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边缘 1933 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3 军军部率9 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 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4 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 文书)。 过去我曾三番五次要跟贺龙到红军主力部队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如愿。 今天终于实现了,自然欣喜万分。 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我在红3 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我到太平镇的当天,看到军部特务班里押着三个人,当即叫我吃了一惊! 这三个被关押的人,有两个我认识。 一个是谷志标。我的这个同乡加同学几个月前还在任8 师政治委员,8 师撤销 后他改任军政治部政务科长(相当于现在的保卫科长),搞了几天“肃反”,有人 说他这个政务科长也是个反革命“改组派”,把他捆起来。 另一个是贺炳炎。他原是湖北松滋县的一个小铁匠,跟父亲一块当红军。 1929 年红军打开桑植城后,贺炳炎给县农会主任陈昌厚当警卫员,我也在农 会工作,他16 岁,我18 岁,少年易熟,我俩认识了。以后贺炳炎到军部手枪大 队当班长、队长,当过几个团的团长。部队到鹤峰后,他父亲在战斗中牺牲了,他 本人也负了伤。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怀疑是“改组派”同伙。 他得到信跑到山上,想了一整天,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革命队伍,又回来 了,一进门就被抓起来。 第三个人我不认识,听说叫宋盘铭,原是留苏学生,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回 国后当过少共湘鄂西省委书记,后来是9 师政委,因为不满“肃反”扩大化而被说 成是“改组派”,撤了职,关了起来。 看到谷志标、贺炳炎他们成了这个样子,我原想去打招呼,可又听说,他们要 是看你一眼,说上一句话,被别人看到了,恐怕连你也抓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谷志标被押往鹤峰城去枪毙。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贺龙知道谷 志标不见了,急忙派人追到鹤峰县城,不准杀,这才保下一条命。 我不晓得谷志标、贺炳炎、宋盘铭三个犯了什么大罪要捆要杀?只听说是“改 组派”。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 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 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 年宣布解 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 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 党里来了。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推行左倾路线, 搞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大抓“改组派”,冤杀了几干人,使洪湖苏区的反 “围剿”失败,红3 军不得不退出洪湖转往湘鄂边。在数千公里行军中,夏曦又搞 了第二次“肃反”,走一路杀一路,回到湘鄂边,又接连搞了第三、第四次“肃反”。 凡是反对这种搞法的人,工作中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以及战斗失利、工作失误、违 犯纪律的人,统统被说成是反革命“改组派”。对被抓起来的人,大搞逼供信,再 据此进行更大范围的“肃反”。 夏曦等人甚至进行了极端荒谬的推理: 上一级是“改组派”,受其领导的下一级也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改组派”, 与其搭档的政治委员也必然是;首长是“改组派”,在其身边的警卫员也必然是; 书记、主席是“改组派”,其党委、苏维埃的成员则统统是。 他们抓“改组派”抓昏了头。二人相遇,在茅房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嫌疑 ;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以“好吃会”之名杀掉。 在这位夏主席住鹤峰城的那一段时间,城外每天都有被杀者的尸体十几具。一 批又一批的优秀干部就这样蒙冤而死。 我到红3 军军部之前,段德昌、王炳南等一些我熟悉和敬仰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刚刚被杀掉。 段德昌是与贺龙、周逸群齐名的红2 军团和洪湖苏区创始人,红2 军团第6 军 军长、红3 军9 师师长。他战功卓著,深得洪湖人民爱戴。在湘鄂边,他因要求带 人打回洪湖去,被诬为“右倾”、“企图拖枪逃跑”,杀死在鹤峰与巴东交界的金 果坪。段德昌在“公审”会上作最后的陈言道:“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不 要忘记去救洪湖苏区人民!”