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空气 必须警惕:不要成为苏联“和平攻势”的牺牲品。 ——《阿登纳回忆录》(三) 正如两战间召开的和平裁军会议一样,中立的瑞士首都日内瓦再次成为战后国 际活动的重要场所。1955 年7 月,美、英、法、苏四国在这里召开了继波茨坦会 议之后的四国首脑会议。阿登纳称之为“微笑的会议”,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 协定,却把未能解决的欧洲安全与德国统一、裁军以及东西方接触三个问题,留给 了10 月27 日到1956 年1 月16 日在日内瓦继续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 日内瓦首脑会议虽然收效甚微,但却带来了推动东西方缓和的“日内瓦精神”。 在它的影响下,西方舆论界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本着新的“日内瓦精神” 能够促使国际形势缓和,以“和平共处”代替冷战对峙。 这种精神也振奋了西方的政治家。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艾登提出了 建立一项“视察制度”的建议,规定在东西方之间仔细确定一个区域范围,再经双 方协商同意,派遣共同的视察队进行工作。艾登认为,通过这种东西方机构的合作, 可以在建立起来的视察区内创造一种“信任的精神”,这种精神将成为全面解决问 题重要的先决条件。为了筹备日内瓦外长会议,英国人对这项计划作了进一步修改 和补充,并在外长们谈判之前将其送交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和西方三国“日内瓦会议 筹备工作小组”。 阿登纳事先对此并不知情,只是在计划书送到“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小组”以 后,才得知这项计划的细节。所谓的视察区域在阿登纳看来似乎有一个中立区,阿 登纳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给艾登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向后者陈述了他对此项计划中 所包含的对德国歧视及对德与西方危险的担心。艾登回信向他保证,“视察计划” 并非对德国抱有成见或是宣告英国政府对这一要害问题有了转变或更改,在阿登纳 所担心的这些问题上,英国决不会采取危害西方共同目标的行动。 然而,日内瓦外长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西方三国已以艾登方案为蓝本 提出了一项计划。10 月28 日,西方三国向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 录中,尽管三国仍然承认四国对德国统一负有共同责任,应举行全德自由选举来实 现德国统一,以及“没有德国的统一,任何欧洲安全体系都将是虚假的”等等立场, 但是,三国却在备忘录所附的一份安全条约草案第3 条中,默许了建立欧洲裁军地 区应以两德之间边界作为军事分界线这非常重要的一点。莫洛托夫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立即撤销了苏联在谈判第一天所提的安全计划,于 10 月31 日重新提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方案相吻合的计划,并声明他接受 艾登“视察计划”的思想。 如果不是莫洛托夫在11 月8 日开始的后一轮谈判中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令人 吃惊地拒绝了西方国家关于通过自由选举重新统一德国的方案,艾登提出的“视察 计划”还不知应该以怎样的结果收场。在西方盟国中,阿登纳坚决反对以两德之间 边界作为裁军地区分界线;法国政府也对此抱怀疑态度;杜勒斯更不用说。日内瓦 外长会议最后是由于苏联方面反对举行全德自由选举而彻底失败。西方坚持欧洲安 全问题要与德国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同时解决,莫洛托夫则猛烈抨击东西方“自由交 流思想实际上只不过是战争的自由宣传罢了”。所以,会议有关欧洲安全、德国统 一和裁军三个议程都没能达成协议。但是,这次会议暴露出西方国家在外交政策上 已经出现了很大分歧,而这种分歧正是阿登纳所担心的“日内瓦精神”的影响所至。 阿登纳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担心。他失望的是这次会议没有使德国向重新统一迈 进,苏联人一口回绝了在1952 年曾经答应过的全德自由选举,甚至连杜勒斯在信 中所说的“重新统一有了苗头”所唤起的希望也被对会议的失望搞得烟消云散,他 更担心的是会议所显示的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不再像从前一样,保证将德国问题 和欧洲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西方会不顾联邦德国的要求去与苏联搞妥协,从而将 会牺牲德国的利益。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阿登纳这种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 艾登的计划只是一个方面,日内瓦空气也为阿登纳协调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带来 很大困难。 