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犹如往日” 他说:‘明日犹如往日!” 我悲伤地久久凝视。 看着他举步走下山来。 他的面颊如此红润, 他的目光眺望远方…… 勒恩多夫的书房里,阿登纳坐在安乐椅上,对着窗外莱茵河的雪色,轻轻地吟 出了这首叫做《何日君再来》的小诗。 这是1963 年圣诞节前的周末,阿登纳正在审阅送礼的名单,看看他是否遗漏 了谁。每年圣诞他想到的都是这些人。莱茵河岸上已经积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彼 岸的罗兰兹博根在昏暗的暮色中若隐若现。一艘艘拖驳船神秘地向前移动,消失在 莱茵河谷那模糊不清的景色里。阿登纳说,他不喜欢雪,下了雪,万物毫无生气, 使他伤感。拖驳船发生阵阵低沉的号声,增添了忧郁的气氛。 离开权力的顶峰已经有一年多了,阿登纳常常会生出一些忧郁的感情。 有时他沉思,有时他会吟出一些忧郁的诗句。 1963 年秋天的那一幕有时会浮现在他的脑际。 1962 年秋,《明镜》报的所谓“法莱克斯”报道揭露了联邦德国防御系统的 某些弱点,警察发动了一次午夜行动抄了《明镜》周刊办公室,并且在汉堡逮捕了 周刊出版人鲁道夫·奥格斯泰因等人。结果却抓错了人。警察搜捕是因为得到情报 机关提供的错误消息——认为奥格斯泰因可能是苏联特务——而造成了这次错误行 动的。与这件事直接相关的是国防部长施特劳斯。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借机而发,鼓动公众舆论,将矛头指向阿登纳,攻击政府 触犯新闻自由。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推动下,《明镜》事件转变为一次真正的政 府危机,自由派司法部长辞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下台也不足以平息事态。最后, 阿登纳在一片滥用权力的抗议声中不得不引咎辞职。 1963 年10 月15 日,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中作了最后一次演说,离开了他工 作了十四年的绍姆堡宫。 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自1958 年柏林危机以来内政外交危机的总爆发。 为了使这位昔日的联邦总理习惯于他离休后的生活,辞职后不久,阿登纳身边 的人就建议他到卡德纳比亚去休假。阿登纳犹豫再三。因为阿登纳一向喜欢卡德纳 比亚,他身边的人希望这里和煦的太阳、清新的空气,以及阿登纳最爱玩的意大利 滚木球,能够将他与波恩的政治空气隔开,习惯并享受去离公职后的生活。 卡德纳比亚到处是阴沉苍翠的柏树,长着节节斑斑的老橄榄树以及树叶光亮如 镜的月桂树,一派田园生活的景象。春天的阳光格外明媚,阿登纳经常外出散步。 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并不富裕,但却生活得恬静而安详。房子的墙头大多装饰有彩色 的圣像,阳台的铁栏杆构有美丽的图案,到哪里都能望见垂吊的淡紫色的豆花,令 人感到有浓浓的乡土气。阿登纳常常从那条阴沉沉的小石巷走过,常看到周身着黑 的老妇人,也遇到神态倔强、皮肤晒得发亮、干活的男人,所有人都友好而亲切地 向阿登纳致意:“联邦总理先生……!”他们都习惯于看见他,因为他常来,也习 惯于他旧日的称呼。 科摩湖畔美丽的自然风光让阿登纳的心渐渐有些平静下来。德意志出版社和阿 歇特出版社跟他约了稿,订下了他回忆录德文版和法文版的版权。回忆往事、写回 忆录,成了他在卡德纳比亚的工作,但这个工作的进展却很慢。 阿登纳的心还想着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他仍然担任着党的主席。尽管很多 人觉得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只是个象征性的荣誉地位,但是阿登纳并不这么 认为,新闻界对这点也有同感,他们还是积极地追踪报道他。悠闲的隐居式生活, 阿登纳从来没有想过。到卡德纳比亚来,他只想散散心,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积 蓄力量,重新投入战斗。 1964 年秋,阿登纳回到波恩。当他从瓦恩机场走下飞机时,受到基督教民主 联盟要人们的欢迎。他容光焕发,皮肤晒得红红的,显然卡德纳比亚的阳光使他重 新焕发了精神。新闻记者们团团围住了他,在镁光灯此起彼伏地闪烁、聚光灯炫目 地对准他时,他又找回了昔日的感觉。他畅谈了自己回忆录写作的进展情况,非常 自信地表示他将以旺盛的精力和斗志重新投入波恩繁忙的政治活动之中。 转瞬之间,那令人难忘的卡德纳比亚又被置诸脑后了。他焕发出昔日雄风,成 为新闻关注的焦点。 阿登纳回来后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联邦议院全体大会举行预算辩论、基督教民 主联盟主席团会议、与国内外政治家的会谈…… 回到波恩的第二天,就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 被人赶下台了。这个消息震惊了西方各国,事先没有一点征兆。——“俄国真是一 个神秘莫测的国家”。