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的模范 2 、6 军团分别生长于湘鄂西和湘赣边两块根据地,国民党反动军队把我们长 期隔绝开来。指战员们除了关向应与任弼时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一段外,几乎 谁都没有见过面,两军之间也从未通过音讯。因此在作战、指挥、工作、生活等各 个方面,都有一些不尽相同之处,甚至连装束、语言也有较大差异,刚见面时讲话 都不大能听得懂。那么2 、6 军团会师为什么能团结得这么好呢?我想,这里面的 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有这么几条。 首先,我们这两支红军性质完全相同,目标完全一致。 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都是为着工农解放和民族解放事 业而战斗的。不管是由谁来指挥,实际上都是党指挥;不管是谁打了胜仗都是革命 的胜利,谁打了败仗都是革命的损失。我们本身绝没有半点私利或小山头的利益可 图,不象那些“围剿”我们的军阀武装,各占一方,各保实力,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正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两军从会师之日起,就能彼此充分信赖,服从统一 指挥,不争个人高低,只图革命利益。 正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两军从会师之日起,就能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共 同对敌,成为一个同生死共存亡的战斗整体。 正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两军从会师之日起,就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倾其所有进行无私的帮助和真诚的支持。6 军团着力从政治 上帮助军团清除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及其恶果,2 军团则尽力从物质上支持6 军团 的立足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还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两军从会师之日起,就能够从革命的整体利益着眼, 从实际的斗争形势出发,作出结成一个战略单位、并肩战斗的决策。 在受到中央来电批评、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两军首长坚持实事求是,没有动摇 自己的认识。结果,2 、6 军团以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以湘鄂川黔新苏区 的建立,证明了当初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得到中央的认可。 第二条,两军最高首长讲团结、顾大局的模范行为,为广大指战员作出了表率。 这是2 、6 军团会师之后能够团结一致的关键。 2 、6 军团过去一直各受党中央直接指挥,会师后则自动形成了由2 军团总指 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特定格局。两军首长贺任关肖王等十分珍惜和维护革命团 结,时时处处注意从整体和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他们对每一件涉及全军的事情都 要一起协商、决策,对每一次关系全局的战斗都要共同部署、指挥,对所属部队常 常是交叉配置、交叉指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领导同志之间,总是互敬互重,亲密合作,坦诚相见。即使有了争论,也能够 做到:一是服从组织决议,不另搞一套;二是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对于部队中发生的矛盾,两军首长都是严肃处理,毫不姑息。 记得部队从桃源回师慈利时,正逢春节,2 军团政治部代主任汤祥丰在慈利城 里请我们师一级干部到政治部吃饭,座谈。他是在南腰界随6 军团政治部调来的, 开始当组织部长,后来代主任。正在高高兴兴中间,不晓因为什么,4 师师长卢冬 生跟他吵起来,闹得大家饭也没吃成,不欢而散。这以后,6 军团就把汤祥丰调了 回去,另调甘泗淇来当主任,卢冬生也挨了贺任关的批评。 我们的总指挥贺龙更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他对越是跟随自己多年的 老部下,越是心爱的战将,要求得越严,批评得越凶,使用得越狠。 6 师师长钟炳然是贺龙的亲戚、旧部。他的妈妈是贺龙的堂姐。他很早就跟贺 龙当务兵,北伐时当连长,后负伤回家。1928 年贺龙回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军钟 炳然又跟着干,后来当了参谋处长、师长。钟炳然始终不是党员,固守着旧军人的 思想与作风,对红军的一套新东西不熟悉。永顺十万坪战斗中,6 师追击逃敌到了 永顺城下,钟炳然不按红军猛打猛追的战术乘胜冲进城去,而是沿用旧军队稳打稳 扎的那一套,叫16 团搜索前进,等待后卫。 