆在毒蛇跟前的兔子一样,等 着成为毒蛇的口中之食,毫无抵抗和麻木不仁地看着悲剧演下去。”他建议魏玛政 府采取一些强有力措施,比如有效训练一支警察部队以维护社会治安,制止纳粹分 子的野蛮行径,但没人响应。他眼见魏玛政府的领导者拥有国家权力手段而不去使 用,任由共和国被纳粹侵蚀,民主被纳粹践踏。当他以旁观者眼睁睁看到魏玛共和 国最终覆亡在希特勒手中时,阿登纳深深地被刺痛了,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家的无能 与庸碌、民主的软弱在历史的危机关头的危险作用。他一生都谨记着这个教训。 1933 年1 月30 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组阁。当时阿登纳还担任着普鲁 士议会议长,普鲁士代表会议所拥有的某些权限令纳粹感到碍眼,纳粹在此时已是 为所欲为,准备通过法律手段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作出这种决议的权力,掌握在 由普鲁士总理、普鲁士代表会议主席和普鲁士议会议长组成的三人小组手中。2 月 初,普鲁士代表会议主席克尔邀请大家开会,想在纳粹提出国家总改革的时候作出 一项关于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的决议。普鲁士总理布劳思没有出席,代替他的是当 时已被任命为“普鲁士帝国专员”的冯·巴本。作为普鲁士议会议长,阿登纳在会 上义正严辞地指出:这个小组无权作出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的决定。因为第一、冯· 巴本不是普鲁士总理,无论是国家宪法还是普鲁士宪法都没有规定有什么“普鲁士 帝国专员”;第二、他本人作为普鲁士议长决不签署同意这样的决议。说完,阿登 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 他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事态发展。克尔和冯·巴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解散 代表的会议的决定。他那桀骜不驯的独立个性使他成为纳粹的眼中之钉。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1933 年3 月,希特勒在大选前的竞选旅行中来到科隆,他满以为阿登 纳会到机场去欢迎他的到来,阿登纳却拒绝这么做,并以最大限度的怠慢来表示了 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领袖的摈弃和蔑视。两天后,希特勒在科隆发表演说,纳粹 分子在城里挂满了宣传标志。阿登纳一大早就命令市政工人取下了挂在莱茵河桥上 的纳粹旗帜,为防止纳粹分子捣乱,他又派出了一队警察去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 行。 他的做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不想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同自 己作对。大选之后,纳粹掌握了绝对权力,阿登纳很快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大受排 挤。他被加上凭空捏造的反对科隆人民的罪名,成为“叛徒”和“人民公敌”,当 众受辱,并最终于1933 年春天,被纳粹赶出了科隆城。 在被罢黜之后,阿登纳曾经上过柏林找当时的普鲁士内务部长戈林申诉自己的 情况。可以想象戈林对他的态度,他早已上了纳粹要消灭者的黑名单。 此前纳粹曾经暗示说如果他愿意主动引退,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他却 拗执地呆到别人把他撵走。被罢黜的阿登纳命运悲惨,这时他带着七个儿女,一贫 如洗,没有退休金,银行存款也被冻结,连家庭生活也失去了保障。 突如其来的变化给阿登纳内心的打击极为沉重,他需要有一个时期来对这些突 如其来的变化作出思考。于是他把家人留在勒恩多夫,独自跑到离莱茵河十五公里 的玛丽亚拉赫山的一家本尼狄克教派的修道院中隐居起来。修道院的住持是他的老 同学老朋友,在这儿可以暂时避开纳粹的注意,不被其搔扰,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 “科隆之王”在修道院里留居了将近一年,这是他在纳粹时代过得最有意义的 日子。修道院里有着丰富的藏书,他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他有充分的时间来进 行思考分析。林中漫步和阅读书籍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据阿登纳自己说,日后他关 于欧洲和平的构想,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不过纳粹并没有将他遗忘。1934 年,他在施莱歇事件中受到牵连,6 月30 日的“长刀之夜”,阿登纳遭到纳粹逮捕。