联邦议院的选举每四年一届。在1953 年秋天联邦议院的选举中,阿登纳所在 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获得了绝对多数票。日内瓦会议之后, 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的局促渐渐暴露,加之反对派的推波助澜,对阿登纳政策的攻 击也越来越多。眼看再过两年就将再度面临议会大选,这种趋势会对执政党选举越 发不利。 从10 月到11 月,阿登纳接连经受打击。已八十高龄的他患了支气管炎,病 痛使他不得不在家休养了七个星期。这期间,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对阿登纳的对 外政策发动了一次强大的冲击,使建国以来联盟党与自民党的联合执政陷入一场深 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发动这场攻势的是自1954 年春天开始担任自由民主党党主席的托马斯·戴勒 博士,以及自民党副主席弗里德里希·米德尔豪韦、议员拉德马赫尔、黑德戈特等 人。他们起而反对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在建国初期自民党与基民盟联合执政时,自 民党是拥护阿登纳政策的, 1949 年12 月在慕尼黑举行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大会上, 戴勒曾经说:“阿登纳这个人,不愧是德国人的幸福。”1950 年的另一次选举集 会上,戴勒也曾称阿登纳是一位“德国应该为之感谢仁慈的上帝”的人物。但是从 1955 年初开始,担任自民党主席的戴勒就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阿登纳的对外政策 了,尤其对阿登纳的重新统一政策和巴黎协定表示了极大的怀疑。3 月,《世界报 》、《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们请戴勒畅谈他的政治观点,戴勒在回答记者提出的 有关巴黎协定与重新统一是否一致的问题时说:“无论如何要在德国人民中间保持 这样的觉悟,即感到我们与西方是休戚相关的。对阻碍在和平和自由中重新统一德 国的协定(指巴黎协定)进行修正,看来是必要的,否则俄国人怎么会交出占领区 呢?”4 月24 日,在巴黎协定尚未得到所有参加国的批准之际,戴勒又在贝恩卡 斯特发表了对阿登纳政府极其不利的一个讲话,宣布自由民主党将制定一个以“不 结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所谓“第三种解决办法”的外交政策纲领。此举把阿登纳 搞得很狼狈,他不得不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向盟国强调联邦共和国将恪守同西方国 家所签定的协定,并将一如既往地忠于这些协定,以确保盟国的信任。 9 月,阿登纳与自民党的矛盾斗争升级。阿登纳去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举行了一 周的谈判,带回的成果是苏联答应释放在苏的德国人员,同时还与苏联建立了外交 关系。9 月24 日,戴勒在于耳岑发表讲话,说在巴黎协定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要重 新统一德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指望俄国人同意重新统一。这种说法与联邦政 府的政策完全矛盾。本来阿登纳就担心他访问苏联会引起西方国家对联邦德国的不 信任,戴勒的讲话无疑会证实盟国的怀疑。 阿登纳向戴勒要求澄清他的讲话同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并让自由民主党议会党 团作明确表态:它是否同意、愿不愿意执行现行的外交政策。9 月27 日,自由民 主党议会党团讨论了这一问题,之后,戴勒以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名义致信阿登 纳,说自由民主党将“忠于巴黎协定”,有关他讲话的报道是报社“混淆视听”。 阿登纳并不满意这一点,他要求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对现有政策作一次明确的表态。 第二天,阿登纳得到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 声明。 此外,基督教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还就另一些主要问题发生过摩擦,如在 有关萨尔协定、筹建中的联邦国防部国务秘书的人选、联邦国防军指挥权、选举法 以及欧洲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大,事情并没有就此简单了结。 日内瓦外长会议结束之后,阿登纳与自由民主党纠葛得火势忽旺,直接关系到 联合执政是否能够得以维持。 1955 年11 月15 日,自由民主党发动了一次重大攻势。自由民主党利用机 关刊物《自由民主通讯》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日内瓦会议得出的结论》的文章。 文章对阿登纳政策作了一番极其尖锐的抨击。