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读书与主张“放脚” 除了其父的影响外, 李经方的成长与曾在李家的一位洋大人大有关系。此洋大 人名叫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 美国人, 其地位在李家的洋人中仅次于德 璀琳(Gustav Detring)。 毕德格原先在美国当兵, 美国内战结束前在纽约的一 个骑兵团任职。此后不久, 不知何故他对中国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多地 了解中国, 他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 并“修炼”成了一个有造诣的汉学家, 不仅能 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还能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1872年, 他被任命为美国驻 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年外, 他一直担任此职)。 后来由 于工作上的交往, 他与李鸿章熟了, 并由于佩服李鸿章的人格和精神, 自愿充任了 李家孩子们的英文家庭教师, 由此获得了李家的信任和友谊, 进而又充任了李鸿章 的私人英文秘书和翻译。为此, 他失去了领事馆副领事的金饭碗。因为美国人认为 ,既然你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可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他被美国政 府炒了鱿鱼, 从此更加起劲地为李家和李氏本人服务, 成为与李鸿章最接近的少数 几位洋人之一。 他服务于李家期间, 为李鸿章用中文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 ,并陪同其接待外宾,为其出谋献策, 还为其物色合适的洋员来华供职。外国工程师 或技术人员来华后, 他还亲自陪同深入山区探矿。1895年李鸿章奉命赴日马关议和 时, 他也是随员之一。他是个不错的参谋, 尽量利用美国的关系为李鸿章四处打探 消息, 为其决策提供参考……李经方就是在这个人的培训下, 精通了英语, 阅读了 大量外国报刊、书籍, 一天天走向外交之路的。他的到来, 使李家父子加快了“睁 开眼睛看世界”的步伐。 李经方读书向来很用功, 淮军名将刘铭传曾讲过一个他亲见的情景。说是那年 李经方在南京应秋试(考举人), 刘铭传去看他, 见门里无人, 就直接穿堂进了内 室。时李经方正在读书, 专心致志, 竟没有发现有人进来。刘走近一看, 见其嘴角 一团乌黑。再一看, 原来书旁放着一盘菱角和一匙糖, 他正一边看书一边用手抓了 菱角蘸糖吃。可是书旁还放着一方砚台, 砚台内墨汁未干。他拿菱角蘸糖时眼睛并 不离开书本, 所以有时蘸糖就蘸到砚台里去了, 竟也浑然不觉, 致使满嘴乌黑, 令 刘氏捧腹不止。 曾纪泽在日记里也有李经方好学的记录。曾当时被任命为驻英法 公使, 在出京赴任途经天津的时候, 前往李鸿章府上拜访, 顺便与李经方长谈了一 次。 他在日记中写道: “伯行(经方字)聪慧绝人, 从朱静山及白狄克(即毕德格) 学英文英语, 甫期年, 已能通会, 再加精进, 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 意专笃, 口颂活规, 孜孜不倦。初时甚自隐秘, 惟余与吴挚甫(汝纶)知之, 近日 李相始有所闻, 余劝相国因延师而教之, 以成其志。” 然而尽管李经方聪明又用 功, 但对八股文还是不甚得法, 考进士始终未考取。除了有几年担任公使驻外, 他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襄办外交, 担任秘书兼翻译。 甲午之败后1896年李鸿章出使列国那次, 经方也随同前往, 还是李鸿章特意向 皇上申请来的。为此李鸿章与李鸿藻之间还有一场舌战。此事被刘秉璋(淮军名将 ,四川总督)的儿子刘体智记录下来。有云:“及俄都, 使节将行, 朝旨命仲子(李 经述)随往, 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高阳李文正)曰: ‘父子同日受命, 主 恩隆甚, 于公足矣, 何必伯氏? ’文忠盛怒, 历举日约之任怨, 且讥文正之食言, 二公因之大閧。未几文忠面圣, 竟得所请而去, 文正亦无以难之也。”说明李鸿章 对经方的重视要超过李经述, 尽管有李鸿藻反对, 他还是坚持要李经方也陪同他一 道去。刘体智(晦之)是李经方的妻弟, 曾长期住在天津李鸿章家, 学英语时同拜 毕德格为师。居上海时在安而近路(现安庆路)时又曾为邻居, 仅一墙之隔。 他们还是亲家, 刘家一公子刘济生娶李经方女儿李国华为妻。所以刘氏于李家 旧事知之甚详, 所言应属可信。 李经方一生读书用心, 办事也用心, 思想比他老 爸还要开通。有时老爸认为是小事, 他却认为并非小事。著名的英国在华船商之妻 阿德波德·立德(世称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里, 曾写到一段 与李氏父子见面的故事, 很能说明他们父子俩在某些观念上的不同。 时为甲午战 败之后, 李鸿章在一片声讨声中被赶出京城, 外放广州当两广总督。立德夫人不是 个平庸的商人之妻, 而是个极其热情而执著的社会活动家, 她曾多次参加救济灾民 的募捐, 非常同情晚清妇女的“三寸金莲”之苦, 发起成立了“天足会”, 并以四 处活动、组织集会和散发宣传品的方式到处宣传, 力图劝说中国女人抛弃裹小脚的 陋习。