他侥幸逃过了那次大屠杀,因为纳粹查 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这一次他学乖了,不再公然顶撞纳粹。 在被释放之后,他回到了在勒恩多夫的家中,平日里深居简出,照顾家人,以 种花度日。有一件事使他连这种生活也难以为继了。他去了一次勒恩多夫的射击协 会,那儿的会员们大胆地吹奏了一支进行曲向他致敬,这支进行曲恰是希特勒所喜 爱的《巴登魏勒进行曲》,希特勒每逢盛大庆典出场时必然演奏。大约是会员们只 会奏这么一支由子,但纳粹当局却感到愤怒,像阿登纳这么一位希特勒的藐视者居 然敢于接受这种礼遇,这无疑是对元首的大不敬,是一种挑衅。于是地方当局作出 决定,再次勒令他离开勒恩多夫。 那是1935 年11 月的一个仟悔日,那一天阴沉而凄凉,从早到晚大雨如注, 莱茵河涨了大水,那灰暗得没有一丝光亮的天空恰如阿登纳的心境:科隆市长的职 位被撤了,他的家庭失去了保障,他的人民正在被遭受愚弄,前途茫茫,看不到一 丝希望。这时候他读了一本书:约瑟夫·康拉德的《台风》。 书中描写一位勇敢的船长同咆哮肆虐的台风进行艰苦搏斗的故事———切都已 经毫无指望了,但是船长并没有对风暴屈服,他沉着冷静,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做到 了一切力所能及。最后,船长战胜了台风,重新看到了风平浪静的大海。这本书使 他得到了安慰,获得了勇气,他变得坚定多了,学会了泰然自若地承受即将到来的 一切风浪。 因为他曾是显赫一时的科隆之王,纳粹总是没有将他遗忘。1939 年波德战争 爆发之时,阿登纳的名字又一次上了一张列有莱茵省人士的黑名单,并排名第一位。 这次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好心人救了他,将他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划掉了,使他得以逃 脱厄运,而他的一个好朋友却因同列这张名单上而惨遭纳粹杀害。1944 年他再次 死里逃生。那年他被邀请参与卡尔·戈德勒策划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当时他估计 了形势,认为计划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因而拒绝了邀请。在暗杀行动果然失败之后, 纳粹同样也逮捕了他,并把他投入科隆附近布劳魏勒的盖世太保监狱里。他假装生 病而逃避了被转送到布垣瓦尔德集中营的命运,然后在一位空军朋友的帮助下又从 医院里潜逃了。后来,盖世太保发现他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处的一个森林磨坊里, 又重新逮捕了他。这时盟军已经离此不远了。有一天,他和囚犯们一起被带到一堵 墙前,并被盖世太保告知一当美国人越过布劳魏勒附近的埃尔福特河时,他们就将 在这里被处决。他的儿子马科斯此时是德国陆军军官,他到柏林去为他的父亲说了 情。这时纳粹自顾不暇,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于是在1944 年11 月将他释放。 阿登纳总算逃脱了死亡的厄运。 回到勒恩多夫家中,阿登纳开始焦虑地等待着盟军打来的消息。等待的心情是 沉重的,隆隆的炮火声最初是遥远而稀疏的,到后来便越来越近,并越发密集。他 每天收听好几次国外的广播,尤其是英国的BBC 和瑞士的贝罗明斯特电台。 1945 年春天,美军向美因茨集中,而英军也开始向威塞尔集中。由于德国军 队没有来得及炸毁雷马根桥,美军改变了进军计划,将防守薄弱的雷马根桥作为渡 莱茵河的第一条通道。这样勒恩多夫便正好陷入战火,阿登纳一家不得不将屋后山 中的酒窖作为临时的避难所。他们在酒窖里躲了八天,听到了手榴弹在花园里爆炸 的声音。第八天,炮火停了,美军开进了勒恩多夫。 阿登纳走出酒窑重见天日。当两个美国士兵进入阿登纳的家时,他们看到这位 昔时的“科隆之王”正在花园里摆弄他的花草。 战争终于结束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梦魇也结束了。1933—1945 年,整整十二 年,阿登纳过着与权力和政治无关的生活,并且时时担心着纳粹的追捕。 这些年里、他有过昔行僧似的在修道院里的苦修生活,也曾如隐世者一般孤芳 自赏,寄情花草田园,但更多的时间里他在思索。他的信念没有改变,船长与台风 的故事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他看到德意志民族屈服干好胜的民族主义和专制暴君招 致的灾难,也看到使德国重建、摆脱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出路。他在脑海里勾画 出了一张新秩序的宏图,他的新秩序不仅规划了被战争彻底打垮的德国,也涵括了 因战争而伤痕累累的欧洲,他感到他有责任、有义务、有信心再为完成这新秩序的 建设而作出努力。他是船长,他将带领着他的船员们继续和台风拼搏,带领他们重 建为战争所破坏的家园。 阿登纳等待着新生命的开始。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