文章写道:日内瓦会议上,“从联邦 首都向这位赤裸裸的日内瓦会议的否定者莫洛托夫发出了口号:‘现在该进一步实 现欧洲一体化’,莫洛托夫对于日内瓦毫无结果的德国问题的会谈,感到十分失望, 并正寻找着发泄之处,于是他瞅准了西欧经济大区域。墨西拿这个名字成了未来欧 洲胜利的希望,(同时它也是苏联人憎恶的目标)……如果我们现在向公众提出一 个二者择一的目标(指重新统一与欧洲的政策),这个目标(指欧洲政策)值得努 力追求,但又必须用现在所保持的口气而避开主要目标(指重新统一),那么,这 种追求会有利于我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吗?”文章继续写道:“日内瓦会议失败后, (联邦政府)没有变换未完成事业的政治工作位置,没有因重新统一遭到拒绝而想 到失望,从而,(联邦政府)使我们陷入无人知道将如何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目标的 欧洲事务中去。 “德国为了实现重新统一的目标,自由行动的范围已经限制得很狭窄了。我们 已经放弃使用任何武力,我们不愿意解除四大国在重新统一问题上所承担的义务。 这意味着,没有西方国家的同意,我们不签订任何条约。但在德苏互派大使中,我 们应抓住阿登纳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联邦议院所谈的那些机会……”在文章里,自 民党除了对阿登纳的统一政策攻击了一通外,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德苏建交后的对苏 政策问题,认为联邦德国忽视了由于和莫斯科建交而产生的使波恩与莫斯科直接接 触的可能性,并暗示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失败以后,联邦政府应该就德国重新统一 问题与苏联进行直接谈判。11 月19日,自由民主党主席戴勒又在鲁尔河畔的米尔 海姆尖锐批评了“德国观察员代表团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不甚积极的态度”,认为 他们在那里不同苏联接触是个错误。他说:“如果我们无所事事,就不可能完成历 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何况重新统一问题已经是当前我们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务。”同 时,戴勒还尖锐指出在日内瓦会议失败后阿登纳重新加强西欧一体化政策是“完全 错误”的。 继戴勒之后,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联邦议员弗里德里希·米德尔豪韦于11 月 19 日又在韦尔茨堡对阿登纳外交政策进行了抨击。当天合众社立刻作了报道: “……日内瓦会议的失败使得人们有必要修改巴黎协定,以便能在重新统一德 国的问题上前进一步。米德尔豪韦同时表示支持处于反对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反对巴 黎协定的立场,他们之所以反对,理由是日内瓦会议证明了阿登纳强硬政策的失败。 米德尔豪韦然后重复了共产党人提出的两个德国政府之间进行直接谈判的要求,并 最后主张西德在莫斯科和北京建立大使馆,以促进西德的商品输出。”在这次讲话 中,米德尔豪韦大肆谴责阿登纳在莫斯科苏维埃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出卖“长子权以 换取释放俘虏的红豆汤。”他在另一次公开的发言中,又高呼口号,说人们不能装 作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存在的样子”,联邦共和国自己总有一天非要作出这 个结论不可! 阿登纳愤怒了,他认为作为联合执政党的自民党不应该未经事先商量就发表如 此不负责任的讲话,同时,在勒恩多夫休养的阿登纳还得到另一个确切消息,说11 月16 日自由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重新统一德国的讨论,自民党议员 奥伊勒制定了一份计划,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果能够实现德国统一, 那么统一后德国就应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二、德国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 武装起来以保证自身安全。为此,德国可以参加普遍安全条约;第三、作为一项补 充的假设方案,考虑建立一个中立化的和裁减军备的安全地带,由现在是苏占区的 德国部分,加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希腊组成。 尽管自民党外交委员会对这项计划尚未作出最后说明,但在自由民主党机关报 所刊登的有关报道中却已宣称,外交委员会期待“尽快与莫斯科举行会谈”。 这一切极为痛切地击中了联邦德国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以后所处的外交地位,执 政两党的不和更会直接影响盟国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不多日,阿登纳接到联邦德国 驻美国大使克雷克勒从华盛顿寄来的一份有关新闻舆论的报告,克雷克勒在报告中 陈述了美国舆论对于联邦德国国内政治运动的重视。 阿登纳再也不能安于病榻了。