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 他的儿子肺炎住院的时候,我们把他清进了公安局。终于,他招出了王俊杰 “在瑞安西门鱼行里”。我即带着侦察员提王楚直奔瑞安。我对王楚说,不依我 说的办,第一个“嘣”了的,就是你。 到了西门鱼行,我即单独和王楚上楼。王俊杰一见我,立即跳起来,掏出汤 姆式手枪对着我。我镇定地把手放在口袋里,口袋里手枪子弹上膛,王楚是知道 的。我侧身对准王楚,王楚立即说: “是军长派来的联络参谋,有重要指示。” 我和王俊杰谈了很久,取得了他的胜任。我提出这地方不安全,要换地方。 当王俊杰起身跟我“换地方”的时候,鱼行老板娘慌张上来,说有人进来了。其 实是侦察员见我久久不下,靠近观察动静。我又一次打消了王俊杰的疑虑。很快, 密捕了王俊杰。王俊杰后来供出了所有情况,全案告破。 破这个案后,市府给我记上一等功。 在市局侦察科工作,一年多来,侦破大小案件几十起,多次得到领导表扬, 其喜洋洋则矣。不料,1951年1 月,意外事件发生。我的人生“触礁”了。 侦察员郑国胜,在我股年龄最小(十六岁),可他是我介绍进公安局的。平 时工作认真,从没出过差错。那时供给制,大家过集体生活,晚上集中睡一个宿 舍,以便行动。一夜郑国胜没有回来。当时温州地处沿海前哨,敌情不断。我们 担心郑国胜有什么意外,侦察股同志便四处寻找,未见下落。 四科通知我们,说郑国胜在看守所提出二名罪犯,并出示一张“提审证”。 提出的二名犯人是托派分子,至今未送回。——霹雳惊雷!凭我直觉,出事了! 内部人员通敌逃跑,放掉的又是托派要犯(当时托派在中国被定为“反革命”)! 解放前,我是莲池学生联谊会主席,而联谊会里有托派。温州唯一一个乌鲤 游泳队里也有托派,我又是乌鲤游泳队的队长,而郑国胜偏是乌鲤队的“小乌鲤”。 郑国胜带二个托派要犯逃跑,那么,我张璜就是有十张嘴巴也难说清楚啊! 于是,“走马灯”式的频繁调动工作在我身上出现了:郑国胜案发后第二天, 我调任公安局三科任刑警队长。没过几天调任我为三科警法股长。紧接着调任我 为温州公私合营西山陶瓷厂公股代表。三反运动开始了,调到温州地委干校去学 习(十四期学习的都是有问题的干部)。到干校不到两天,连同我在内有八个人 干脆送到了公安局看守所学习去! 不到一个月,我莫名其妙地被送到丽水市雨伞厂劳动去了。——我天真地想, 党又“考验”我了。 逢年过节劳改队为了控制犯人“思乡”情,还开展文娱活动。劳改队又交给 我“艰巨的任务”,要我演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反正黄连树下弹琴,苦 中找乐吧,我就演了黄世仁,大家叫好。 1954年,厂部通知我回温州恢复工作。我到温州市人事局报到,人事局同志 对我说,你恢复工作了,到工业局去。在工业局,局长说,你先到地方国营纸伞 厂负责技术工作。 厂里叫我负责技术革新,成立技术革新小组。我静下心来,继续研究纸伞的 打皮机和髹斗机。后来,又叫我搞玻璃纤维去了。 3 月的一天,第一期地委干校同学朱永彬来看我,说自己如今是被打下的右 派。二人气味相投,惺惺相惜,大发牢骚。他告诉我他家地址,吃了一顿中饭后 走了。过几天我到他家,他说自己下放到一家街道纸盒厂做工。他原来是福建省 森工局搞编辑工作,还专门跟教授学过小提琴。我说自己是玻璃纤维厂的技术员, 这个新兴的尖端产品到处吃香。因此二人相互吹牛,说凭我们技能,就是到香港 也不怕没有饭吃。他还说:“拉手提琴卖唱也能养活自己!” 不久,朱永彬对我说,他碰到一个人,叫黄炳武,也想到外国去。他说要走 就从海上出去,这样比较安全些。我当场反对,我说,我不能去,我在公安局待 过,下海万一漂到台湾,国民党是不认我的,不是送死! 有一天,捉了一只家养猫,大家说杀了它烧年糕很好吃,便把猫放在麻袋里, 可是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弄死它。我说:“你们连猫都弄不死,还有什么用。”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