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 天可怜见 ——林斤澜与“右派”擦肩而过 “右派”,书面统计55万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独有的、残酷的称呼。 “地富反坏右”,那是人民的敌人。千古奇怨,除去死灭者外,受害者,占中国 知识分子11% 的“右派”,过着二十年多年的灰色人生。一腔豪情,沦为另类; 精英人杰,视为人蛆;金色年华,夹着尾巴。不能有议论,不能有思想,甚而至 于不能有表情。 在同辈作家中,和林斤澜关系密切的,有数不清的右派:汪曾祺、邓友梅、 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可林斤 澜不是。林斤澜唯独“漏网”,何哉?对此,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同行有兴趣, 我的兴趣也很大。 这个问题见诸文字的有“二说”。一是密友邓友梅的“生女说”。他在《漫 说林斤澜》中说:“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归功于他的女儿。 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 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 ‘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 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 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林斤澜之女林布谷至今叫邓友梅“小邓叔叔”。“小邓叔叔”写这种随笔很 随意,根本不像写《烟壶》《那五》那么认真。他可能凭恍惚的印象,没有好好 梳理他的记忆,或是没法梳理,忘却得差不多了。 二是至交汪曾祺的“性格说”。他在《林斤澜!哈哈哈哈……》中说:“斤 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 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殿以哈哈的笑声。‘某某某,哈哈哈 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他口中掏出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 类的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 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 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汪曾祺形象记忆特强,同样,对与艺术有关的典故乃至词汇,从记忆的匣子 里拿出就用。而汪曾祺判断事物,马马虎虎,经常凭直觉,想当然。 事情是两位朋友说的这样的吗? 2003年10月,林斤澜住在温州均瑶宾馆,我问了这个事情。林斤澜说: “生女说也好,性格说也好,都错都错。性格决定右派,谈论的人很多,好 像真有这么回事。这种思维定势,实是误区。实际上性格与右派无关。王蒙这个 人怎样?够精明吧;邓友梅这个人怎么样?够机灵吧,他们也被打成右派。邓友 梅说,刘绍棠出事后,他在王府井巧遇王蒙,王蒙警告说:‘邓友梅,你可要小 心,你跟我不一样,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过了没半个月, 王蒙也被揪出来了。 看汪曾祺自己的性格吧,和政治有什么联系?没有。“ 邓友梅对汪曾祺当年的描述是这样的:“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 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 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 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 也讲究点扮相么。……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汪曾祺 派头“名士”,一直“脱离政治”,京华熟悉他的文人谁都知道。林斤澜又说: “友梅的‘生女说’是记忆错误,把时间记错了。‘鸣放’时间要早,在1957年 春天至5 月初,这时我女儿布谷还没有出生。我女儿是6 月8 日出生的,而6 月 8 日这一天《人民日报》正好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 反右。邓友梅把我女儿出生的‘反右日’,错成了‘鸣放日’。我逃过了一劫, 与我女儿出生也没有关系。”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提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传得很热闹,也兴奋,觉得共产党不容易,胸怀 开阔,高瞻远瞩。知识分子热血沸腾,心情活泼,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叫好,决 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北京也像沸腾了一样。 突然,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也就是中国作协《文艺学习》 主编韦君宜的丈夫,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他自己的家里。他 家在北京当年台基厂那里。他们四人有些兴奋,有些惊讶,有些好奇:宣传部长 为什么在星期天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去呢? 杨述家里大厅不小,墙壁挂着书画作品,茶几上有好些水果。杨述先让大家 品尝水果,问了一些面表上的事,才落到正事上。这正事无它,也就是“鸣放”, 中心主题是一句话:“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韦君宜开始不在家,后来回来了, 她也插话,口气相同,她也要求林斤澜他们行动起来。夫妻都是大知识分子,读 过很多的书,出自“学运”,是学生领袖,就林斤澜个人说,对二位印象挺好。 四人从杨述家出来,在长安街与王府井垂直处傻了一会。为什么呢?宣传部 长与他们身份距离太远,召他们到家鼓励“鸣放”,因此事出特别,他们弄不清 底细。尽管是傻了一会,刘绍棠还是明显有些兴奋,说必须要行动起来。邓友梅、 从维熙说了些什么,林斤澜今天已经忘记了。而林斤澜个人那天基本保持沉默, 他不但觉得这事太特别,弄不清底细,而且觉得这事蹊跷。各自回家之前,林斤 澜说了一句:“大家自己考虑吧。” 当时很快,在北京,在全国,“鸣放”如火如荼。这火是毛泽东、共产党自 己烧起来的。 北京市文联不甘落后,秘书长田家异常来劲,几乎天天开会。他身体敦实, 大约操劳过度吧,头顶“荒芜”,因而多少现出点老态来。 文联有一个小礼堂,实是一个大房间。工字桌、办公桌在大房间高低拼拢来, 排成一长条,人便绕着长条坐下。这是一圈人,后面还有一圈人坐在沙发上,沙 发摆在墙边四围。大家像煞有介事,都掏出笔记本。田家坐在长条桌的横头,他 是行政负责人,主持会议。这样的会议,老舍基本上是坐一边,连配角都谈不上。 田家发言,大家也一一发言,林斤澜也曾发言,林斤澜发言无殊,无非是帮党整 风是正确的,云云。 一天下午,林斤澜坐在长条桌的中间,对面是工人小说家赵坚。赵坚是林斤 澜落座后挪过来的。赵坚那时是北京作协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林斤澜发现赵坚坐 在对面神情不对,面肉不均衡地隆起。果然,赵坚抖抖窣窣地掏出一封信来,在 桌面上直直地把信推过来给林斤澜。林斤澜很好奇,见信已开口,便把信肉掏出 来。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 》,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 林斤澜说,那个时候某地要改编什么,征求原作者单位意见,乃普通情况, 当时这类情况,都是单位与单位之间联系,根本不问作者。因此,这是一封很正 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不正常的情况,这不正常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田家的 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林斤澜说,“我非常愤怒。‘此人正在审查中 ’,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经常审查。今天审查你,明天审查我, 全是例行审查,是老规矩,是正常的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 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这随便怎么说都是错误的。组织原则不 是这样的。”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