11 月22 日、12 月1 日和2 日,联邦议院即 将举行外交政策辩论会。阿登纳郑重其事地给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托马斯·戴 勒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戴勒先生: 一些时候来,在您的党和您的议会党团中要求修改联邦政府和联合执政的外交 政策的呼声增高了。由于这种讲话尤其在美国有着不利的结果,因此我已于9 月26 日不得不请求您的议会党团作一次明确的表态,并且鉴于您在次日(9 月27 日) 信中的答复使人捉摸不定,我要求您的议会党团发表明确的声明,表示它一如既往 地支持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西方三国按照我们的要求并和我们密切配合,为通过 自由选举实现德国重新统一和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竭尽了全力。俄国代表莫洛托夫外 长极其粗暴地拒绝了通向这一目标的一切方案。他甚至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共产党政权无论如何必须继续存在,接着还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 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成就必须也在重新统一以后的德国保持下去,并扩展到联邦共和 国,换一句话说,共产党政权必须扩展到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毫无疑问,由于苏俄 的这种态度,会议没有取得结果。 如今,修改巴黎协定的要求更加强烈,现有外交政策的基础再次被自由民主党 重要成员置于不信任的境地。我指的是您于1955 年11 月19 日在鲁尔河畔米尔 海姆和接着在慕尼黑所作的讲话,以及贵党副主席米德尔豪韦先生于1955 年11 月19 日在维尔茨堡所作的讲话。我再举出议员奥伊勒先生向自由民主党外交委员 会所提出的方案,它的目标是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副武装起来,然后和苏联 谈判。贵党的外交委员会没有拒绝这个方案,相反地,却委托奥伊勒先生拟定这项 方案,以使他能够提交给贵党的外交委员会作出决议。 这些事态使我忧心忡忡。毫无收获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之后,世界形势极为危 险和紧张。对德政策可靠性的任何怀疑都将增强苏俄的力量,削弱自由人民的努力。 在我看来,12 月2 日联邦议院以明确的立场进行辩论是正确的。一个联合的 议会党团的任何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都会引起苏俄人的希望,认为整个政府联盟已 经变得不牢靠了,同时也引起自由人民的恐惧。因此我请求您的议会党团在12 月 1 日和2 日联邦议院辩论前,就以下问题作出决议: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一如既往 地站在巴黎协定的立场上,而且对协定不加修改…… 请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先生们相信,我提出在1955 年12月1 日前作出明确 答复的要求只是出于严重的忧虑。对德国来说,在联邦议院的讨论中,宁可要一个 缩小了的,然而却是团结的多数,而不要一个实际上已经不是联合的联合。 顺致崇高的敬意您忠实的阿登纳(签字)1955 年11 月22 日于莱茵河畔勒 恩多夫阿登纳向戴勒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和联邦政府政策立场保持一致,留在政 府中,要么联合执政垮台。戴勒没有理会阿登纳的信。两天后,11 月24日,自由 民主党的《自由民主通讯》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幽灵般的十一月之雾》的文章。文 章继续了自由民主党以往的观点: “……联盟党要坚持认为重新统一‘首先’是四大国的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 事情,那么,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说:这种观点是如此之荒谬,以致在这种基础上波 恩的联合是绝对不能实现的,而且将来也是不能实现的。”阿登纳尚未作出行动, 自民党这种偏离联邦政府立场的讲话很快从国外得到信息反馈。联邦德国驻伦敦大 使冯·赫尔瓦特派他的参赞里特尔回来报告,说自民党的观点在英国引起极大反响, 后果对联邦政府外交政策处境极为不利。几乎同时,阿登纳也得到一份来自美国大 使的密报,说美国舆论界也已对此作出反应。于是,他立刻要求联邦外交部长冯· 勃伦塔诺立即致函戴勒,向后者指明自民党对联邦政府外交立场态度所产生的严重 后果。 11 月24 日,勃伦塔诺致信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尖锐指出:如果在联 合政党中第二大党的权威发言人明显地与联邦总理和联邦政府的声明唱反调,那么, 德国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外就会变得不可信。这将会使西方世界采取疏远德国的政策, 将会把西方逼上另一条道路,即是要“在现有地位的基础上同苏联和解和牺牲德国 人民及其安全以换取紧张局势的缓和”。 