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这,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事。 汪曾祺是非常自信,自视甚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林斤澜对他说:“阎肃有时文章写得不错。”汪曾祺没有说话,只 见鼻头发声:“哼!” 邓友梅说:“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 后,《文艺报》要发表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 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 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 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个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 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 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可是,他对林斤澜还有话:“友梅那个东西,是通俗小说!” 叶兆言说:“高晓声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 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 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 天下第一的名份,未必肯让别人分享。” 汪曾祺有这个“表示”吗?我以为是可能的。但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时候讲 的,我更想了解的是,在汪曾祺眼中,好友林斤澜到底是个什么位置。不会在《 十年十癔》(1996年)出版之后“表示”吧,也不会在《矮凳桥风情》(出书在 1987年5 月,其中《溪鳗》发表在1984年10月号《人民文学》上)出版之后“表 示”吧,倘若之前,这个表示的确是正确的。——在林斤澜,高晓声也是好友, 互相位置孰高孰低他还真不计较,但读者应该是明白的。我认为,林斤澜是从《 溪鳗》开始,才算找到自我,才建立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后来的成就当然在高 晓声之上。 2004年3 月的一天,黄昏雨后,在永嘉一个码头边,酒后耳热,林斤澜说汪 曾祺看不起王某,看不起王某的文章,也看不起王某的做官。“他有一天脱口说 :‘王某是奸臣!’嗨!你看你看,王某怎么会是奸臣呢,当然不是奸臣。”林 斤澜还谈起王某后阶段称病辞职的事,还谈起王某在《收获》上发表“友人书信”, 爆光自己做文化部长时某人写信“要工作”。王某聪明过人,用心良苦。林斤澜 认为王某机智,有才华,有贡献。对于王某的文章,批评界也有臧否,孙郁就说 :“王蒙有闪光的片段,却没有一篇是好的;汪曾祺有次的东西,但每一篇都是 完整的。” ——趁着这个话题,我忽然问:“我看你也不会在汪曾祺的眼里。”林斤澜 哈哈笑道:“当然当然,他酒喝多了还会说自己胜过老师沈从文了。” 1995年10月的一天,汪曾祺在温州的洞头对我说:“诺贝尔奖算什么?川端 康成算什么?他值我的老师沈从文吗?!” 李陀说:“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的印象,但实际上 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1982年写得《桃花源记》、《 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 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 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两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 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游人于寂寞中突入灵山,只觉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 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的吧?’ 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 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 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就写了,那有什么!? ’” 汪曾祺的《桃花源记》的确好,但陶渊明的美丽童话怎能替代?汪曾祺的《 岳阳楼记》就弱了。他还有一篇《故乡的野菜》,是《钟山》杂志命的题,我以 为汪曾祺没有输给周作人。与前人比一比,输还是赢,“那有什么!” 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不少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 装疯。” 汪曾祺就说李白洒狗血,“那有什么!”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每有诗成,总说:“某某看到这首诗,肯定气死。”— —文人张狂一点,我以为有可爱处,问题在于是你有没有资格张狂。张狂的人也 实在太多了。汪曾祺是有这个资格张狂的。至于如深山挥汗开石的石匠的那种文 人,一辈子默默攀登艺术大山,荣辱皆忘,那当然算是可敬的。 汪曾祺在《小说创作随谈》中写道:“在北京有个年轻同志问我:‘你的修 养是怎么形成的?’我告诉他;‘古今中外,乱七八糟。’” 汪曾祺的这句话,我以为是随便说说的。他一辈子当然读了“古今中外”许 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他的继承性是明显的。 汪曾祺在《谈风格》里又说:“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 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 想了想:古人里有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 诃夫和阿左林。” 归有光、沈从文的影响,当然是明显的。 在《两栖杂述》中,他还提到少年时“从韦子廉先生学习过。韦先生是专攻 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刘大櫆和戴名 世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这可不能小看,这对他写作的影响( 特别是写 作的基础) 肯定是很深远的。“桐城派”是中国散文的集大成者, 开创者为方苞。 方苞继承了谁的风格,归有光!这一派讲究“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 要求语言“雅洁”,可却相对不重内容(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杂记 》是个例外)。大体来说,汪曾祺与“桐城派”是相当合拍的。汪曾祺的语言成 就之所以登峰造极,当然主要和他用心古文有关。汪曾祺的内容没有刀光剑影, 没有离奇怪异,多日常,多平易,多轻淡,多抒情,多亲切,下笔细腻,可在 “桐城派”,主要是归有光那里找到神韵。 对于沈从文先生,不必多言。沈从文和贺龙是同乡同时代,说起贺龙,沈从 文说:“杀人太多了!”贺“尚血红”,沈“崇青绿”。沈从文“投奔自然,他 的翠翠、爷爷、渡船都是自然的色、自然的声、自然的形,连那黄狗也没有名字, 自然而然叫做狗。虽然作家不会明说‘天人合一’,却明显着太古的和谐,原始 的人性的美。”(林斤澜语) 汪曾祺“踩着沈的脚印,可以说亦步亦趋……师徒两位都认美为生命,供奉 人性,追求和谐。”师徒两位也有区别,汪曾祺并“不遁入自然,扭头人间搜索 美,培植人性……走笔生命的欢乐,生活的健康,生爱生情的飞跃飞腾……” (林斤澜语) 沈从文比汪曾祺多了一层沧桑和厚重,师徒小异而大同。 汪曾祺是有“根”的,这根非常明显。 林斤澜无“根”。年轻起步的时候,林斤澜当然是有选择地读书,有模仿, 或膜拜;后来,就没有了。林斤澜的读书,还真是“古今中外,乱七八糟”。林 斤澜师承了谁呢?他的作品像谁的?古的?今的?中的?外的?把他的代表作搬 出来,《溪鳗》、《李地》像谁的?《白儿》、《黄瑶》像谁的?特别是《门》 像谁的?谁都没有像。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