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但,林斤澜说,他已经不能写长篇了:思维定势了。他的思维是短篇小说的 思维了。他完成小说,分三部走:一是有感受,二是要思考,三是要表现。他的 要爆发的灵感,往往是短篇的感受,没有长篇的感受。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宇宙。”(佛经)林斤澜只能采“一花”、采“一沙”。 “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成了这位短篇小说大师的艺术态度、艺术 追求。 林斤澜说:“我对世界的认识是:困惑。”又说:“我后来的小说是自画像。” 虽然说不清楚,但林斤澜最想把自己说清楚。他说鲁迅的《野草》是直接说自己, 而鲁迅的《阿Q 正传》是间接说自己。林斤澜说自己的《门》,就是写自己的少 年、中年、老年,自己为什么会活着。现在刚脱稿的《十门》,也是类似的写法。 用减法,用传神法,用抽象法。 以上所说,可见林斤澜是个严肃的、独特的、艺术至上的作家。因此,他的 作品不被一般读者理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林斤澜一边执着于自己艰难的探索, 一边苦恼于读者的“看不懂”。在广大读者面前,他和汪曾祺是两个极端。 具体来说,我个人认为,“看不懂”最大的成因,是林斤澜的艺术观及其艺 术技巧。“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宇宙”被他奉为圭臬(我想到《门》);他在散 文《榕》中说:“若论艺术,神秘和魅力是女神的两副面孔。”(我想到《溪鳗 》)林斤澜便进行极大限度地简洁和集中,夸张和变形。这,会带来阅读的吃紧 和滞闷。而且,小说中不可能有热闹的故事。 其次是语言。林斤澜的语言多喻体,巧妙,简练,传神,幽默。他不怎么照 顾读者,做好铺垫和过渡工作,跳跃过快,含蓄过度,语焉不详。几个句子放在 那里,就有闪烁的感觉。省略主语,公然对抗语法,方言的运用,有时都造成阅 读障碍。 他给我的长篇《九间的歌》作序,题目叫“九间前檐”。我的“九间”是房 子,“前檐”多好!倘若不是林斤澜,我看会被编辑改成“前言”。他写爬山, 有“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喘”句。因他心脏不好,而且患有支气管炎,故换上 “喘”字。中篇小说《满城飞花》中有“不似蹊跷,胜似蹊跷,无名之火万里烧” 句,化自毛泽东的“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不熟悉毛泽东词, 就不能领略林斤澜诙谐之妙,出现不懂。 他在《沈先生的寂寞》中写道: 有的史笔以政治气候为“试金石”,上传下达左右逢源,下笔万言,倚马可 待。到了如今,且不说鲁迅先生早年说过什么。眼前出来个观念,政治和文艺不 能直接挂钩,或是包办代替。这样的观念竟叫大多数接受了,史笔茫然,笔头生 涩,仿佛没有了主心骨。其实那个本来叫做主心骨的东西,是从总务处里领来的, 连脑袋也是编了号的头盔。 这样的文字,不是经历文坛风云、上了年纪的人,肯定费解。这里的“史笔” 借代个别评论家,量词“大多数”指人,大多数老文艺工作者。“鲁迅先生早年 说过什么”,“什么”是什么呢?应是《文艺和政治的歧途》中所谓,政治家要 保持现状,文艺家要变革现状等等。那么,“从总务处里领来的”“主心骨”和 “编了号的头盔”似的“脑袋”指代什么呢?就是“工具论”中的“工具”,即 “驯服的工具”。 林斤澜在《随笔四篇? 行》中,写云南佧佤山: 山上没有名山称道的“景观”,穷得精光。有时窄路相逢赤条条“花和尚”, 逼近才知是“一丈青”。竹林里有“圣地”,竹茬子上,插着打仇家或求丰收砍 来的人头骷髅,一定时节,少女围绕且歌且舞,听听那歌词吧,通过翻译略知大 意,足够值得心口扎针。当然,扎到适可而止才好。 “花和尚”“一丈青”分别指男女山民,极好!好得任何词汇不能代替。但, 读过“水浒”的人可能要停一停,没读过的就不懂了。“足够值得心口扎针”的 “歌词”究竟怎么样?林斤澜藏着不说。