阿登纳评论道,“一切都是那么捉摸不定!既然他们能用这 种手法干出推翻赫鲁晓夫这样的事情来,那么一切的一切又会如何发展,还有什么 主意打不出来呢?”他越发感到他对俄国认识的正确性,这件事再度成为他向联盟 党和德国人阐述对苏强硬政策的最好注释。 阿登纳对西方国家中有人对赫鲁晓夫的同情感到无法理解。柏林墙一再有人被 枪杀都已经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现在竟然去为赫鲁晓夫一掬同情泪,简直滑稽、荒 谬。他说:“一想到去年(1963 年),我今天还要发火!西方简直没领会到俄国 粮食危机所包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直不了解!1963 年夏秋两季,这个人不是已 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吗?西方本该换取俄国人同意实行真正有监督的裁军并结束 柏林的烦恼,可他们退缩了,一个多么好的良机失去了!”显然,说归说,起的作 用已经很小了,接替他的艾哈德正在积极修复同美国的关系,他可不愿因为阿登纳 而得罪了美国人。 对俄国人的警惕和与法国人的友好,仍然是阿登纳时时告诫基督教民主联盟党 内的重要问题。同时,他也不忘记随时为他的党和他的主张作最有效的宣传。他与 新闻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对艾哈德的不满仍然在继续。1964 年7 月,戴高乐将军访问波恩,受到艾 哈德政府的冷遇。阿登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艾哈德不仅冷落了他的朋友,而且完 全偏离了他所确定的法德友好的路线。1964 年10 月,《星期日图片报》为即将 到来的联邦议院选举采访了阿登纳。他借此大发一通。第二天,一篇大字标题为《 艾哈德对此无能为力》的报道,引起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 院议会党团内部一场哗然大波。 记者采访是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北莱茵——威斯特伐伦、莱茵兰——法尔茨、 萨尔等地方选举中失利揭开话题的。 记者问:地方选举以后,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出现了紧张气氛。请问有利于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股逆风从何而来?基督教民主联盟能刹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挺 进吗?”阿登纳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升的趋势,表明了对联邦政府工作的不满, 也是对联邦政府中执政党工作的不满。如果我说情况不是这样,那显然是愚蠢的, ……您想想历史上的几次反复吧! 根据我的经验:德国人民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领导,如若不然,他们就感 到不满。我对竟选颇有经验。德国人民宁愿喜欢强硬的明朗态度,而不喜欢软弱的 不明朗态度……如果本届联邦政府和联合执政党真能果断、灵活和坚定地进行工作, 同时能作出成绩来,那么,两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前景并不会坏,这些确实是先决 条件。 记者问:那您是否在考虑什么具体的事情? 阿登纳一笑:我考虑的事情多着哪! 记者追问:是考虑外交政策,欧洲经济共同体吗? 阿登纳道:我在考虑整个社会领域,这方面一直占很大的份量。但我也考虑我 们的外交政策…… 我认为,外交形势方面,特别是对联邦共和国来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严 重的局面:在苏俄,竟能秘密准备并搞出像推翻赫鲁晓夫这种更班换马的事来,而 对此竟没有一个国家的大使,没有一个情报机关,没有一个记者事先能得到点滴消 息,这确实反映了一种危险性,如果再考虑到俄国拥有核武器的话,足以使人不寒 而栗。同时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怎么样呢? 英国人、戴高乐对此将持何种态度呢?所有这些我们都不清楚。 记者插问: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保持最高度的警惕,是吗? 阿登纳语气坚定地肯定:永远保持警惕! 记者转而又问:您对戴高乐总统很尊敬,但他为什么会制造这么多的麻烦呢? 现在他跳了出来,和俄国人签订贸易协定,对莫斯科如此曲意逢迎。戴高乐不是以 抵制欧洲经济共同体、甚至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威胁吗? 阿登纳答道:我认为戴高乐的这一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年7 月他在波恩受 到联邦政府冷遇有关。