她从武汉到上海, 再转辗香港、广州(她的丈夫是位船商, 她的出行该不会 太费事, 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 想不到那些裹脚的妇女苦头吃足, 但自己 做不了自己的主, 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也反映冷淡。为此, 她想“从领导抓起”, 想 拜见一次极有名望的两广总督大人李鸿章, 想利用他的支持和影响广为宣传。 谁知即便是外国人, 要见总督大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最后还是李经方从 中帮了忙, 才如愿以偿的。她先是找英国驻华总领事, 请其代为引见, 或者为引见 帮帮忙。不料总领事说: “不行, 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一个女人, 这是一件有关礼 节的事情。不用说我帮不了忙, 连提起都没有必要。”立德夫人没有罢休, 转而又 请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意大利领事给她出了个好主意, 介绍她走迂回路线 ———先给总督大人的儿子李经方写封信, 再由李经方安排去见李鸿章。结果此招 果真灵验, 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总督接见外宾的细节。 李经方的确很有本领, 善于在关键时刻“捣浆糊”, 让他父亲微笑地接见了一 个他很不情愿见的外国女人。 立德夫人写道: “我给李大人(李经方)写了信, 说李鸿章对于废除裹脚的赞同, 定会大大地推进废除裹足运动的进程。如果星期天 李总督有空, 请他安排此事。届时, 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将与我一同前往, 再晚我就要去外地了。 李大人很快就作了答复, 定出了日子和钟点。” 讲到进广州两广总督府时, 立德夫人写道: “坐在漏雨的轿子里, 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前往李鸿章的官邸, 在曲折的街道中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李鸿章的衙门。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 进官宅还是第一次。现在身上又冷又湿, 等着被接见, 还真紧张。一开始, 富尔顿 大夫就说这衙门一定又脏又乱, 破败不堪。看来她的话应验了, 不过我想, 天气好 的话, 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会富丽堂皇。 “一会儿, 有人将我们领进厢房, 同 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 我们进厢房前路过的一个房间, 里面躺着个全身盖着毛皮, 瑟瑟发抖的官员。 不久, 李鸿章就派人传话说他要见我们。眼前是条长长的走廊, 两边是很宽敞的院 子, 右边有个拴满马的马棚。穿过长廊, 在接待室门口我们见到了李鸿章。他身材 魁梧, 有六英尺高, 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 黑貂皮帽子镶着钻石, 手上套 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富尔顿大夫———我的传教士朋友后来告诉我的, 以美国人 对钻石和貂皮的敏感, 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了他欧洲人一般的高大身材 和犀利的目光。他很和蔼地招呼我们在屋中央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 张铺了垫子的扶手椅, 一个随从在旁边扶着他起坐。李大人(李经方)坐在李鸿章 对面, 我和富尔顿大夫坐在李鸿章左边。马可大夫在李鸿章右手靠后的地方放了张 椅子。墙边立着一排男仆, 这些男仆是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来源, 最重要的国家机 密常通过他们泄露出去, 街上的闲人得到这些消息比外交官还快。 “我力图排除 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 但我不得不承认, 李鸿章此前可能从没接见过一位对他 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 几分钟后, 他的谈笑风生就消除了我的戒备。他总是极力避开裹足———我此 行要与他讨论的话题。还没提到裹脚, 他就问起我丈夫, 说见过我丈夫, 还谈起他 们见面时说过什么话, 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他说长江水流很急, 船 在三峡一定会遇到不少麻烦。我壮着胆子告诉他, 我丈夫已经把汽船开到了重庆, 当时我是船上惟一的欧洲人。‘你真有勇气! ’李鸿章说。我答道: ‘见总督大人 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样, 我让他收回了话锋, 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不, 我不喜欢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 ’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嘟哝着,‘可我从没 听过她们哭。’