再,“当然,扎到适可而止才好”是什 么意思呢?上文有交代,林斤澜自己心脏不好,爬山有时“心口疼痛如扎针”。 由于“闪烁”,由于“人头骷髅”,读者可能已经忘记了林斤澜的心脏。而且, 这里的主语还没变为林斤澜,仍是“歌词”。阅读习惯使读者产生了麻烦。 我以为,“看不懂”,有些是读者的事,有些是林斤澜自己的事。 但,这是风格,这是文体,不可逢迎,不可将就,不可修改自己。 林斤澜对我说:“我的父亲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办学校,办小学;我的一 生也只做一件事,写小说,写短篇小说。” 但,林斤澜主编《北京文学》的事,应该说说。写作,编辑,都是文学事业。 多年以来,《北京文学》实行编辑部主任负责制。许多时候,主编只是挂挂 名而已。时任《北京文学》编辑部主任兼副主编的陈世崇,2006年春节对我说: “林老1986年3 月正式主编,我做编辑部主任已有一年。我和他早已认识。我1978 年进《北京文学》,当年就向他约过稿子。他给我的稿子是《阳台》,当年艺术 上是个很好的短篇。”他又说:“文联为什么请林斤澜过来当主编呢?据我所知, 一,他是严肃的著名作家;二,他的人缘很好,上下左右、老少作家。特别是‘ 解放牌作家’,也就是右派过来的,许多跟他很熟、很铁,比如汪曾祺、邓友梅、 刘绍棠、王蒙、从维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等等。” 林斤澜说:“我过来之后,跟编辑部明确交代,《北京文学》一要出人,二 要出作品。”陈世崇说:“老林过来之后,即带我到了汪曾祺家,讨教。汪是《 北京文学》前身的‘编辑部集稿人’,实是编辑部主任(1950——1955)。因他 不是共产党员,所以给了他这个名号。那天,汪曾祺说了一句至今让我记忆深刻 的话:‘《北京文学》要把魂找回来。’他说的‘魂’,据我所知,是指李清泉 作负责人(1978——1980)时候的办刊精神。” 林斤澜在几篇文章中,写到李清泉发表汪曾祺的《受戒》的经过。那的确需 要眼力和勇气!他提出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集束手榴弹”的培养办法。张洁、 陈建功、陈祖芬、理由、王安忆、张宇、张辛欣等被推出了。方之的《内奸》、 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传诵一 时。 陈世崇说:很快,老林组织了一批当时最具活力和最具实力的作家,在颐和 园活动,友情牵手,拳拳座谈。汪曾祺、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冯骥 才等十多位作家参加。《北京文学》又是一条结实的航船,破浪出海了。 1995年,陈建功在温州对我说:“那时《北京文学》,林斤澜出思想,李陀 操作。”2006年春节,章得宁说:“‘林老出思想’,当然没错。李陀、陈世崇 也出思想。李陀很新锐,陈世崇是终审,他得把握。”时为编辑部副主任的傅用 霖说:“李陀新锐,他的作用当然也大;但林老有政治经验,他更懂得把刊物办 得有活力,又扎实。” 林斤澜说:“每一位都有作用,为刊物尽心竭力。李陀活跃,功劳很大。但 编辑部也不是全买李陀的帐,同是工人出身的哥们傅用霖,多次跟他吵。有时两 人是娃娃吵,李陀说:‘这要听我的。’傅用霖说:‘不行,我是编辑部副主任! ’李陀就说:‘当然要听我的,我是《北京文学》副主编!’这个时候,我都装 听不见。我知道他们一会儿就好了。李陀心里藏不住话,但是,几年办刊,凡是 我说了的,李陀一概没有异议。编辑部上下没有杂念,完全是为了把刊物办好。” 当时刘恒是普通编辑。他写了中篇小说《本儿本儿》。陈世崇觉得好,扎实, 只是开篇进入太慢,再,“本儿”是什么意思呢?刘恒说,本儿是他老家——京 西门头沟方言男性生殖器的意思。陈世崇说:“这题目不行,要改。”可是刘恒 不同意。陈世崇只好把刘恒前边作了修改的《本儿本儿》交给林斤澜。林斤澜读 后找了刘恒,说题目太白不雅,还可能授人以柄。建议刘恒改一改。刘恒改了: 《伏曦伏曦》。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