王炳南从贺龙当营长时就跟着他,参加过北伐战争、 南昌起义。潮汕兵败后,他回桑植搞起一支队伍,参加了洪家关聚义,当过工农革 命军第一路指挥、红2 军团的师长、湘鄂边独立团团长、红3 军9 师参谋长,是湘 鄂边赫赫有名的人物。由于湘鄂边特委、苏维埃、独立团都成了“改组派”,他也 成了“同党”,被杀死在鹤峰的麻水。王炳南死后,他还有两个儿子在红军里,也 被抓起来,先杀了二儿子、团长王宜林,又要杀大儿子、连长王盛林,被贺龙看到, 发了火,才留下一条根。 在鹤峰期间,先后被杀的师级干部还有7 师师长叶光吉、师政委盛联均等,团 级干部只剩了贺炳炎一个,营连干部被杀的也不少,湘鄂边特委、县委和各级苏维 埃干部除了被敌人杀害的,其余统统被自己人搞光了。 对那些被认为“改组派”情节较轻的基层指战员,不便全杀,即处以开除,逐 出红军。尽管被开除者发誓忠于革命、勇敢作战,甚至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却始 终得不到允许,只得洒泪离去。当时四面皆敌,有家不能回,有队不能归,走投无 路,有的人仍悄悄跟着队伍后面走,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有的人四处逃亡,流浪他 乡;也有少数人投到正跟红军对阵的敌新3 旅、保安团里,常在两军阵前历述个人 境遇,指名呼降,对我军士气影响颇大。 这样搞来搞去,“改组派”越抓越多,以至上上下下、军内军外无处不有“改 组派”。这位夏主席不思反省,相反却得出一个结论:“改组派”已经完全把持了 党团组织,必须予以解散1 在湘鄂西分局会议上,夏曦不顾贺龙等同志的坚决反对, 强行作出决定:“将地方上、红3 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支部干事会,一 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我到军部工作时,大规模的“肃反” 高潮刚刚过去,但“肃反”本身仍未结束,捕人杀人的事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 “肃反”扩大化带来的恶果正在充分显露出来。 当时,党团组织解散了,全军只剩下四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 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治委员关向应、7 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最初是党 中央派到贺龙部队的交通员,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 但他不是湘鄂西分局成员,有时列席一下会议,没有表决权,在红3 军只能算有一 半党员关系。因此红3 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 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治委员 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 这样,就使红3 军失去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同时由于无线 电台已经丢失,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红3 军在政治上陷入一种盲目迷惘的境地。 这支红军部队在全盛时期曾达到过3 万之众,退出洪湖后锐减至9000余人,重 返湘鄂边的短短几个月里又一次大量减员,“肃反”杀掉的,作战牺牲的,离队逃 亡的,使全军只剩下3000 来人,行军时从队头可以看到队尾。 “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军中充满恐怖气象,指战员情绪低沉,看不到 一个笑脸。以往红军最拿手的扩红工作如今也不灵了,指战员对扩兵的积极性不高, 因为介绍了熟人来,出了问题一个倒霉一个受连累,苏区群众看到“肃反”搞的那 样凶,也不愿来了。过去一直是人比枪多的红军出现了枪多于人的怪现象。红3 军 缩编为7 、9 两师,每师各辖三个团,团以下取消了营的建制,每团只有三四个连, 其中还有一个是“自首连”,其成员均是“改组派”“自首”而未杀的营、连、排 干部。行军时,叫“自首连”抬担架、背粮食;打仗时,发枪下来,要他们去冲杀 ;缴到武器弹药,却要送给其他连。他们虽然身如囚犯,随时有被处决的可能,作 战却特别勇敢,对革命矢志不渝。但是,在“肃反”领导者看来,“反革命分子其 所以坚决勇敢的战斗,表现对革命的忠贞,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 活动”。实在是荒谬得很,可悲得很。 由于内部的“肃反”扩大化和外部的敌军“围剿”,红3 军在湘鄂边虽然先后 占领鹤峰、桑植县城,却不能象以往那样重整旗鼓,甚至难于立足。 1933 年7 月,敌军相继攻占鹤峰县城和分局、军部驻地麻水,红3 军转至鹤 峰、宣恩交界的烧巴岩,在那里开会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军部 和9 师前往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开辟新区,一路由夏曦带7 师留在鹤峰。不久7 师也退出鹤峰,湘鄂西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从此丢掉了。 此时此刻的红3 军已经被搞到了濒临毁灭的绝境。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