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桑植县。 同其它革命老根据地一样,桑植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穷,一个是交通不便。 因为穷,革命才容易发动,容易得到人民的响应。因为交通不便,工农武装割据才 能够实现,革命根据地才能够存在。 桑植位于湘西北的武陵山中,澧水源头,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在那个军阀混 战、社会动乱的年代,这里地贫路塞,经济落后,官匪豪绅横行肆虐,百姓生活困 苦不堪。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一个“有枪则王”的世界, 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武装蜂拥而起,自立一方:有称王称霸的军阀,鱼肉乡里的 团防,恃强凌弱的财主豪绅,打家劫舍的土匪刀客;也有设坛习武、抗捐抗丁的 “神兵”,除暴安良、抑富济贫的“民军”。 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残暴的统治阶级作长期斗争中,这里的人民不仅形成了 吃苦耐劳、淳朴倔强的性格,而且铸造出英勇不屈、敢于斗争的精神。 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不畏强暴,不惧艰险,揭竿而起,向恶 势力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中国 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在贺龙的影响和带领下,这里的人民建立起一支英勇的红 军,先后创造出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 出了重大贡献。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块地方。 1911 年11 月14 日(农历辛亥年九月廿四日)我出生在桑植县长瑞乡(今 樵子湾乡)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 号“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我起名叫“汉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篾匠的女儿,婚后生育了一女三子。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1986 年桑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给我来函称,根据查证我的民族成分不是汉族, 应定为土家族。 我只记得,我家祖上几代都是以土为生的种田人,而且都是单传。从我爷爷那 一辈起,为求人丁兴旺、门第转换,就取了一个颇为吉利的班辈排名“芝兰百世昌”。 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竟然有了转机。父亲兄弟六人,他最小,排名廖兰湘,字六谦, 号茂才。“茂才”是“秀才”的别称。在全家人勤劳耕作的供养下,他以最优等毕 业生的资格从桑植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以后,又去省城长沙读书。 我母亲曾珍藏着一张旧照片,里面站着三排穿长衫的青年,父亲就在其中。母 亲还给我指认过一位先生,说他叫林伯渠,和我父亲是朋友。据分析,此照当摄于 1915 年,其时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命在长沙组织反袁机关,任湖南支部党 务科长。由此推测,父亲可能也是一个革命党人或同情者。 我5 岁那年,父亲从省城长沙回到湘西桑植,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本保办 起新学,教授国文,领着学生下体操。唱歌子,在乡里很有些名望。 第二年,我6 岁,母亲给了我一个竹编的书夹子,父亲背着我走了几里山路把 我送入一间私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新学,但农家孩子的发蒙,仍要首先借助传统 的塾学和孔夫子,既学“人手足刀尺”《国语》识字课本,又背《论语》、《四书 》。我在乡下读了四年书,换了四个私塾。 在父母的共同操持下,我的家境渐渐好起来,搬出了山里的老屋场,在平坝子 边上的樵子湾起了一座新屋。父亲潜心教书,母亲料理家务,日子虽不富足倒也安 宁。然而这种日子只过了三四年就发生了变化。时代的风暴,社会的斗争,贺龙的 影响,改变了我家两代人的生活道路。 从樵子湾我家新屋到桑植县城约20 公里,中间有个村落叫洪家关。村南小河 上架着一座瓦屋桥,此桥今名“贺龙桥”。桥北头有一栋木屋,这就是贺龙的家。 我从小常常听到有关贺龙造反的故事。 贺龙少年时迫于生计,赶骡子贩盐,奔走在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中,饱受官 匪欺压,阅尽世事不平,立志要“反抗恶势力,为贫苦人打天下!”为此,他加入 过清末民间秘密反清团体“哥老会”,18 岁时经桑植留日学生陈图南介绍参加了 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6 年农历二月间,贺龙邀集伙伴,手持菜刀,砸了 桑植芭茅溪盐税局,夺得几条枪,竖起“讨袁护国”的义旗,拉起一支民军,投身 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 我父亲曾被贺龙邀请从军,但父亲尚文轻武,不屑于舞刀弄枪。他俩虽然都参 加过革命党,但是各自的出身、经历和志向却有很大差异:一个是读书人,一个是 骡子客;一个要以教育振兴乡里,一个要以武装打翻旧世道。 但是后来,父亲却一改初衷,加入到贺龙军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父亲改变的? 我无从考究。但是我想,他是经过自己的反复比较和思索,认定贺龙所选择的道路 是正确的,毅然投笔从戎,来到贺龙的桑植独立营里任职。 我在家中看到过贺龙给我父亲的信封套子上写着“廖营附”、“廖副官”这样 的称呼,老百姓则称他“廖师爷”,总之是在贺龙军中做些参谋、书记一类的文墨 事。 父亲参加贺龙军后,离开了家,驻在县内时抽空回家看看,走的远了就很长时 间不回来。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我家附近的平坝子过,我和另一个小孩子跑到路边田埂 上看“过兵”。 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兵的身后背着几根“大令”。这“大令”跟古 戏里的令箭一样,我知道它代表着长官,它到哪里就好比长官本人亲自到哪里,查 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大令”敬礼。 我正看得入神,一位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面前,他就是贺龙。 贺龙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呀?