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民主联盟 ……我们并不想绝望。我们要进行工作。我们前面是一条艰辛而坎坷不平的道 路。我们只看到这条道路口上堆起的一片废墟,我们看不到它通向何处。我们要走 这条路,我们要以我们尚存的全部力量来走这条路。我们要用无比坚强的耐心,对 于我们人民和城市的无限热爱来走这条路…… ——阿登纳在科隆市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在被纳粹驱逐的漫长日子里,在翁克尔的修道院,在布劳魏勒的盖世太保监狱, 在勒恩多夫的自己家中,阿登纳苦心思索德国的前途和出路。他曾清楚地看到德国 屈服于无神论独裁统治而招致的灾难,因而强烈期望在战争结束之后,能以基督教 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基础,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他后来在回忆 录中写道,他希望能重新教育和引导德国人,“使他们从把国家搞成偶像、供奉在 祭坛上,把个人的尊严和作用当成这个偶像牺牲品的错误观念中走出,确立起人、 人的尊严和自由高于一切,也高于国家权力的原则”;也希望能重新建立起一个强 有力的、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以基督教原则为该心的政党,为德国人确立出一个 新的政治目标,开始一种新的政治生活。 1945 年春天,在纳粹帝国走向崩溃之际,一些在1933 年被取缔的政党又重 新开始活跃起来。随着战争的结束,盟国也在着手建立战后德国政治生活的原则。 在8 月初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公布了战败德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其中第2 条 第9 款规定,允许在整个德国重新建立民主政党,准予并鼓励各政党召集会议和进 行公开讨论。苏占区在6 月10 日,美占区在8 月13 日、英占区在9 月15 日、 法占区在12 月,分别发布公告,允许了占领区内的政党活动。 在此之前,前中央党人士建立的基督教组织的活动已经在全德许多地区恢复, 在柏林、科隆—杜塞尔多夫、汉堡地区以及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颇有影响的基督教 党小组。科隆地区的基督教党小组的领导人、前中央党人士莱奥·施威林几次前来 邀请德高望重的老市长阿登纳参加,但是由于当时政局未明,阿登纳婉言谢绝。这 是阿登纳战前和战后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即在形势尚未明朗、时机尚不成熟的情 况下,绝不轻举妄动。阿登纳在等待盟国解除政党活动的禁令,同时也想弄清盟国 允许的政党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 8 月初,波茨坦公告公开发表,阿登纳感觉到时机已到。8 月31 日,杜塞尔 多夫地区两名基督教党小组的领导人卡尔·阿诺尔德和瓦尔特·亨泽尔对阿登纳再 作邀请,阿登纳毫不迟疑地答应出山,因为盟国政党活动的禁令已被解除,可以一 展身手。他开始筹建基督教政党。 随着禁令的解除,其它政党的活动也复苏。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先行动起来。作为他们传统支柱的工会,几乎是在希特勒 帝国刚一崩溃就马上被准许恢复活动,而当时其它政党则无此优遇。 社民党公认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精明强干,在战前坚定反对纳粹, 1933 年 7 月,被纳粹党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他在纳粹集中营里落下满身残疾,失去了一 只胳膊和一条脚。这些经历使他为盟国所敬重,为他在战后政治舞台的活动奠立了 基础。舒马赫同时又是一位极为坚强、百折不回的人,出狱后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 社会民主党的重建工作,任何人都为他的斗志折服而肃然起敬。 共产党也同样很快恢复了组织,该党的领导人在纳粹时期也曾遭到严重迫害。 靠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很快在全德展开活动,美英占领当局最初为了维持盟国合作, 也支持了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的影响很快遍及全德。 此外,在德国西南部以及黑森等地区,一些自由思想者及老民族自由党人也在 聚集起来,准备筹建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党。在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政治派别在活 动,使得在战后初期德国出现了一派活跃的政治气氛,各党各派纷纷提出了自己的 纲领主张。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基督教活动小组也以蓬勃之势向全德发展。这些小组在 四个占领区内分别组织了起来,彼此间形成了某种联系。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地基 督教活动小组要求统一组织,由于许多前中央党人是小组的领导核心,若要形成一 个团结紧密的政党,前中央党内的各种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党组织中。于 是,各地基督教党小组陷入不停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即在于:是继续保留中央党的 宗旨、纲领和组织原则,还是放弃中央党的主张,重新以共同遵循的基督教伦理道 德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全新的基督教政党。 中央党是在19 世纪建立起来的,建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抵抗普鲁士国家对教 会的压制。普鲁士是奉行新教的国家,而中央党则是信奉天主教的教会少数派。党 人大多处于社会上层,尽管它力图奉行社会平衡政策,企图把企业主、农民和工人 的利益融合成一个整体,但教义的分歧使中央党把新教徒拒之门外。在进入20 世 纪、尤其是一次大战以后,中央党内部为了是否接纳新教徒的问题几经激烈争论, 党陷于政治上的分裂。