像戴高乐这样一个人物,不论是从他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来 考虑,还是从他的全部性格方面来看——对他的性格我有所了解,显然都是不能容 忍这一点的。 记者问:其中也有个人的恼怒起作用吗? 阿登纳说:您对戴高乐不能这么讲,再说,他和德国结下了友谊,而这是其他 法国人所没法办到的。当然,他这样做是出于法国的利益,并不是对我们有特别的 好感。好感在外交政策中是不存在的,而是本国的利益,即法国的利益起着作用, 因为欧洲的局势由于苏俄的侵入已经完全改变了,而这两个国家又是邻国。现在戴 高乐突然感到德国经常找麻烦,这点我是根本不理解的。 记者问:您相信戴高乐会改变对德国的态度吗?是否可能出现巴黎——莫斯科 轴心? 阿登纳回答:对,肯定的。但这与戴高乐毫无关系。戴高乐也不会长生不老, 在法国,共产党是所有政党中最强大的,而且也是组织得最好的一个党。 记者试探地问: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趁戴高乐还健在的时候,尽量争取时间, 是吗? 阿登纳肯定答道:是啊,我们必须作最大的努力,好趁戴高乐还健在,使我们 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得到巩固。这对我们确实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德国多项外交政 策必须着眼于此。 可以想象阿登纳的这次公开谈话得罪了新总理艾哈德,也得罪了联邦政府里所 有的人。阿登纳捍卫了他自己的观点,也热情维护了他的朋友。对这个拥有崇高声 誉与地位的老头,无论是新总理艾哈德,还是基督教联盟党都是无可奈何。 不过,形势发展证明阿登纳有关艾哈德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的预言 完全正确。艾哈德的胜利多因于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他的权威也仅因于选民的拥 戴,一旦真正执掌大权,他外交上犹豫不决、政治上优柔寡断的个性很快暴露出来。 艾哈德在争取本党支持、协调各种矛盾、驾驭各种困难形势等方面的能力远不如阿 登纳,他不仅没能摆脱阿登纳时期内政外交的困境,反而使各种矛盾大大激化。他 面向大西洋的修复政策同样未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威信越降 越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声望却不断在上升。 1964 年11 月,长期重病的前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去世了。 这对阿登纳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凄伤,他失去了一位 志同道合的战友。从二次大战结束、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以来,阿登纳和勃伦塔诺 就密切合作,阿登纳曾对勃伦塔诺寄予过莫大希望,称勃伦塔诺为“我的政策得以 继续贯彻的必要保证”。现在勃伦塔诺却先他而去,阿登纳不能不感到莫大悲痛。 他去参加了勃伦塔诺的葬礼,其后一直情绪低落,直到1965 年初,他去了法国, 见到了戴高乐,并接受了法兰西学院隆重授予他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士的荣誉,他 的心情才开朗得许多。这次去法国,报界评论说他在法国“红得发紫”。在这种恭 维客套之辞中,他感受到法国人的极大诚意,并为此十分愉快。 1965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九岁的生日。在几天前圣诞节的讲话 中,阿登纳就已经表露出他对世界形势的极大忧虑,况且人到这个年龄对本人来讲 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就好像是做展览,他希望不搞大型庆祝。 生日这一天,他只接受了基民盟在小范围内对他的祝贺。在他心里有更多的事 还等着他去操心。1965 年对他来说充满了问号:联邦议院还面临着选举,基民盟 形势岌岌可危;英国工党政府又上了台,谁知道他们会对东方有什么新的举措?克 里姆林宫换了新人马,去向未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它又会有什么更深刻的影响? 刚刚赢得竞选的约翰逊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不得而知……他最关心的北约改组 和欧洲联合问题更是前途未卜。 1 月24 日,从伦敦传来了丘吉尔的噩耗。又少了一个同路人,阿登纳的心情 再度沮丧。曾与他一起搞政治的人越来越少,圈子也越来越小了,世界形势的发展 令人目不暇接,从旧有的逻辑出发,阿登纳认为政治局势与其说在继续发展,不如 说在不断恶化。 他仍然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联邦德国同法国和美国的关系。自从艾哈德和戴高乐 总统再度会晤之后,德法关系看来已经摆脱了夏季以来的冰冻状态,出现了某些好 转。虽然对法关系有了些希望,但同美国的关系却一点也不容乐观。