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 “浩然。”林斤澜答。我吃了一惊。但无话可说。细细想来,这种事情实属 正常。 那么,刘绍棠争当主席正常吗?也属正常。——大凡这种官儿,要么德高望 重,别人没法不给他当;要么让官面上放心得下;要么热情很高,群众基础也不 错……上面觉得大方向把握得住,谁当都没有关系。 “从前你被免去《北京文学》,听说刘绍棠不想接你这个班。是不是?”我 问。 “刘绍棠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说过:‘林斤澜的班,我不接。’”林斤澜说。 “据我所知,浩然做主编后,《北京文学》就萎顿了。倘若是刘绍棠,你以 为会好一些吗?”我问。 “这很难说。刘绍棠是热情似火的人,可他的观念不行,包括社会观念。” 林斤澜说。 林斤澜所谓“社会观念”,我略知一二。刘绍棠对待“反右”,有个著名的 比喻:“娘打儿子”。——“把我错划为右派,是妈妈错打了孩子。妈妈错打了 孩子,也是很心疼的。难道还非要已经认错的妈妈给儿子下跪吗?!” 我极崇敬的邵燕祥先生写有《“娘打儿子”论》。指出“娘打儿子”论是同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相抵触的。又说: 这种“娘打儿子”论,不是更像旧时代“官打民不究,父打子不究,夫打妻 不究”的封建法规和奴隶道德的翻版或变种吗?还哪里有一点现代工人阶级先锋 队内部关系上应有的原则精神和感情色彩呢! 倘若相信了“娘打儿子”论,把错误路线当作“娘”,则如此之多的血的教 训就不值得研究,而总结经验不仅多事,且有违“孝”道了。试问:这种观点和 论调究竟是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还是在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路线 辩护呢? 哪怕退一步说,作为一种跛足的比喻,姑且承认党是母亲、党员是儿子,也 根本不能得出冤假错案是“娘打儿子”的结论;因为制造冤假错案,破坏党内民 主生活,侵犯党员政治权利以至人身自由的,并不是党,而是党内错误领导和某 些个人野心家,以及有心紧跟或一般执行了整人指示与部署的党员;除去个人野 心家如张国焘和后来的林彪、江青、康生一类不论外,这些不同程度整过人的人, 和被整的党员一样,按照上述逻辑本来同属党的“儿子”;因此,“娘打儿子” 也者,不过是党的一些“儿子”整另外一些“儿子”,整人时却“以母亲的名义” 而已。整得眼睛红时,还要整到党外去,那自然谈不上“娘打儿子”,而是打邻 居、打朋友、打路人了。 我问邵燕祥,这是不是针对刘绍棠的。答曰是听到丁玲同样的论调后所作。 刘绍棠还有个“有所不写论”。刘绍棠在南开大学作报告:“每一个阶级的 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即使是真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 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一位同学递上一个纸条:“刘老师,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既然是真实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拿着这张条子问是谁写的。 台下站起来一位女同学说:“是我写的。”刘绍棠见是个女子,就开玩笑:“你 把你的学生证给我看看好吗?我要看看你的学生证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我为什么要把脸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啊!”“长疮时你为怎么不拍一个 呢?”“长疮时拍照片啊,怪寒碜。”刘接着说长疮时是非本质的,不漂亮是暂 时的,它不是你的真正面目。“共产党的缺点也是同样如此,你为什么对自己是 那样的公正,而对共产党却是这样的不公平呢?”——小小花絮,作家几次粘粘 自喜,我却看出一个作家的浅薄来。——多么好的刘绍棠啊,怎么写不出多么好 的作品呢? “我觉得刘绍棠写了那么多,你评论过的《蒲柳人家》稍好,还有《瓜棚柳 巷》,但同是写风情,和汪曾祺的《受戒》无法相比。”我说。 “那当然。《边城》和《受戒》是观止。刘绍棠写东西不求个性。比如刘绍 棠写景,爱用成语:‘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 沈从文读到刘绍棠这些成语,对我和汪曾祺说:‘你刘绍棠呢,你在哪里?’” 林斤澜说。 我知道,刘绍棠拜孙犁为师。可孙犁语言多么干净,多么清丽,多么隽永, 多么富有个性啊! 刘绍棠和浩然,性格各别,但都是农村出来的“写家”。都要把仕途与文坛 走到顶级。林斤澜说:“无论怎么说,浩然和刘绍棠都是作家,刘绍棠以最后的 精力,写完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浩然写不动时,还口述回忆。他们最后的力气, 还是放在写作上。”我却认为作家要对人民负责,起码不要浪费纸张。中国有不 少自以为“伟大”,实则浪费纸张的作家,浩然对得起历史吗?刘绍棠不在浪费 纸张吗?基于这一点,刘绍棠和浩然,结局同样可悲。 世事倥偬,人生如梦。“日月之行,若出其中”。风兮云兮,潮水潮鱼。春 秋好梦几何?譬如朝露。京华珍品几多?晨星数粒。惜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 杨沫、浩然、刘绍棠,均非等闲,倘风好水好,温熙适体,不定孵出鲲鹏来哉。 然人兽交替,不可回首。河汉遥寄,安息安息。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