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组建一个新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要使这个党变得真正 强有力并发挥自己的影响作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阿登纳坚决主张同中央 党在政治上决裂,建立起全新政党,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与旧中央党内部的分歧一刀 两断,扩大基督教的党的社会基础,也便于树立一个全新的形象,在新形势、新基 础、新观念上,提出新的政治主张。这种认识为基督教政治组织内一大批志同道合 者所响应。 阿登纳希望新基督教党的大门向所有基督徒敞开。在阿登纳看来,基督教的伦 理道德原则应当是这个新党的核心宗旨。早在1922 年他担任慕尼黑天主教大会主 席时就主张“我们应尽我们的力量争取与新教徒阵营中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携手前 进,力求彼此帮助和相互支持。”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他亲眼目睹了软弱无能的政 党不能抵挡国家社会主义对民主侵害和践踏;在希特勒纳粹的时代,他又深切地体 会到无神论的独裁统治将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痛苦的体验和深刻的思考,使他得 出结论:一个没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将是软弱的,而一个不以伦理原则为基础的 政党则是危险的。因此,只有一个扎根于基督教教义,又具有坚定的伦理原则、并 得到德国各阶层人民支持的新政党,才能担当起引导和教育德国人民的重任。他的 观点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士的认可。 1945 年12 月31 日,就在英国占领当局解除对他禁令的同一天,阿登纳接 到邀请,去参加在巴特格德斯堡召开的基督教民主党小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柏林地区基督教党小组领导人安德雷亚斯·赫尔门斯的发起下召 开的,云集了全德各地基督教党小组的成员,但赫尔门斯本人却因苏占区当局的禁 止未能到会。会上人们决定称自己的组织为“联盟”,强调所有选择了基督教民主 政治基础的人们,都应联合起来,努力争取建立起全德范围内的政党。这样,“基 督教民主联盟”便诞生了。在南德的巴伐利亚,人们组织起名曰“基督教社会联盟” 的同样性质的基督教政党。 由于德国处于分区占领的状态以及赫尔门斯未能到会,使阿登纳感到: 建立跨占领区的全国性基民盟组织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他主张在英军占领区 发展和扩大基民盟,以此为基础,再建立和加强英占区基民盟与其它占区基民盟之 间的联系。 政治上的资本需要一步步积累,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还必须懂得利用和争取 各种各样的机会。当时在英占区基民盟内部,阿登纳既不是最早的创始人,又在基 民盟党小组发展的关键时期,被英国人停了两个月的政治活动,这对他争取英占区 基民盟领导权来说是不利的。不过,在他决定要干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善于扭 转局势,化不利为有利。 1946 年1 月22、23 两日,英占区基民盟在威斯特伐伦的赫尔福德举行了一 次重要会议,以选举英占区基民盟执行委员会。会议刚一开始,代表们就为选举会 议的主席而争论不休。阿登纳在开会的前一刻才姗姗到场,他径直走到主席台上, 向代表们宣布自己在与会者中年龄最长,理应是会议主席,会议的开幕式也应当由 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 不知道出于对德高望重的阿登纳的尊重,还是在惊诧之余来不及反应,没有人 对阿登纳的毛遂自荐提出异议。阿登纳的精明能干是人们早已熟知,他直接务实的 工作作风与他敏锐的政治思想,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这样,阿登纳成了会议的 主席。主持了赫尔福德会议之后,阿登纳确立作为英占区基民盟领导人的地位。但 是,阿登纳并不认为是因为他的自荐才使人们听从其发号施令的,按照阿登纳自己 的说法,他是“应到会者的一致要求担任了会议的主席”的。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 显然有出入。不过可以肯定,即使没有这次机会,凭借他的才能,阿登纳也能成为 众望所归者。 赫尔福德会议决定了英占区基民盟的第一任务,是要“引导德国人民摆脱他们 目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局面”,这样就必须强化基民盟的组织机构,增加基民盟的 活动能力与影响。会后,与会的26 名代表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地区,在莱茵兰、威 斯特伐伦、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堡、不来梅、奥尔登堡、布伦瑞 克以及利珀等地开展活动。由于新政党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抛弃 了旧中央党的派别之争及其狭隘政治观念,它立即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历 经了纳粹无神论国家至上统治以及战争痛苦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似乎感到在 基民盟的主张中找到了一种信仰和政治上的依靠。正像阿登纳所预想的那样,战后 人们开始在寻求一种人性的回归和精神的回归,基督教和基民盟思想使他们于战败 的颓丧、屈辱与绝望之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并得到安慰。 一个月之内,基民盟的发展情况就取得出人预料的进展,各种身份、来自各个 阶层的人们纷纷入党,并且热心致力于建设基民盟的工作。党员们提出了尽快制定 党纲,在政治、精神上统一德国,在经济上重建国家的要求。 随着党的扩大发展,一些分歧也随之产生。