这些年来,阿 登纳利用一切谈话的机会向他大洋彼岸的政治伙伴们灌输:美国的命运同欧洲的命 运休戚相关,欧洲应是美国外交的决定性重点,是美国利益真正的所在。但是,这 一基本事实是否也为华府官员们所看到呢?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代过去之后,白宫的新主人虽然继续着这一路线,但 从柏林危机、北约改组这一系列事件中,让人不能不感到欧洲的重要性在华府的心 目中已经丧失。难道欧洲已经安然无恙,再也不会有来自苏联的危险了吗?阿登纳 决不相信这一点。他希望美国人也能看清这一点。 2 月5 日,阿登纳在波恩联邦参议院侧屋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纽约时报》的发 行人C ·L ·苏兹贝格。阿登纳认识他已多年了,苏兹贝格对美国舆论有重大影响。 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 1965 年2 月10 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 当问起八十九岁的康纳德·阿登纳,谁是他赏识的最重要的人物时,这位前总 统拿起他写字台上一张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签名照说:”就是这一位,他头脑 精明,有预见,并且遵守诺言。”阿登纳悲观地认为,当前在华盛顿找不到一个这 样有才能的人。他认为,美国热衷于东南亚,忘记了更为基本的欧洲,而他却在为 欧洲的前途担忧。他说,“欧洲大陆是美国的弱点所在。 如果美国失去了它,俄国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当代德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也 不能摆脱这种疑虑,即华盛顿同莫斯科为了维持现状而有着默契。他相信,这是美 国决定不发展中程导弹的原因,而阿登纳把这种中程导弹看成是对付苏联炮兵的不 可缺少的平衡力量。 此外,阿登纳还在想,戴高乐一旦退出政治舞台,则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领 导的人民阵线政府就将取得政权。到那时,他预料西德抵抗苏联的意志就会涣散。 阿登纳相信欧洲今天在军事上是没有防御力量的,而明天在政治上也将没有防 御力量。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正处于1945年以来的最危急的时期,而你们的国 家,西方最大的国家,却无所事事,不肯正视这种危险。”阿登纳宣称,他同肯尼 迪总统曾就美国发展机动中程导弹和把它们设置在欧洲以抵销俄国在这种武器上的 优势一事达成过协议。尽管如此,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均未履行这一协议。 阿登纳说,这就使人怀疑,并促使德国去依靠法国给予迅速的、尽管是微小的 核援助的保证,以抵抗苏联的任何进攻。波恩和巴黎都不幻想它们能单独对抗俄国 的力量,但是它们相信,它们能迫使美国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干预。 在政治方面,阿登纳确信,俄国人正在等待他们能够取得欧洲的时机。阿登纳 抱怨说,西方民主国家接二连三地向它们的追求赢利的商人让步,因而减轻了苏联 的内政困难。他们提供了机器和粮食,而没有要求对等的让步。而莫斯科还在等待 着。 “您设想一下克里姆林宫是怎样看待欧洲的,”阿登纳说,“戴高乐七十四岁 了,如果他一旦不在人世的话,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法国再也没有重要的政党了。 人民阵线将获得政权。接着就将轮到意大利。我们夹在这两个国家和俄国之间该怎 么办呢? 莫斯科紧紧抓住德国中部不放,以此作为重新统一的诱饵来引我们上钩——按 照俄国人的条件来压我们就范。 “但是华盛顿却无动于哀。约翰逊总统委托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副手花了半 年时间进行调查,看美国部队撤出欧洲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您以为,搞这种调查 的无聊想法能使我们高兴吗? “美国对欧洲不再感兴趣了,也不领导了。我支持你们多边核力量计划,但从 不相信它会有什么前途,它不能代替中程导弹。 戴高乐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欧洲没有美国就会完蛋。你们再也不能把这里看成 二等地区了。如果你们仍然沉缅于你们在越南的战争,美国人民将会厌倦的。美国 人民的心理有一定的限度,将会逼得你们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莱茵河上往来的 船只在老人的办公室外突突作响,工厂烟雾腾腾,笼罩着一片繁荣、幸福的景象。 “你们不要被今天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老人说。“你们要想到明天。我 希望你们及时地醒悟过来。”