结果等部队进了城,周矮子等人已经逃走了。以后,随着2 、6 军团的胜利发 展,钟炳然的那一套陈旧战法越来越不适应了,在大庸休整期间,贺任关把他调到 红军学校参谋训练队学习。在训练队,李达参谋长去讲战术课,钟炳然不眼气,提 出要比试比试,贺龙严肃批评了他。钟炳然学习毕业后,没给他任职,原来的师长 职位已经由6 军团5 、团团长郭鹏担任了,他有些不满意,赌气跑回家不干了。以 后我听说他被团防捉住杀掉了。 在钟炳然的问题上,贺龙并没有因为他是亲戚、旧部而有所迁就,不是任人唯 亲而是任人唯贤。 再比如对6 师18 团团长贺炳炎。他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 人拔不掉的硬钉子,贺龙就大喊一声“贺炳炎,上”,指派他担负最危险、最艰巨 的任务。 贺炳炎打仗勇猛异常,平时却调皮得出奇,不是跟这个摔一跤就是跟那个逗两 句,闹急了免不了厮打起来,常有人告他的状。为这,贺龙没少批他,就差拿烟袋 杆敲他的脑袋了。 我也曾经挨过贺龙的批评。在攻占桃源期间,6 师兼任桃源城防警备司令部, 我跟师长钟炳然把在语溪河战斗缴到的一挺轻机关枪抬去试枪。枪打响了,我俩高 兴得忘乎所以。 贺龙和肖克匆匆跑来,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不是沅陵方向的敌人来了?” 我们不在乎地说:“没事,试枪呢。”贺龙一下子火了,严厉地问:“你们试枪出 布告没有?”我照实讲:“没有。”贺龙当着肖克军团长的面,把我和钟炳然狠狠 批了一顿,直到我俩连声认错,他还余怒未消。 可是对6 军团的同志,贺龙的脾气却格外的好,在任用上也统统委以主官。如 果说他对部属有什么亲疏之分的话,那就是律己宽人,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与作风。 开始我们一些人感到很不理解,抱怨他“偏心”、“不公道”。 时间长了,我们渐渐懂得了他维护团结的良苦用心,懂得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事 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业,只靠少数人、几根枪是打不得天下的。 领导同志的模范行动,为我们下级干部和整个部队作出了表率,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这就引出了团结的第三个因素,2 、6 军团的团结不光是几位领导者之间的团 结,而是贯彻到了整个部队和每一位同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大家确实都有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讲过:“我 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可以说这是对 当时整个革命队伍的真实写照,也是红2 、6 军团会师之后的真实写照。 我在担任2 军团组织部长期间,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 我们组织部是会师后随6 军团政治部一起搬来的。我当部长时人不多,组织干 事肖新春、青年干事颜金生等,都是6 军团来的。颜金生是个红小鬼,也是个“老 资格”,12 岁入团,14 岁入党,原是6 军团的一位政治指导员,调来2 军团组 织部当青年干事,管着全军的共青团工作。 除了几个干事,以后又调来一位女同志当副部长。她叫李贞,从童养媳当了红 军。会师后她从6 军团调到湘鄂川黔军区当组织部长,我们开会时见过几次面,以 后军区驻地塔卧受到敌人进攻,她调来2 军团组织部当副部长。 李贞是个精明强干的女同志,她党性强,工作积极,作风朴实,得到我们2 军 团同志的敬重。此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得以长期的保持,直至这位共和国的第一位 女将军80 寿辰时,我们还在一起同唱“洪湖水浪打浪”呢。 我们组织部的人虽然来自两个军团,但大家合作得很好,相互信任,亲密无间, 从来没有什么谁是哪个山头之分。我们统管全军党务和干部工作,在干部的调配使 用上总是从全局来考虑,唯贤是举,唯能是任,无亲疏厚薄之分。 我了解到任弼时政委身边的警卫员余秋里原是6 军团的一位连队政治指导员, 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学习过,6 军团从湘赣出发时把他调去给中央代表任弼时当警 卫员。我向弼时政委提出: “现在跟会师前的情况不同了,我们部队扩大了,干部很缺,警卫员到处都可 以找到,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到下面当干部。”弼时政委同意了。我们组织部 就把余秋里派到6 师18 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当了团政委,以后他一直是我 们这个部队中一位优秀的政治委员。 有许许多多的同志从6 军团调到2 军团后,就在这里扎下根,和我们成了生死 患难几十年的战友。这两支部队从会师后,也再没有分开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始终并肩战斗。 直到今天,我们2 、6 军团的老战士碰到一起,提起当年的初次相会以及共同 创造的辉煌战绩,都忍不住同声感叹: “我们是模范的会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