由于受到社会民主党有关经济社会 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小组在各自单独发布的建党宣言中, 主张将资源和大企业社会主义化,认为国家应将矿业和其它国民经济中的垄断部门 收归国有。但更多的人主张将政治上的个人自由原则引人经济自主之中。为了解决 这些分歧,1946 年2 月26 日到3 月1 日,阿登纳等倡议英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 盟在威斯特伐伦的内海姆- 体斯顿举行该党第二次委员会会议。 会议在个人同国家关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文化领域等方面,就一般性原则 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与会者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并确定了基本原则。在对待 个人同国家关系上,与会者认定“国家生活必须具有并充分体现基督教伦理和文化 原则,以及真正的民主。国家权力不得侵犯人的尊严和不可转让的权利”;在文化 教育方面,会议确定要“回到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原则中去,高度尊重人的尊严 和每一个人的价值”;国家和教会之间要保持真诚合作,相互尊重等。引起各地代 表广泛争论的是经济与社会生活原则方面,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在德国实行广 泛的社会主义化。 阿登纳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在讨论中,他力陈个人自由的原则 也必须适用于经济领域。他说:政治权力应该分散,经济权力也同样。 国家社会主义让每一个德国人都看清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危害。 因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必须对权力集中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不应该 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化,这样会导致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这对个人自由原则也将 是一种危害。 照阿登纳的看法,应该建立起一种公正的社会秩序,使每个人能够为他自己和 家庭挣到一份财产。他力陈国有化并不利于鼓励个人作出杰出成就,因为一个工人 或职员在一家国营企业里并不比在一家私人企业里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政治和 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必然会使人们过分依赖国家,造成责任心薄弱,容易屈 服于国家权力等弊病,从根本上妨害民主政治。 这些观点演绎自他在科隆十七年从政的经验,也来自他对魏玛及纳粹时代政治 的深刻反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看不到这些,因而,很难将内部各种观点 统一起来。争论持续到深夜,阿登纳与科隆的前基督教工会成员的约翰内斯·阿尔 贝斯为此同不同意见的代表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求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 双方同意推迟对这一问题作出原则性的决定,并将其理由写入了1946 年3 月1 日 公布的党纲之中: “由于德国经济上还不自由,因此,急于对部分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 从目前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日后解决这一问题时,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特别是 从全民福利方面着眼来作出决定。”阿登纳还从自己的从政经验出发,向与会代表 们阐述了一所房屋、一座花园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家庭稳定对国家的重要性,以 及健康的住宅环境对家庭生活、从而也是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这样,在内海姆- 休斯顿经济纲领的第10 点中,通过下述规定,体现了阿登纳的主张: “适当的占有财产是民主国家得以巩固的一种主要因素。鼓励以诚实的手段挣 得适当的财产。”以及“在重建被毁坏的城市和乡镇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到不使居 民因居住条件过于拥挤而受害,如果有必要,应征用土地来建造房屋等。”在内海 姆- 休斯顿会议上,阿登纳的循循善诱,顽强的工作热情和坚韧的意志使基民盟折 服。3 月1 日,代表们一致选举他担任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第一主席。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发展,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也迅速统一起来了。作为一个新党,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苏军占领当局竭力限制基民盟的活动, 而在英占区内,英国人也更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的奉行原则,与英 国工党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同出一辙。在英美占领区内,占领军当局对德国共 产党和中央党都比对基民盟来得客气,对该党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 1946 年5 月11 日.