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家园 延安的生活是很苦的。 没到延安以前,我常听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向部队讲延安生活是如何的苦, 要我们把战斗缴获的物资和开荒种的东西上交延安。当时我认为,还是我们呆的晋 西北这块地方苦,延安毕竟是后方嘛。 自从在延安住下来以后,我才真正了解到延安的苦。 国民党政府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下,停发了抗战初期根据国共协议应 拨的微薄军饷,接二连三地发动反共高潮,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 进攻和经济封锁,多次策划进攻延安,竭力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外界的联系,扬言要 困死、饿死共产党。这是造成延安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延安及 其附近数十里,几乎每一条山沟、每一座山头都住满了机关、学校、部队,仅靠贫 瘠的黄土地上原来那点物产和其它根据地辗转送来的战利品根本无法养活这么多人。 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亲自带领延安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1 年我刚到延安就参加生产。我们八路军军政学院的学员在延安飞机场边 的荒滩上开了一块地在那里种菜。 1943 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阴谋进攻延安。为了制止内战、保 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命令从晋绥、大行、太岳等地调回四个旅: 358 旅、教导1 旅、教导2 旅、新4 旅。 我在党校2 部接到命令,要我回358 旅担任副政委。我去上任时,部队正调到 延安驻防,上级划定了王家角的一片山头说“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 我率715 团在王家角跑山头,选营址,削齐山壁,挖出一排排窑洞,扎下营盘。 不久,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被击退,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阴谋破产了,我又回到党 校。以后358 旅在那里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建设起一个满不错的家园。 这年秋后我和贺炳炎等在党校学习、工作的同志结伴回到358 旅住了几天,只 见部队正在收获大生产的丰硕成果,三个多月前还是荒山秃岭的王家角如今已是牛 羊满坡,庄稼满山,磨盘大的南瓜又面又甜。战士们个个都是黑红的脸膛、健壮的 体魄。 党中央曾在中直后勤机关的窑洞前召开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动员会。我们与会 同志席地而坐,听毛泽东主席亲自作动员。 毛主席身穿八路军灰布军装,两个膝盖处打着一尺多长的大补钉,十分惹目。 他走上前来,向我们讲了我党我军面临的严重困难:日本人搞封锁,国民党不给钱, 你们说怎么办? 毛主席提出了三条。他向前伸出双手,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数说着: “第一条是解散,第二条是饿死,第三条是生产。”他一条一条地问大家是否 愿意,而后响亮他说:“既然大家为了革命事业奋斗,一不愿解散,二不愿饿死, 那么就只有自己动手,参加生产劳动。”我们从毛主席的动员中,从他那身打着补 钉的旧军装上,看到了战胜困难的唯一出路,汲取了信心和力量。动员会后,毛主 席招待我们在那里吃了一顿饭,饭菜都是中央机关自己生产的。 毛主席动员之后,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的 热潮。上至党中央毛主席、八路军朱总司令,下至普通战士、老百姓,都无一例外 地参加了生产运动。毛主席荷锄种菜,总司令街头拾粪,任弼时纺线夺魁,都是广 泛传扬的佳话,极大地鼓舞了延安军民的生产热情。各个机关、学校、部队都涌现 出大批劳动英雄、生产模范。 延安的生产主要是两类:一个是农业生产,开荒种地,解决吃饭问题;一个是 手工业生产,纺纱捻线,解决穿衣问题。 中央党校因为整风学习的任务重,没有搞开荒生产,只在课余开展一些手工业 生产。 我在党校4 部时学会了捻羊毛线。我们每人弄了一架“土”纺车,初学时真费 了不少劲,两只握惯了枪杆子的手怎么也不听使唤,不是粗细不匀就是断了线,越 急越不灵。 当时359 旅在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屯垦,他们的生产搞得好,在整个边区都很出 名。359 旅旅长王震兼延安卫戍司令,住在延安。我去找王“胡子”要一架“洋” 纺车。所谓“洋”只是相对于我们自己做的土纺车而言,他那个是木匠做的,很正 规的。 我问他要:“你们359 旅生产是模范嘛,你又是卫戍司令,搞个好纺车还不容 易?”王“胡子”爽快地给了我一架好纺车。 有了这架纺车,我每天课外把它架在窑洞里,右手缓缓摇动纺车架子,左手徐 徐捻送羊毛坨坨,一圈圈又细又匀的毛线从手里出来了。