当天的其他报纸也对阿登纳的这次谈话作出了转载并 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评论。《图片报》用了醒目的标题:《阿登纳:美国在欧洲失灵。 美国的眼睛一味瞟着亚洲。美国对危险视而不见》。在标题下的通栏写的是:《德 国疑虑重重》。《世界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用一种相当尖锐的语气写道: “康纳德·阿登纳还从来没有像他现在在同《纽约时报》的谈话中如此明确地 表示过对美国政策的保留意见。由此可见,在他担任联邦总理期间,脑海中已充满 了这些批评意见。所以他的话直至现在还说明他最后执政年月中的这些矛盾态度。 怀有这种忧虑的绝不仅仅是他阿登纳一人,在这一点上并不受党派的局限,阿 登纳所谈的美国人在欧洲的安全政策尤为如此,连与华盛顿有密切关系的热心追随 者也为之弄得极度混乱。 美国通常以核武器的先进技术作为改变战略的理由,可是主张削弱欧洲大陆核 力量的动机,则是一种变化了的外交政策思想。美国人本身固有的、日益严重的弱 点,促使他们去寻求同苏联人搞世界政治平衡,而这种思想一旦占了上风,就往往 与欧洲人在军事上的安全需要不相吻合。这就促进了戴高乐主义,这一政策即使在 波恩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尤其是因为感觉到缓和政策、战略和冻结中欧政治现状几 方面牵连在一起也有碍德国问题的解决。约翰逊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明显放弃对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的积极性,加深了这一恐惧,而路德维希·艾哈德想以调整同 巴黎的关系作为对策……”这次记者谈话再加上新闻界的有意宣传,引起了从大洋 彼岸到联邦德国国内的强烈反响。此时正值大选之年,联邦德国各党派正积极地筹 划联邦议院的竟选事宜。消息一出,社会民主党立即在它的机关报《议会政治新闻 》上发表了一篇暑名为“动物的人民之友”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一次拙劣的效 劳》。该评论说:“阿登纳的谈话是为了把美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早已不牢固的关 系再次搞糟……艾哈德政府将要费点力气才能把前联邦总理昨天打碎的瓷器重新胶 合起来。”联邦总理打碎了瓷器吗?阿登纳不理会这一切反应,在他看来,他是必 须要说出他想说的话,他不会袖手旁观、装聋作哑,或是卑躬屈节、忍气吞声。他 是为了基民盟,他要使基民盟的竞选有一个鲜明的立场。阿登纳又挑起了一场论战。 眼看距离秋季的联邦大选越来越近了,形势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相当不利。在这 一次联邦议院的选举中,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两个大党的观点日益接近,对政 党几乎不能再真正从政治上作出选择了。阿登纳当然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两党 有着根本的差别。“事关德国的前途!”他决意全力以赴地投入本届竞选,以证明 这一点。 同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进行全面磋商、广泛地作竞选旅行、发表竞选演说,这 是阿登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他每天都到波恩,常常是一早去,直到深夜才回 到勒恩多夫。 1959 年,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哥德斯贝格纲领》,在外交领域和安全政策上 改弦易辙,阿登纳对此进行了集中揭露和攻击。即席演说是他的拿手,阿登纳不放 过每一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机会。在德国公众面前,他嘲笑社会民主党的改弦易辙 朝三暮四:如果一个政党对谬误的东西顶礼膜拜达十年之久,人们还能对它表示信 任吗?他又讽刺社会民主党人的鼠目寸光,也连带批评自由民主党人。他说:“如 果说它们今天在许多观点上接近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路线,那么,对选民来说, 这就是反对党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政策错误,并证明了我们政策的正确性。”他极力 为基民盟的政策作辩护。 阿登纳当然也明白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他这次竞选采取的策略是”搔搔痒”, 不是他往年竞选中所习惯用的“敲木槌”。他解释说:“要是我从中得不到我所期 望的东西,又何必去激怒别人呢……? 当然,我能够激怒人,要是于我有益的话, 我会毫无顾忌地大胆去干。