眼看联合即将陷于破裂,自由民主党党内终于顶不住压力,开始分裂。 11 月27 日,自由民主党联邦议员与部分北莱茵一威斯特伐伦州领导聚在科 隆,一致要求戴勒辞去议会党团领导职务。11 月28 日,人们又力图劝说戴勒这 样做。戴勒在党内失去支持,最后作出妥协。11 月29 日,戴勒给阿登纳作出一 个书面保证,说自“巴黎协定通过以来,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对这些协定的态度没 有改变”。同时,自由民主党也以党的名义向外长勃伦塔诺表示,任何怀疑自由民 主党不忠于联合政府、怀疑它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信任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把误解的责任推给新闻媒介,维护自由民主党的对外形象,这一切并不能掩盖 日内瓦会议之后基督教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在原则和立场上的分歧,问题并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此基础上的阿登纳政府的联合执政仍然是脆弱的。 没过多久,自由民主党与基督教联盟党有关选举权之争。终于为这脆弱的联合 敲响了丧钟。这是后话。 联邦议院就外交政策的辩论终于来临。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如既往大唱反调, 坚持了它反对阿登纳德国统一政策与巴黎协定的立场。1955 年12 月2 日,在辩 论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伦豪尔声明:从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结局中,德国社会民 主党确认,联邦政府以往外交政策的全部计划已经表明是错误的。阿登纳所认为的 “联邦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迫使苏联放弃它的德国占领区最有效的方法, ……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相反,他的扩军政策至少给了苏联一个称心的借口,拒 绝重新统一。”奥伦豪尔又明确反对有关联邦共和国扩军的义务。这是阿登纳为向 西方确保联邦政府绝对遵守巴黎协定而提出的。 这就是日内瓦会议为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带来的结果,它使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分 歧加剧了。按阿登纳自己的说法,日内瓦精神是不现实的,也是极其不幸的,这种 精神将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拖入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阿登纳设想的联邦德国第 一步应首先争取在西方联盟内获得主权,建设西德统一的实力基础,因此阿登纳选 择了向西方一边倒。但是这种做法必然会使需要面向东西双方的德国统一受到影响, 阿登纳于是寄望于西方在冷战中将战胜苏联,这样会迫使苏联按有利于西方的方案 解决德国问题,这种设想的依据是东西冷战尖锐对立,西方实力超过苏联。阿登纳 只要坚持两点,这种基础上的德国统一就会有希望,即必须确保西方承认联邦德国 是整个德国唯一合法政府,以及德国统一必须遵循和平与自由原则。但是,日内瓦 缓和的空气使得西方国家对德政策出现了变化迹象,东西双方都显露出使德国分裂 固定化的意向,尽管西方还没能公开表示承认民主德国,却已默许东西关系现状, 这对阿登纳政策是一个极大的”毒害”。社民党和自民党完全有理由就此认为巴黎 协定的签署也就意味着德国分裂的合法化,也就意味着德国统一的遥遥无期。因此, 日内瓦会议之后,阿登纳非但没能赢得他尽力争取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也失去了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对他政策正确性的信任,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 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都对阿登纳及其政策失去了信心。 《纽约时报》当时评论道: “经过八年的民族的自我训练,西德从纷乱之中变得拥有主权与繁荣昌盛,德 国的民主又开始转向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权势的政策,这种政策曾经导致魏玛共 和国的灭亡。这一点表现在反对联邦总理阿登纳正直的亲西方的隐秘叛乱之中,这 种政策已经使德国获得今天这样的地位。这场叛乱只会在德国的新盟友中引起忧虑。” 受日内瓦空气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家,西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也受到 了一次大的冲击,这在苏共二十大后西方舆论的反应中很清楚的表现了出来。阿登 纳所担心的西方国家会将德国统一与欧洲安全分裂开来的做法终于发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法国政府率先跳出了欧洲裁军必须和德国统一问题相联系的 框子。