我把捻的羊毛线送到党校 的生产合作社,换得了7 块钱,拿来买学习和生活用品。 在延安的大生产中,我们不仅改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亲身体 验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无穷力量。不管是国际帝国主义还是国内反共势力,不 管是军事进攻还是经济封锁,都无法压倒中国共产党人,而只能被我们所战胜! 延安的生活是清苦的,但也是丰富多采的。整个延安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气 氛,处处有歌声,周周有晚会,苦中有乐。我们党校学生和工作人员自己动手新建 了大礼堂,毛主席欣然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镌刻在大礼堂正面墙壁上。党 校各部都组织了各种球队和戏剧队,我也是个文娱体育活跃分子,篮球、足球样样 都玩,经常跟其他单位打比赛,还学会了跳舞、滑冰。 延安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不少同志在这里相继解决了个 人生活问题。用朱总司令的话说,叫作“要建立革命的家务,同时也要建立个人的 家务。”1942 年8 月2 日,120 师在延安的同志欢聚在中共西北局驻地的一排窑 洞前,一来纪念南昌起义15 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二来祝贺贺龙司令员和薛明同 志结婚。薛明原是来自平津的女学生,当时已经是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一位年轻的 女部长了。我们在贺老总和薛明的窑洞前一起照了一张像,留作喜庆的纪念。 当时在延安有许多老红军出身的干部都已进入而立之年,该成家了,延安也有 不少投身抗战的女青年敬慕老红军干部,这样双方谈起恋爱来。 本来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却招来一些人对老干部的讽刺、挖苦。 比如讲:女青年提出“到延河边去走一走”,老干部却说“那有什么看头啊, 水还不是往下流的?”女青年又提出“看看月亮吧”,老干部却说“月亮有什么看 的?月亮象烧饼。”这一类话多啦!总之是讲老干部和女青年在思想感情、生活情 趣等各个方面都格格不入。 这些讽刺、挖苦,引起许多同志的反感,我也是其中一个。有一次杨尚昆同志 给我们讲课,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挖苦老干部?”我和家人自从1935 年11 月红军长征分别以后就断了音讯。直到1942年贺龙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 令到了延安,我才从跟他一起回来的肖庆云那里得到消息,说我的妻子肖艮艮早已 被杀死了,我们都相信这个消息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她是贺龙的外甥女,是红军的 妻子,早就有人想整死她了。 有一次,薛明同志介绍我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女同志认识了。这位女同志 叫白林,是一个四川妹子。1937 年抗战爆发后她们兄弟姊妹几个从大后方投奔到 延安,她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了几年,然后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当资料员。 我俩相识后,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有时她到党校来找我,有时我到中央办公厅 驻地杨家岭去找她。每次去杨家岭都在任弼时、陈琮英两口子的窑洞里落脚、说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谈,我俩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情。 1943 年10 月9 日,“双十节”的前一天,我和白林结婚了。联防军司令部 处长谷志标把他住的一间房子腾出来给我俩作了新房。薛明陪我涉过延河,把白林 接来。 那天贺老总有事没在家,薛明加上党校副校长彭真和张洁清两口子算我这方代 表,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王若飞和李佩芝夫妇是白林一方亲属和组织的代表,大 家热热闹闹在一起吃了顿饭,我俩就算是成婚了。当时没得“蜜月”一说,婚后三 天我和白林就分开了,我回中央党校4 部,她回杨家岭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虽然同 在延安却也不能朝暮相处。第二年我离开延安上前线。以后我们一直是聚少离多, 直到全国解放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 没想到,全国解放后又传来我的前妻肖艮艮“死而复生”的消息:她没有死, 还活着!只是已经被国民党的桑植县长弄到外乡嫁人了。 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给我造成的家庭悲剧,也是相当一批老红军战士的家庭悲剧。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