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哟!”当时老百 姓是怕兵的,一听说“过兵”唯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兵呢。 我回答他:“我是廖家的。”他又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 贺龙夸了我几句,率队向洪家关方向去了。我没料到,这次看兵却看出了一段 亲事。 不久以后,我父亲向贺龙请假回家,说要给儿子定亲。 贺龙问:“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父亲说:“不是,有人给汉生的弟弟提亲。” 贺龙顺势说:“我也给你做个媒吧。”“那当然好啦。”父亲答应下来。 这样,贺龙把他二姐贺戊姐的女儿肖良民说给了我。 过端午节时,我跟父亲的护兵王青儿骑着骡子到桑植县城,在贺龙的司令部里 住了两天,见了贺龙和大姐贺民英、姐夫谷吉庭,这门亲事就正式订下来。从此我 与贺家结下了亲戚关系。 我10 岁那年,父亲染上暴病,于农历七月初十病逝在贺龙军中,灵柩由贺民 英、各吉庭夫妇派人接回桑植,安葬在我家屋场旁。 父亲去世第二年,在主张新学的姨父阙安仁的劝说下,妈妈让我进了桑植县立 高等小学校。入学时考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说人”。写了些什么,我大都不记得 了,只记得其中一句是:“人有善人,有恶人。”表达出我对社会上各种人的一点 朦胧认识。 桑植县立高小是全县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我因为在乡里读过四年私塾,所以 一入学就读高小的课程,开的课有国文、算术、音乐、体育等,第二年还开了英文。 澧源镇上还有一所初级小学,收的都是城里的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乡下人,骂我们 是“乡巴佬”、“苞谷佬”。我由此也感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我进高小读书的两年间,逢年过节到贺民英、贺戊姐的家里去拜年。她们对我 家孤儿寡母尽力照顾。 1924 年秋,贺龙北伐返湘,打跑了常澧镇守使唐荣阳,驻防澧州城,不久又 当上建国川军第1 师师长。1925 年初,贺民英派人把我和戊姐的大儿子肖裴然、 谷吉庭的侄儿谷化章接到澧州过春节。 节后,贺龙派徐焕然把我们三个小孩子送去常德读书,每人给了100 块钱作学 费和食宿费。 常德旧称武陵,是当时湘西地区以及沅澧流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和进出门户。我 这个山里伢子能够到常德读书。受益匪浅,不仅长了知识、见了世面,更重要的是 接触到了大革命的风潮。 我们进的学校是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我插班上五年级。附小与第 二师范学校仅一墙之隔,是二师毕业生实习的地方。二师是湘西地区的最高学府, 集纳了30 县市的众多英华。五四运动以来,二师的进步师生总是最先接受新思潮, 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湘西最早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使二师成为湘西革命运动的发源地。 我入学时,正当大革命兴起之际,二师的学生运动也十分活跃。不久,孙中山 先生逝世,围绕着如何看待“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左右两派学生 的斗争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了由国民党右派学生挑起的“二师械斗”事件。 当时我只是听说,左右两派学生在第二师范打架,打死了一个国民党右派学生。 共产党和左派学生一部分跑了,一部分被抓,数十人被校方挂牌开除,首当其冲的 是麻阳籍学生、共产党员滕代远。 有一天我们附小正在上课,二师一个麻阳籍右派学生闯进教室,带着人来搜捕 共产党。 事件发生后,右派学生借此发难,控制了全校,给死了的那个国民党右派学生 开追悼会,我们附小学生也被带去参加。 从1925 年春到1926 年夏,我在二师附小先后读了三个学期。头一个学期正 逢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我放假回来就在他那里住几天。第二个学期贺龙被湖南省 长赵恒惕逼出澧州,去了贵州。我的钱用光了,给他写了封信,他寄来30 块钱, 我才又上了第三个学期。1926 年暑假回桑植,我听说贺龙率部参加二次北伐战争, 由黔入湘到了常德。我跟贺龙的幺妹戎姑去找他,想继续求学,刚走出桑植县境, 又听说他已经从常德出征走远了。我没了学费资助,只好辍学回家。 在常德上学虽然只有一年半,却使我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第一次听到了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口号,对大革命有了一点印 象。 为了完成高小学业,我再进桑植高小,学完了最后一个学期。 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我的一个堂兄写他有几个哥哥在黄埔军 校如何如何,其实一个都没有,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大革命的影响已经传到了偏僻 的湘西,黄埔的名声颇为响亮,也很时髦。我在作文中如实地记述了我家孤儿寡母 生活的艰难,得到老师的赞许。毕业班60 几个学生,我原想进前3 名,结果没能 如愿,以第5 名的成绩通过毕业考试,完成了高小学业。 毕业之后,我无钱继续到外面升学,只好留在家中,一面帮妈妈干活,一面帮 在乡里教书的高小同学带学生。 1927 年春,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波及到湘西山区。桑植县筹备成立农民 协会。我们长瑞乡的七八个高小毕业同学,也在乡里搞农民运动。大家推举朱照环 领头,他到桑植城里领回一些标语、传单,每逢赶场天,我们跑到樵子湾集上,贴 标语,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我们闹腾了个把月,还没有取 得多少实绩,形势就急剧恶化,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从上海吹到省城,又吹到湘西。 桑植县农民运动垮了台,我们长瑞乡的几个学生也散了伙。乡长刘子维仗着手下有 十几条枪,来整我们。闹农会时,我们曾对这位乡长大人有点不大“尊重”,那时 他也不敢怎么样,由着我们闹,农民运动一垮台,他就扬言要教训我们。结果,领 头的朱照环见风使舵,投了团防队,胆小的朱琴材被吓死了,我在家里呆不下去, 只好去投奔贺龙的两个姐姐贺民英、贺戊姐。 当时,因受黑暗社会的压迫以及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影响,贺龙的几位亲姊 妹贺民英、贺戊姐、贺满姑、贺戎姑也都或多或少的拥有几条枪。我初到她们那里, 不过是想走走亲戚,避避风头,没想到却从此投笔从戎,拿起刀枪,走上一条武装 反抗旧制度的道路。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