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4) 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 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 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 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 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为例:台湾参加 展出的单位共有22个,展出册数27400册。而文星一家就独占了24535 册,是总册数的89.54%。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 占了约90%的地位,剩下的10%,才是其他21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 文星书店几乎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业黯然失色。 李敖主编的《文星》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 斗等鲜明色彩。这一系列特征,使“官方”慢慢得出推论:《文星》是“卖国”者、 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要走《自由中国》的路、是生活书店翻版、是叛乱、协 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鼓吹两个中国言论、“在海外通共”、 “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影响民心士气、诬蔑先烈和元首、推翻法制、 反对当局、反对国民党……因此,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之后,官方眼中钉的 递补者。官方大搞罗织之法,李敖气愤地说:“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 ;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 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西化派被戴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最后发展到人格 攻击和谩骂,理论层面上空对空的辩论亦是众说不一的重要原因。到了1964年, 论战已趋尾声。在这一年,李敖将他在文化论战中的几篇文章编为一书出版,书名 为《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其中《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 文中,作者称我们这个民族是“不长进的民族”,人们“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 以致“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 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并说:“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 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Rober t Browning)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The best and the last)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上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 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 为信仰和真理而战,他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