法国新总理居伊·摩勒3 月4 日发表了一通对记者谈话。摩勒说:“我们以 满意的心情指出苏联政策中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设,苏联 已认识了它过去所犯的很危险的错误,并且将不会再重犯这些错误。”法国新外交 部长斯蒂昂·皮诺干脆告诉法国外交委员会:法国政府应该赶快就栽军问题进行谈 判,以便从日内瓦会议结束以来的死胡同中走出。他说:“我们是拥护共处的…… 法国必须和东方各国保持最良好的关系。苏联人为了策略方面更大的灵活性而 修正了他们的立场,我们也会无庸争辩地向他们靠拢,他们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 做到什么程度。”摩勒进而要求“在处理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之前,必须使裁军问题 取得进展”;而在裁军范围内使德国中立化,也成为法国新的对外政策考虑的问题。 3 月12 日,摩勒访问了伦敦,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就新的形势进行会商。 会商之后,就有消息说英法两国准备采取相同立场。阿登纳指示外交部长勃伦塔诺 前往伦敦询问,英国副国务大臣安东尼·纳丁告诉他,英国人的新立场是:德国问 题不应妨碍东西方裁军问题取得某种进展,虽则德国问题自然也决不应忽视。英法 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一个介乎迄今东方和 西方两种方案之间的折衷建议。 西方三大盟国中仅余下了美国还坚持着原有立场,即主张德国重新统一问题、 欧洲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1956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妥 协的倾向是否也将会在美国占上风呢?美国在英、法的压力之下是否会让步呢?阿 登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切。英法的转变并非仅仅是西方三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它 直接关系到德国的命运,关系到德国重新统一能否实现。 因此,在英法伦敦会晤之后,阿登纳立即给美、英、法三国领导人各起草了一 封信,并委托联邦德国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转呈。信中,阿登纳向三国致 意,要求重申过去三国所作的保证,即没有联邦德国的同意,决不允许商定与联邦 共和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它的领土等有关问题。同时,阿登纳请求盟国允许联邦政 府了解即将在伦敦开始的裁军谈判的进程,让它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裁 军问题与联邦共和国的统一与安全问题直接相关。 尽管阿登纳作此强烈呼吁,但他很难改变形势造就的联邦共和国政策的矛盾处 境。一方面在法国、英国、甚至美国,要求普遍裁军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是由于 财政考虑,也是出于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在波恩、在联邦德国,却必须要 执行重振军备的政策,因为巴黎协定恢复主权是和联邦德国重振军备联系在一起的。 要重振军备,联邦政府需要修改基本法、通过兵役法,才能实行并取得财政预算中 相应的财政支出,这必须要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而在德国人最关心的德国统 一问题上,盟国却再也不愿继续作出相应承诺,保证首先解决德国问题。阿登纳无 能为力,只能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发生 的。 1956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岁的生日。联邦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 庆典。八十高龄与前不久的一场病令阿登纳感到有些担心。这是他第一次有力不从 心的感觉,毕竟到了这个年纪还依然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并不多了。阿登纳问他 的医护顾问马蒂尼教授,他的身体能否支持到他可以保证他的政策能继续贯彻的那 一天。马蒂尼告诉他,“在1949 年您初任联邦总理时,我担保您在总理位子上能 干一年或许是两年。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我不像您那些不做医师的 朋友们那样,为您的八十高龄而担心,因为我了解您是有潜力的。我只是提醒您要 适可而止。”另一个人,欧根·格斯登美尔告诉他,年龄在一个永无止境地变动着 的时代意味着经验的多少,而经验是任何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这种安慰使阿登纳感到了新的勇气和希望。他知道,他必须使联邦德国尽快摆 脱这样的处境。责任在召唤、战斗在等待,作为船长的他必须扬帆前进,去与风浪 搏击。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