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矮凳桥”系列结集后,老友汪曾祺写了精到的评论。一反学院派的云里雾 里,句句点穴,枝经肯綮。汪曾祺认为林斤澜的小说一下子看不明白,让人觉得 陌生。这是他有意为之的。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不希望似曾相识。这种作法不 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孤诣”。说他常常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无话则 长,有话则短。说他小说结构的精义,是打破结构的常规。说系列小说的贯串性 主题是人或者人的价值,具体到一点就是“皮实”,也就是生命的韧性。说林斤 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人的气质,人的“品”。 得其精而遗其粗。他不是写人,写的是一首一首的诗。朴素无华的,淡紫色的诗。 而林建法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也及时地发表了一批新锐的角度各异的 评论。评论家各用自己的嗓音唱歌,对林斤澜的“矮凳桥”给予很高的评价。有 孟悦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寓言——〈矮凳桥风情〉试析》,李庆西的《说矮凳桥 》,罗强烈的《矮凳桥系列小说的叙事结构》,李洁非、张陵的《矮凳桥文体》, 何绍俊、潘凯雄的《矮凳桥作雾中看——〈矮凳桥风情〉》。 “矮凳桥”系列之后,林斤澜创作了“癔”系列。成书后的《十年十癔》由 “十癔”十篇,和“续十癔”十三篇组成。“续十癔”中,《母亲》和《九梦》 又各是一个系列。“癔”系列的诞生,标志着林斤澜小说艺术走向极致。其中《 黄瑶》《白儿》《哆嗦》,我以为是中国小说宫殿中的精品。中国一个杰出的小 说大师铜像,由林斤澜自我雕塑完成。 “癔”系列在题材上,是林斤澜自己1980年前《神经病》《问号》《法币》 《微笑》《绝句》《阳台》《记录》的继续,也就是揭示丑恶。而在写法上面, 却已高超得多,完美得多。——揭示丑恶,林斤澜要的便是深刻,不是别的,而 短篇小说把深刻完成得如此出色,世间并不多见。 揭示丑恶,可林斤澜并不正面展示丑恶本身;倘若正面展示,很可能就不是 五六千字的精美短篇了。做到短而有力,必需佳构。林斤澜便把丑恶当作背景, 直写人物受到打击之后的精神变形。这精神变形不是几天之后,或几月之后,而 是多年或几十年之后。精神变形,便产生语言怪异,或行为怪异,这正是林斤澜 要咬住写的。 “癔”系列中有《电话》一文,文前有“梦话”两句:“骂你的嘴里有我的 嘴打你的手里有我的手”。意味深长,可谓全书怪异色彩的概括。 林斤澜“癔”系列之外有个作品叫《短篇三痴》,其中之一《花痴》,我以 为是“癔”系列“主要”写法的具体而微,是解读“癔”系列的一把钥匙: 花痴 陈素娥女六十五岁生活自理,手脚自如。衣着整齐,梳理干净。每日早晨或 傍晚,必须到公园散步,爱上树林背静地方,来回梭巡。遇见单身老头练气功、 打太极拳或随意做操,先静默观看,再定睛,出神,眼皮半合,起雾,发光如玉 的水色,如水的花色,如花的鼓苞初开……日常简单点就说“花”起来了。其实 还是简单不了,这“花”人见人爱,可又人人耻笑。若在男性,是寻花问柳之花, 女性则是水性杨花。 一天黄昏,有一男人伸手牵花眼女人走进灌木丛,就地作乐,这位陈素娥顺 从不语。 过后,陈的成年子女发觉,报警。警方找来四五个嫌疑人,让陈辨认,素娥 茫然。叫她看过来就一个个看过来,然后又一个个看过去。脸上毫无反应,如目 中无人,如凝视远方。 警方又把嫌疑人带一个来,单独相对。监视的警方也闪在一边。片刻,看见 女人的眼睛定了神,接着“花”起来。换一个嫌疑,同样顺序重复。 案定:“花痴。” 备注:陈素娥的丈夫,五十年代一次肃反运动中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有人说,代表林斤澜小说艺术最高成就的,是“癔”系列之后的《门》。我 后来也有同感。我开头没有这个同感,因为领会不了。这是一个抽象小说,用一 般的小说观很难去读它。以我的阅读,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小说。斑斑驳驳,我只 能感受到“沉重历史下人的命运”这一主题。在这篇小说面前,我有些慌乱。 林斤澜非常欣赏两首流传千古的抽象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山上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愉悦,不堪持寄君。” 他说,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还是抽象。 对于我的“为什么专攻短篇小说”的提问,林斤澜说,首先与时代有关。五 十年代也好,六十年代也好,长篇小说不能回避路线。人物必须是阶级路线上的 人物,人物关系必须体现阶级关系。主角是农民,而不是中农,更不能是富农或 地主。故事进行,必须体现共产党的政策,比如“农村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集体所有制必然代替个体所有制”等等。长篇小说必须是诗史。 林斤澜说,孙犁五十年代中后期,写了《铁木前传》。这本长篇小说的主人 公是个女的,有破鞋之嫌。《铁木前传》偏离了路线斗争。后来挨批了,很厉害。 因而孙犁神经衰弱也很厉害,痛苦异常。 孙犁62年在散文《黄鹂》中写道: “前几年,终于病了。为了养病,来到了多年向往的青岛。春天,我移居到 离海边很近,只隔着一片杨树林洼地的一幢小楼房里。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清晨 黄昏,我常常到那杨树林里散步。有一天,我发现有两只黄鹂飞来了。” “观赏黄鹂,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 在另一篇《石子》中写道: “在青岛住了一年有余,因为不喜欢下棋打扑克,不会弹琴跳舞,不能读书 作文,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 和孙犁有交往的林斤澜说,观赏黄鹂治不好他,捡石子也治不好他,最后治 好他的是拆装手表!把手表慢慢拆掉,又把手表慢慢装好。一遍又一遍,一日又 一日,周而复始! 因此,林斤澜认为,短篇不是诗史,容易摆脱那负担沉重的“任务”,短篇 相对不引人注目。可以是一个场景,一个横断面,可以避免阶级路线、阶级斗争 这些大主题。这倒是个好的避风港。林斤澜早期的《姐妹》《一瓢水》《新生》 《惭愧》《赶摆》,在艺术上能引起注意,林斤澜置于“边缘作家”的状态,但 作品却成不了“大毒草”。 林斤澜说,当年文艺指导思想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文学加革命”。林斤澜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文学和政治的矛盾, 可见鲁迅的《文艺和政治的歧途》。在文艺和政治难于脱离的情况下,短篇小说 倒是处于一个“结合部”的位置。可以和政治擦肩而过,可以出彩。 以林斤澜的好友汪曾祺为例。《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在1980年前后, 就是“结合部”的产物。叫多少读者如痴如醉,叫多少文人豁然开朗。可在晚年, 反而提出“社会效果加美学感情”的观点,走“文以载道”的老路,写了《聊斋 新义》。编辑家章德宁对林斤澜说:“倘若不是你拿过来,倘若不是汪曾祺写的, 我根本不发。” 林斤澜说:文学界能够走到“回归路”,真是山幸水幸。当年沈从文意气风 发,说:“我的神庙中,供的就是人性。”当然,他的遭遇谁都知道。解放后, 胡风以为“政治在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意思是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好真实的 生活。他的下场是相当苦楚的。到了新时期,邓小平的话有所缓和:“文艺不从 属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时代在进步,慢慢地,文艺界钻出了“政治第 一”,实则是“政治唯一”的黑洞。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