我告诉他, 他兄弟的家人, 也是他的亲戚中, 有许多人已经不裹脚 了。 他不信, 所以我又斗胆提出他母亲。‘噢, 她年龄大了, 不裹脚了, ’李鸿章 说道, ‘我想李家的女人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 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 我不想 与这位大人物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纠缠。 “这时候李大人(李经方)很有礼貌地 插话道: ‘我告诉你, 有个人过去没有, 将来也不会裹脚, 是我的小女儿。’李鸿 章显然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 他接着说: ‘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 ?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力。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 不能。你想让我像张 之洞那样给你写点东西? 好, 你知道, 那我得写篇文章了, ’他笑了笑, 嘟哝着说, ‘我不善写文章, 现在老了, 更写不动了。’ “我灵机一动, 能让他在我的扇子 上写些东西, 也算是对废除裹足运动的认可呀! 他同意了。没有人帮助的话, 这位 善良的老人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事已高, 身材高大, 两个仆人扶他到书桌前 为我题词。 此后每次集会上, 他的题词都被展示过, 确实极有分量。李大人(李经方)很 不情愿地指出我的企图, 说他父亲年纪大了, 很忙, 如果能写的话, 是会为我多写 几句的。听了这话, 我们知道该告辞了, 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 他要送富尔顿大夫 的医院一百块大洋, 并坚持要她收下。仔细询问了医院后, 趁仆人拿钱的功夫, 他 又详细地审阅了富尔顿大夫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 说: ‘你知道, 如果你让妇 女都不裹脚, 她们会变得很强壮, 男人已经很强壮了, 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后来 ,在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我经常会想起他的这句预言。 “李鸿章在这样的年龄上思维还如此敏锐, 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很有才华的 人, 何况他还是中国人。 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 可一旦不得不谈, 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 说, 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 这种态度是相当正确和高明的。很明显, 李鸿章身上 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对舌战的喜爱, 还能不失时机地来个玩笑。他说话极具 感染力, 这一点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毫不怀疑。我想, 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慈禧一定很遗憾。她一定很遗憾, 他们之间居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有这样一个 仪容伟岸, 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 作为一个女人, 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由此可知, 李经方起码在废除妇女裹脚的问题上, 比其父要开明得多。据李经方的 外孙刘绳曾(陆军部队的离休干部)说, 她的母亲李国华(即李经方的小女儿)的 确没有裹脚, 是个开放型的现代女性。 然而, 总督李鸿章既然内心并不赞成女人放脚, 却仍然为立德夫人书写了扇面 ,可见其“外交”上的灵活性是充分的。 相比之下, 李鸿章对这次大不情愿的会见 ,与其说是关注立德夫人,还不如说是更关注为医院捐款和医院的建设(把这两个外 国女人安排在一起接见, 很有可能就是李经方的策略, 如果仅仅一个立德夫人, 李 鸿章可能根本不想接见)。他把立德夫人当成小女孩应付应付, 而对医院建设倒是 倾注了感情。以他的老马识途, 可能早在心里犯嘀咕了: 叫女人放脚是件多么了得 的事! 女人们脚大了胆子不也就大了吗? 天下不更要大乱了吗? 何况女人强大了还 会加入推翻清廷的行列! 在他心目中, 除了清廷还是朝廷! 这就不能不是李鸿章的 悲哀了。但是他预料的也不能算错, 中国女人的裹脚布, 的确不容易丢开, 直到他 去世数十年后才被真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