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宣 布他们的目标是要以对“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不妥协的意志”,“把德国所有的民主 力量聚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舒马赫说:没有民主、没有认识的自由和批评的自 由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人道主义、不尊重人的人格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很显 然,社民党的核心是要在政治上倡行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追求“计划指导和共同塑 造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生产的“规模、方向和分配上”,更多地顾及“大众 的利益”。舒马赫杰出的个人能力与占领当局的支持,使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民众中 建立了广泛的影响。 作为英占区的基民盟主席,阿登纳不仅要忙于协调本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主 张,还需要抗衡在英国人支持下日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势力。尽管英国人不喜欢阿 登纳和他的基民盟,却不能不注意到它在本占区内日益扩大的影响,以顺利推行占 领政策。很明显,英国人必须依靠德国人,也必须让德国人适应民主政治,自己管 理自己。他们不能不面对基民盟崛起的现实,也不能再忽视它的领导人阿登纳。 1946 年2 月,英国军政府宣布,它将在它的占领区内成立一个由德国人组成 的“协商委员会”(即通称的咨询委员会),由政党、工会、行政、文化、社会、 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这只是一个没有决定权力的咨询机构,在32 名成 员之中,政党代表有8 名。基督教民主联盟指派了阿登纳和来自伍佩尔塔尔的奥托· 施密特作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方面则派出了库特·舒马赫。这样,战 后德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重要人物的相遇不可避免。 在第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碰面会上,英国人对待两党的态度泾渭分明。1946年的 3 月6 日.英占区咨询委员会在旧汉堡陆军总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咨询委 员会成员们率先到会。之后,英军司令官和占领区军事长官、空军元帅肖尔托·道 格拉斯爵士在震耳的鼓声与喇叭声中出席会议。鼓乐之后,北莱茵省省委员会主席、 省长勒尔一一介绍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勒尔着重介绍了舒马赫 在纳粹时期为抨击纳粹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与付出的巨大代价,向人们展示他光荣的 过去。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与舒马赫博士彼此长时间的亲切问候,格外引人注目。 到了介绍阿登纳时,英国人则明显冷淡多了,时间也很短。阿登纳自己精确地计算 了一下,只有1 分零45 秒。 以反德出名的道格拉斯也许是有意想奚落一下有帝国工作背景的阿登纳,他漫 不经意走到阿登纳眼前,趾高气扬地问:“市长先生,你的政治背景如何?”阿登 纳怒从心起,板着面孔,毫无表情地一字一顿地答道:“哦,我只是在1917 年当 上了科隆市长:后来, 1933 年纳粹认为我政治上不可靠,罢了我的官:1945 年 3 月,美国人复了我的职;同年10 月,英国人说我不称职,又把我撵走。因此我 靠这些现在进了占领区参议会!”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阿登纳的回答,肖尔托·道格 拉斯爵士十分惊愕。这个插曲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没过多久,伦敦的《每 日电讯报》报道了这次活动,当然,阿登纳的回答经媒体大加渲染了一番之后,令 人印象深刻。 当天晚上,在下萨克森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人物,当时的汉诺威省省长欣里希· 威廉·科普夫的搓合下,阿登纳和舒马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两人讨论了国内粮食 情况,也讨论了关于工业设备的拆除问题。在这些方面,舒马赫的态度让阿登纳感 到两党似乎有着合作的基础。但是舒马赫却在讨论的最后一刻提出了阿登纳根本不 可能让步的一个问题:让阿登纳接受社民党的领导,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德的 领导地位。虽然社民党的力量强大、基民盟发展的未来前景尚不明朗,但阿登纳却 毫不相让。他正色地告诉舒马赫: “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新近才成立的新党,但它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 和独立性。就目前来看,虽然社民党可以算作是全德最大的党,但是,今后的发展 却未必。究竟哪一个党的力量强大,将由最终的选举来作出结论。”就这样,谈判 最终告吹,不欢而散。 基民盟与社民党的争夺与冲突从此开始,社民党的强大和舒马赫以势压人,并 不意味处于劣势的基民盟会永远处于下风。阿登纳虽然年事已高,却总是信心十足、 精神百倍地奔走于各处,发表演说,向德国人民力陈基民盟的政治主张。盟国渐渐 重视阿登纳,对基民盟的发展速度也另眼相观。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无论是美国 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不对占领政策重新估计。 这样,对阿登纳和舒马赫、对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情况渐渐发生逆转,主张 以基督教原则和西方民主观念为建国基础的阿登纳和基民盟,在西方人眼里变得亲 切起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