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林斤澜的祖父开了一间裁缝店,他还做“银背”的生意。银背就是私人钱庄 下的苦力,是银元或铜元的吞与吐、出与纳。吞吐出纳都要靠褡裢或肚兜“背”。 背者一要忠诚可靠,二要吃苦耐劳。他的信用很好。他最后的事业是开针具作坊, 针具包括钓针鱼钩,这在沿海的温州,是个不小的事业。他有自己的院落,大约 六七间房,前院天井大,后院道坛小。我八十年代去过,记得厅堂还宽敞,隐约 还有对联(当年没有写传记的打算,没有记下),八仙桌是见不到了,因为早已 分住着别的家庭。厅堂好像很杂乱。院落里住着林斤澜侄儿一家四口。 祖父壮年病逝,林斤澜并不认识。祖母曾对林斤澜说祖父的早逝与干银背苦 力有关。林斤澜和外祖父相处较多。外祖父姓鲁,没有亲生儿子,义子又不争气, 林斤澜说他模样有些像孔乙己。没有妻室。林斤澜便给老人家当孙子。老人家是 前清的读书人,他也给林斤澜“上课”。林斤澜回忆道:“老人家爱‘说书’, 说《三国》,说《水浒》,也说到《红楼》。但留在我印象里最多的是《水浒》, 可能因为当时我不但读《水浒》,也在讲《水浒》”。“到了上中学,我又回到 自己家里住,中学又离自家近了。星期日上午也还去上外祖父的《古文观止》, 吃一餐饭,喝两杯老酒。外祖父体虚喝鸡汁保养,留下鸡肉和渣供我大嚼。” 林斤澜的九妹林抗说,外祖父有三个女婿,老人家最器重的就是她的父亲。 而她的父亲是非常讲究礼节的人,每在外祖父前,必请安垂首,两手贴腿。 和祖父注重利碌不同,林斤澜的父亲林丙坤注重社会理想。他知书达理,有 一定的思想境界。区间口碑甚好。他生前负责拓宽百里坊,竟自动裁缩自己临街 的院房。他1914年创办温州沧河小学,任校长至解放以后,时称“温州教育三巨 头”。——2004年,沧河小学90年校庆,画册上的创办人校长林丙坤像位置显著, 面清目炯,英豪之气灼灼。此前有一个座谈会,当年的学生,中国著名版画家赵 瑞椿参加,谈及当年林丙坤校长的无私教诲,显得非常激动。另两位有成就的学 生,回忆文章中,对林丙坤都有真切动人的回忆。 和汪曾祺不同,林斤澜是一个学科全面发展的“优秀生”,跳过两次级(按 理说,不偏科的学生未必有大的出息)。1937年,芦沟桥炮响,中华危急。14岁 的林斤澜血热起来,和几个热血青年一道,要去浙闽边境,抗日去!母亲流泪, 可是父亲默许。大敌当前,男儿理当挺身奋起!默许的结果是让外祖父作出决定。 林斤澜在《性格》里写道:“母亲带口信去问外祖父。老人家立刻雇了黄包车到 我家来,他这些年已很少外出,策杖刚进大门,大家惊呼迎了上去。才坐下,就 问去哪里?做什么?……我说先去短期学习,那是有老师有书的,我强调了有书。 外祖父又沉吟一下,和我父母亲说: ‘我看不是去做“不是”,他自己要去就给他去吧。’“ 就这样,林斤澜进了粟裕任校长的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这个 时候,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 住了半年。” 1942年,温州沦陷。林丙坤带着家小避难永嘉乡下,伪政权要利用他的威望, 叫他出来“维持”,他仍然和两个小女儿留下来,避不进城。可是解放以后,1953 年“肃反”,所在派出所一个年轻气盛的警察说他是“三红人物”(国民党、伪 政权、共产党时期都风光),不让他辩白,并让他坐竹床凳。竹床凳搁置竹床, 是杆状的硬棒,当然不是人坐的,更不是林丙坤坐的。回家以后,深夜,他爬进 了自己家的水坞。水坞实是水池,大屋人家用以灭火,高不过肩,他竟这样地活 活把自己溺死! 这个时候,林斤澜已从北京人艺转到北京文联,与汪曾祺好熟了。 和林斤澜谈起他的“革命史”,他总是“嗐”一声开篇。似乎是太沉重了。 从抗日干部学校出来,到温台山区,明里教书扫盲,暗里做交通员、发展地下武 装。之后试图到延安,但重庆受阻。在重庆,他曾给远在新疆的茅盾写信,要求 赴疆读书,茅盾回信叫他就近入读。1946到台湾做地下工作,次年却在“2 、28” 中被捕。没有枪林弹雨,可有明枪暗箭。明枪来自敌方,暗箭来自党内。挫折, 陷阱,阴谋,险象环生,入死出生,痛不欲生。 我觉得,作为作家,一方面,林斤澜少年的学养不及汪曾祺。汪曾祺有一个 宁馨、怡性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气氛很能“养”一个艺术的人。而林斤澜兄弟姐 妹十人,母亲忙着家庭,父亲忙着学校和社会,虽然在外祖父那里得到一些“文 学”,那也是一些浅表式的“说书”。外祖父的妹妹鲁文是个画家,和马孟容、 马公愚熟识,她喜欢林斤澜,但也没有手把手地教。“七、七”事变,林斤澜刚 刚读完初中三年级便走上社会,这时的汪曾祺已在江阴县南菁中学读了两年的高 中。此后两年,汪曾祺辗转淮安中学、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在盐城)、私立 扬州中学(迁至高邮)“借读”,硬是把整个中学读完。这以后,1939年,夏天, 汪曾祺由上海转道香港、越南至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老 师中有三位优秀的五四作家: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 沈从文。他在西南联大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 祺都选了。1941年,林斤澜抵渝,两年后,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三年, 说是读书,可林斤澜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了。那里的老师也“厉害”,梁实秋, 焦菊隐,张骏祥,史东山,郑君里,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林斤澜回忆说 :“梁实秋教我们《西洋戏剧史》。他讲课只管自讲,从来不问不答。讲到英国 说英文,讲到法国说法文,讲到德国说德文。板书也一样,黑板上满是洋文。梁 实秋不管学生懂还是不懂。”——林斤澜的意向是学写剧本,这方面没有叫人顶 礼膜拜的老师,林斤澜吸收各方面的营养,可也学得泛而不专。不像汪曾祺,把 文学艺术的底子打得非常坚实。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汪曾祺离社会较远,几近井底之蛙,家庭和学校,差 不多是他少年和青年的全部空间。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 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平淡了。”——汪曾祺对人生 和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练达人情、洞明世事,是远远不及林斤澜的。 1961年,国人仍然饿肚,郭小川好心,叫林斤澜和刘真到西南去,汇同沙汀、 艾芜,明里是“深入生活”,暗中介绍信有“寄食分会”云云。概半年时间。临 行,林斤澜拜别沈从文,沈从文对林斤澜说:“送你两句话:走万里路,读万卷 书。”林斤澜当时纳闷,这两句话太平常了,什么意思呢?后来的后来才明白, “走万里路”还不是说的经历、经验和经受吗?2004年3 月,林斤澜在温州永嘉, 傍晚喝酒,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 “走万里路”也好,“读万卷书”也好,都会在个人的人生中打下烙印,更 会在作家的作品中打下烙印。 四十年代,林斤澜和汪曾祺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了。 汪曾祺“在云南住了七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在 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 密的叫做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各住过年把两 年把,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 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 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 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 闲看。”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