我的宗旨在于: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联邦议院需 要进行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改革,要进行改革,得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没有德国社 会民主党,我们办不到这一点。如果一开始就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那就不能得到 这个多数了。这确实是个问题。那样一来,合作就非常困难。为什么要采取粗暴的 态度呢?那种做法是愚蠢的!”八十九岁的阿登纳不辞辛劳,到各地作了大量的竞 选演说。有些日子他甚至一天要演说七、八次。但这样没有使他精疲力竭,他反而 感到精神振奋。 他走出了办公室,广泛地和普通选民接触,这种接触不断地给他补充了能量, 他不仅精力充沛,而且显得越来越有活力。阿登纳并不为演说作大量的准备,因为 他随时能即席而发,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接触自己的听众。每次演说中,他总 是仔细观察听众,掌握会场的情绪,以判断他所讲的内容是否在起作用。听众的反 应,无论是热情的喝彩还是恶意的嘘叫,都是对他的鞭策,尤其是插话更能激励他, 鼓舞他。遇上有人插话时,阿登纳常常施展全身解数,谈笑风生。他最擅长的是把 复杂的关系简单扼要地表达出来。尽管他的词藻并不见得华丽,也很难说出句句金 科玉律,但他能以开门见山和生动活泼的方式,以饶有幽默、风趣盎然的语句使听 众为之着魔,体会到他的个性所焕发出来的力量。这一切使他的演说获得巨大的成 功,听众如痴如醉,每到一处,他都大受欢迎。 此次竞选期间,阿登纳的体重增加了三磅,这使他的私人医生异常高兴。 熟悉他的人都说,政治斗争使他欢乐,使他精神振奋,也使他胃口大开。 自1965 年春季起,美国和苏联开始在日内瓦就不扩散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 阿登纳认为,如果华盛顿和莫斯科在目前的力量对比基础上达成协议,那么欧洲各 国要想奉行一项自主的欧洲政策,肯定是为时过晚了,要让欧洲成为一种独立的因 素,使它能够随时以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那肯定也是为时过晚。而且,这 个谈判也会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构成极大的危险,北约防御联盟的墙脚将不可避免 地被进一步挖空,从而也将危急联邦共和国的安全。阿登纳很忧虑。8 月,日内瓦 谈判进入具体化阶段,美国人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艾哈德政府在8 月17 日发表 了一项拥护声明。阿登纳尽全力反对艾哈德的这一做法。由此,引发了作为基民盟 主席的阿登纳与联邦总理艾哈德一场公开的冲突。 8 月19 日,阿登纳在明斯特作了一次演说,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一针见血 指出:“美国企图把核大国的范围永远局限于三国的计划令人发指。这个计划是如 此可怕,因为它要把欧洲拱手奉献给俄国人!……日内瓦裁军会议名不副实。我对 美国人的建议深感失望。他们想阻止我们联合起来进行防御。这不是我们和欧洲应 得的报酬。……拯救世界的唯一办法是,所有国家都放弃原子弹生产。但是,只要 其他国家不能以组织形式对这种武器进行监督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 小的核俱乐部就意味着不幸。我担心、美国人和俄国人在撇开我们取得谅解。我们 要大声疾呼地反对日内瓦眼下发生的事情。局势强烈要求我们更强硬、更有力地推 行我们的外交政策。”第二天的《图片报》在醒目的位置对这次讲演作了报道评论, 大标题赫然是:《这不是欧洲应得的报酬!》,副标题:《阿登纳为美国的核计划 深感忧虑》。明斯特的演说在波恩犹如扔下了一颗炸弹。8 月21 日的《斯图加特 报》刊登了社会民主党的反应。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弗里茨·埃勒谴责阿登纳 “不负责任地大放厥词”,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说得更为刻薄: “老总 理阿登纳狠狠刮了二总理艾哈德一顿胡子。——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人要牺牲联盟, 没有理由发出错误的警报。”报纸的评论在其中更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是这家报 纸,在当天的评论中写道: “众所周知,康纳德·阿登纳具有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地予以概括、把真实的情 况夸大地予以阐明的才能。谁要想得到广大阶层的了解,谁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见 解,谁就必须具有这种才能;如果说现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因美国的建议而把 日内瓦裁军会议称之为‘德国人的悲剧,’那么,他所再次展示的,恰恰是这样一 种才能。