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 年1 月,刘伯承在中共交通员刘筱圃的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 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首府——瑞金。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何长工谈话。何长工是 红军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 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 局分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宁都起 义的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二期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 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左权去十四、十五军当政委,你到十三军当政委。”这时,刘伯承插话说:“毛主 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 我从上海刚到这里不久,对红军的情况还了解不多。”这是刘伯承与何长工初 次见面,少不了各叙仰慕之情。刘伯承说:“1930 年7 月,我和左权在苏联学习 时,听共产国际的老头们说,你们打开了长沙。英国记者报道说,红军是一支有组 织、有文化、战斗力强的部队。”何长工向刘伯承介绍了红校的现状,交代了工作。 毛泽东对办好红校非常重视,他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 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一是日本士官系, 如汤恩伯等;一是他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 湖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 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表示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 红军学校校部在瑞金城里谢氏祠堂,各学生连住城南校舍。刘伯承主持的红校 第二期于2 月1 日开学。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栗,邓萍主持训练工作,有15 名专职 教员。学校教职学员1330 人,其中学员783 人,分三个科:步兵科,编三个连, 第一连连长龙云,指导员张华;第二连连长彭绍辉,指导员石衡中;第三连连长粟 裕,指导员刘西平。政治科一个连,连长郭耀山,指导员伍修权。特科三个连,即 机枪连、工兵连、炮兵连。 在教育方针上,汲取了第一学期成功的经验,强调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 反对本本主义。这些宝贵的思想,保存在1932 年5 月25 日经刘伯承指导写成的 红军学校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报告中强调:“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 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尽管教 员少,教员的科学知识、军事理论和作战经验浅弱,又缺乏参考书,刘伯承还是尽 可能提高教学质量。他把教员组织起来,亲白领导编写了一批教材。他对教员们说, 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 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教员们编 写出教材初稿,他亲自修改审定。为了不耽误上课使用,他经常加班加点。夜深了, 在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一灯如豆,他坐在桌前,时而圈圈点点,时而奋笔疾书。 人们看到他这种工作精神,无不为之感动。在他的带动下,教员和工作人员们都更 加勤奋了。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写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 《防敌进攻战斗要领》、《夜间战斗》、《迫击炮讲义》、《机关枪班排战斗》、 《排教程述要》、《劈刺教范》、《兵器摘要》、《爆破摘要》等。仅3 月份就装 订出版军事教材9 种,计6249 册。 入学的红军干部大多文化很低,据当时统计,不识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 识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写简单书信帐目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针对这个特点,刘伯承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军事知识“从各方面灌注 到学生的脑中去”。在教学方法上,他要求教员课前提出纲要发问,课后提出中心 问题组织学员讨论;中心段落重复讲解,以加深学员的了解程度和记忆效率。在教 学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图解或模型来配合语言讲解;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 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他特别强调学用一致和知识的连贯性,要求讲完一段 课,接着就进行这一段课的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所讲的课,所进行的操作,“都 要设法帮助学生纵横贯串起来,使其脑力成为有组织的系统化”。 一次教员讲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线,有的学员老是理解不 了,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恰值刘伯承在场听课,就即席举例说: “你们观察过顽童撒尿吗?你看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这 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难之点也就豁然贯通了。 刘伯承亲自讲地形学,他把学员拉到学校附近的小布脑山上去讲,一面看地形 图,一面研究实际的地形地貌,学员理解得快,印象深。他还讲标图的箭头要有力, 象是部队杀出去一样。他划箭头的姿势,至今仍保留在听过他讲课的学员的印象中。 刘伯承还根据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的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光辉胜利 的战例,给学员讲十六字诀。许多学员足参加过战斗的,经刘伯承理论上加以概括、 分析和说明,不仅提高了学术水平,而且提高了胜利信心。 在3 个半月的学习期间. 制式教练只教两星期,每次3 小时,总共31 小时; 而夜间战斗教练却用了102 个小时,演习10 多次,学员的战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诸如进攻的几个阶段,防御的纵深配备,追击退却的要领,以及侦察警戒的重要, 用何种手段才能达成侦察任务,怎样布置警戒才算周密等等,都能够应用战术原则。 对于政治教育,刘伯承作为政治委员也是十分重视的,他提出了“三化八点” 的政治纲要,即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日标下,对学 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八个方面的政治教育:阶级觉悟教育、党的领导教育、阶级关系 教育、红军宗旨教育、纪律与艰苦奋斗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革命 性质与国际主义教育。这“三化八点”教育,是符合当时干部思想修养要求的,在 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红校第二期工作总结中称它是“时时灌输在全部政治 教育的实施中的,这一方面也得到了较大的效果”。 政治教育占红军学校全部课程的十分之四。政治课计有八门:帝国主义与中国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土地问题;红军问题;苏维埃问题;政治工 作;武装拥护苏联。政治连因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军政教育比例为倒四六,即 军事占十分之四,政治占十分之六,在课程上增学:党的建设;社会形态发展史; 党史;国际材料讲演等课程。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尽管红军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校的文 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跃的,到处歌声嘹亮,朝气蓬勃。俱乐部成为课外活动的中心地。 从上海来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联星、赵品山等主持这方面的工作,留苏的危拱之、 李伯钊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里手”,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每两周举办一次文娱晚会,由赵品山领导的话剧团演出节目。李伯钊还给大家跳过 乌克兰舞。篮球比赛也经常进行。那时条件艰苦到连篮球都买不到,篮球破了,修 修补补接着打。补丁多了球变成了“加重”式的,但照样竞赛激烈,鼓掌声、喝彩 声不断。各连都有列宁室,每周出1 次墙报,发动大家写稿,又学政治,又学文化。 10 个单位在3 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130 期墙报,每期平均约百篇稿件,计有 1.1 万篇以上,学员平均每人投槁10 篇以上。 经过3 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生达到的水平是:”有百分之二十可以当连长、 连政治指导员,百分之六十可以当排长,只能当班长的不上百分之二十。”5 月15 日,刘伯承主持了第二期毕业典礼,隆重地举行了阅兵式和分列式。 红军学校第三期于6 月9 日开学。这一学期学生增加到1000 以上,编了两个 步兵营、I 个政治营,还有上级干部班和团政治委员训练班。 6 月26 日,刘伯承被委任为瑞金卫戍司令,负责管辖驻在瑞金的红军部队、 红校,瑞金县地方武装,以及警戒事宜。红校的工作加上卫戍司令部的工作,使他 更加忙碌了。 10 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同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着红军的作战方针展开了争论,这个争论是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负 责人分歧的继续。8 月间,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下, 连克乐安、宜黄,取得歼敌3 个旅的胜利。这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的负责人 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军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 城打援,取得速胜。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毛、朱、王在9 月下旬连电苏区中央局 表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 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 面。”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前线的部 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 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朱、王坚持将毛留在前方, 但多数人不同意。刘伯承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 持中央政府工作为由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 恩来兼任。 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刘伯承曾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军第四军中有 “游击主义”。反映了他那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立即赶回红军学校,参加10 月10 日举行的第三期毕业 典礼,并发表了讲话。他说:“第三期学生学习期满,以同志们的努力学习和教职 员的殷勤训导,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正当着鄂豫皖红军和陕甘红军得到伟 大的胜利,我们全国全战线上正在积极进攻敌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夺取中 心城市,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时候,第三期红校毕业生出去,红军中又加上这 一支生力军,是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希望同志们到前方去,为着我们工农阶级的解放,把你们所学的带到红军中去, 转变红军中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你们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 人。”随后,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总 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 在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刘伯承逐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 也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使自己的行动日渐步人正确的轨道。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