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林斤澜说,很早的有吴组湘,他的《录竹书房》、《一千八百担》就是茅盾 发出来的。林斤澜说得没有错。朱自清早在1945年6 月,就有短文《始终如一的 茅盾先生》。第二段写道: 茅盾先生并且要将自己和后进打成一片,他竭力奖掖后进的人。我就是受他 奖掖的一个,至今亲切的感到他的影响。我的文学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励而发展的。 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帮助了许多人成就了他们自己,不过我们未必一一知道罢了。 他指出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大路,到了这时代,大家都已看得分明,都会跟着他走。 他今年才五十岁,有的是领导的力量;他的影响正在加深和扩大。 林斤澜说,1951年初,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开学了。第一 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虽然并不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 挤时间审读稿件。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 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 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 民文学》上。 林斤澜还举例《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 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他满腔热情地介绍道:“我以为 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 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读了茅盾 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 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 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 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 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 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 ‘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 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 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王愿坚也是一个。还有杨沫。林斤澜说,《青春之歌》红一阵后,开始发紫 发黑,批判浪涌。这时茅盾说:“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确是这样的。”杨沫立 刻月白风清。 2004年3 月,林斤澜把一本《茅盾手迹精选》交给我。满面笑容,说是刚刚 出版的。“你看看,这是50年代中期的事情。他看了我的小说《一瓢水》,用便 笺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这封信对林斤澜非常重要,全文抄下: 《一瓢水》林斤澜。写司机助手小刘留在路上忽值司机老赵发病,小刘留为 赵找草药郎中,翌日就好了,再上路。小刘留写得还可爱。老赵工作好,负责, 但是,心境不好,家里闹离婚,(原因是老赵工作忙,不能回家,而老赵因此也 苦闷,在病中呓语,有“叫她到疯人院里找我”之句,盖谓如此下去,自己也要 变成疯人也)很少和小刘留搭腔。写小刘留扶病人找草药郎中的住处,他的举动, 都带上阴森森的味道。有几处使人惊心。 全篇共七千五百字左右。 可以从两方面评价这篇小说。如果要否定它,理由可以是:不知作者要拥护 的是什么,要反对的是什么?(这是一句老调了,但常常被作为不可辩驳的尺度)。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作诛心之论,认为作者故意把人的心境、环境,都写得那么阴 暗,把乡村描写得那么落后,荒凉,写草药郎中还要仗剑作次,诬医不分,写草 药店老太婆迷信说见过鬼;而且,还可以质问作者:写满街人家都糊红纸,“红 艳艳,昏沉沉”,是何所指?写老赵高热中呓语,分明是暗示紧张劳动会逼疯了 人,逼得人家家庭破碎,那不是诬蔑我们的制度等等。 但反过来,如果不这样“深刻地”去“分析”,则此篇的最大毛病亦不过是 写了一写,不能不说这篇小说在技巧上是有可取之处的。例如他懂得怎样渲染, 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创造氛围。他的那些招来指责的描写,大部分属于这一范 畴。那么,看了全篇后,是不是引起阴暗消沉的感觉,即所谓不健康的情绪来呢? 我看也不见得。 如果我们不愿神经过敏,以为这个作者是“可疑人物”,作品中暗含讽刺, 煽起不满,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想一想: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写作力的作者,倘能 帮助他前进一步,那岂不好呢?这样,就可以考虑发表他的作品,同时给以指导, ——这可以联系几篇类似的作品写一篇评论的方法,分析作品的优缺点而着重地 具体地指出作家最重要的一步是选择题材,而选材也者,实即作家对人、事的看 法(即所谓立场),和洞察力(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具体考验,我们所 以常常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之重要,也即是如此。 看得出来,编辑部对《一瓢水》有争论。茅盾写这封信的意向非常清楚,即 把《一瓢水》发表出来,推动这位“能写”的青年作者“前进一步”。 林斤澜说: “这是1956年的事情。《人民文学》已将《一瓢水》退还给我,不料编辑涂 光群来到我家,把《一瓢水》讨回去。这篇小说发在5 、6 月合刊上,这期上还 有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那一期很有名,几个人被打成右派。— —怪不得《一瓢水》发表以后,我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就接二连三地发出来。” 在《林斤澜文集》第一卷中,《一瓢水》是林斤澜发表的第八篇小说,这以 后《人民文学》发的《草原》是他有些分量的作品,《台湾姑娘》使他成名走红, 《新生》和《赶摆》让同行叫好。倘若没有茅盾的这封信,有没有今天的林斤澜, 非常难说。 但林斤澜对我明确地说:“茅盾先生尽管道德高尚,他的文学观念,主要是 主题先行,我不能同意。他有明显的偏见。比如说,他早年,竟说沈从文的小说, 是一碗清汤,上面飘着几点油星。” 有一回,林斤澜说北京有个年轻评论家,给现代作家排座次。一是鲁迅,二 是沈从文,三是曹禺。鲁迅之后,小说是“一城两传(《边城》、《呼兰河传》、 《铁木前传》)”林斤澜微笑着,好像是同意这种排法。我说:“《呼兰河传》 漂亮,但萧红的名字总不响亮。”林斤澜说:“问题就在茅盾。萧红不是革命者, 死后,1946年《呼兰河传》出版时,是茅盾作的序言,序言基本上对《呼兰河传 》持否定的态度。”在《呼兰河传? 序》中,虽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 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但茅盾的重点却是这么两个段落: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 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魔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 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 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 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 守罢?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Ο年前后这样的大时 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 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 “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 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隋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 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博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 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 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