对于这件事,他像通常所做的那样,确实是有几分夸张,但也不能断言他 的忧虑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离联邦议院竞选只剩下三个星期,联盟党内对 阿登纳的讲话感到恼怒,因为这样的讲话归根结底是对联盟党政府政策赤裸裸的批 评,联盟党党内意见的分歧将很容易引起社会民主党的攻击,为联盟党的竞选带来 很大困难,社会民主党显然也牢牢抓住了这一点。 浪越高,阿登纳劲头越足。他认为这只是他一生与政治风浪博击中很平常的一 次。他劲头十足地说:“一个人讲话如果没有勇气单刀直人,到头来他就活该被砸 烂。”他相信他既具有掀起政治风浪的能力,他也就能够驾驭。 8 月23 日,阿登纳主持召开了一次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会议,联邦总理艾 哈德怀着满腹怒怨参加了。会议的目的是要医治一下受到创伤的联盟阵线。会上, 两人吵得一塌糊涂,谁也不能说服谁,艾哈德指责阿登纳干涉了联盟党政府的政策 实施,阿登纳也抨击艾哈德不重视外交关系,结果不了了之。 从第二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到,他们谁也没能说服谁,但却力图弥消公众对分歧 的印象:《法兰克福汇报》的标题是《主席团明确表示赞同艾哈德》,而《波恩评 论》日报则登(波恩:必须注意德国问题——联邦政府支持阿登纳的要求》。—— 会议公报用了一种相当巧妙的措词,以致人们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阿登纳本 人在当天雷克林豪森的竞选集会上,对选民们高呼: “为党内的不一致而流的鳄鱼眼泪可以立即收起来了!”使风向为之一转。8 月26 日,《波恩评论》顺着阿登纳的口气,再次报道: “联盟党的竞选战略家们舒了一口气。他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僚们在竭 力防止出现坏事。这些不同的反应的引起,除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康纳德·阿登纳 博士外别无他人。他三言两语就打乱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战略。他对美国关于限制核 军备的建议所作的评论,一下子就把外交政策重新推到了联邦德国竞选的中心……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后的竞选中曾首次成功地主动迫使基督教民主联盟接受竞选 斗争的题目……现在由于阿登纳的攻势,面貌已经改变。”正如《波恩评论》的报 道,阿登纳玩的这个政治花招又告奏效,他又一次稳住了舵,平息了由他掀起的政 治风浪。 阿登纳说他很想在这时候就看到一个联盟党和社会党的大联合政府的出现,以 促进一系列重要的立法改革的实现,但是,他的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 1965 年11 月大选揭晓,联盟党蠃得了多数而非绝对多数的选票,各方活动 的结果是,它又一次组成了与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联邦总理仍然由路德维希· 艾哈德担任。 阿登纳曾竭尽全力地想对政府的组成施加影响,最重要的是对他所历来重视的 外交部人选问题施加影响,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虽然仍然是基督教民主 联盟的主席,但这一地位并没有给他以所期望的份量,党内许多人对他是敬而远之 了,他对来访的记者们抱怨,但几乎不能产主什么大的影响了。他带着一种惆怅的 心情,开始了10 月底到科摩湖的秋季休假。他要在卡德纳比亚专心致志地继续撰 写他的回忆录,他要把这种惆怅的心情抛在脑后。很早以前阿登纳就明白,政治就 如同人们生活一样,必须把那些无法改变,不合心意的事实如实地承受下来,只有 耐心、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希望和目标,事情才会有转机出现。政治家的信念应该是 坚持不渝。他知道他该作怎样的调整了。 卡德纳比亚的金秋美得令人迷醉。阿登纳以一种闲适的心情迎接在那儿一个月 的生活:写写回忆录、听听音乐、看看小说,到科摩湖边曲曲折折的小径上散散步, 或者坐在科林纳别墅的平台上,看沐浴在温煦的夕照中的山峦、树林以及闪烁着金 色余辉的科摩湖。这种生活使他的身心重回清新的大自然。 留声机里常常播一首埃布尔唱的赞美诗,每当这时候,阿登纳总是一个人静默 着、沉醉着、感受着自然的神圣与辉煌: “噢,天父,你的世界多美啊, 当她放射着金色的光华! 你的光芒一旦向人间撒落 涂染得凡尘闪闪生辉…… 那透过薄云的红霞, 直泻在我这静谧的窗纱上! 我还能悲叹,还应害怕? 还会对你怀疑和自感渺茫? 不,我要敞开胸怀拥抱一切, 这儿就是你那极乐的天堂。 只要我心犹未碎, 它就吮吸着热和光!” 在落日余辉的科摩湖畔,歌声使阿登纳的心回复到一片宁静与肃穆之中……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