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送“金钥匙”的人 1952 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训练以科学文化教育为主的指示,一场声势 浩大的学习运动犹如一次伟大的战役一样,很快在全军打响了。很短时间,全军就 调配教员5 万多人,开办速成小学200 多所,速成中学60 多所。 200 多万干部战士投入到学科学、学文化的战场。 这一年,军事学院的科学文化教育则以新成立的海军系、空军系、政治速成系 以及高级速成系第二期为重点进行。刘伯承决定对这4 个系实行半年预科制。首先 补习半年文化,然后转入正科学习军事和政治。对在职干部,则开设文化补习班, 实行半日工作半日学习。 在教学准备会上,刘伯承对教员们说:“工农出身的学员,他们的文化都是从 战争年代的识字牌上学来的。数、理、化从未学过。这就给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 界带来了困难。世界好比一间大房子,里面博大精深、万物皆有。但是,这间房子 是锁着的。没有开门的钥匙,只能从门缝窥视。这样看就很狭窄。有了开门的钥匙, 就能打开房门,走到里面去看,就能看得宽广,看得深远,看得全面。什么是开门 的钥匙呢?科学文化知识就是开门的‘钥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金钥匙 ’。我们要把这个‘金钥匙’送给学员,让他们打开房门,入室登堂,去攀登现代 军事科学的高峰。”其实,从军事学院一成立刘伯承就坚持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 “入门教育”和“基础教育”,以此推动整个训练工作。当时,学员们来自“胜利 之师”,都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高级干部。他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作战 经验比较丰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两个特点使得一部分学员对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以“大老粗”为荣,以没进过“洋学堂”为荣,认 为国防现代化,主要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用不着多高的“文化水”。 刘伯承很快察觉到这是学院训练中的重大障碍。他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语重心长 地指出:“不懂科学,没有文化,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愚昧伤痕,是套在工 农头上的一副枷锁。这是我们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奋起医治这个伤 痕,打碎这副枷锁。我们如果只在政治、经济上翻身,而在文化上不接着翻身,不 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保卫国防,要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是有困难的,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了现代化国防的。”刘伯承还深入 到学员中间,给他们讲述1905 年日俄战争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学习科学文化对 于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说,那时,沙皇俄国尽管花费了亿万卢布购买和 建造军舰,但由于俄军的统帅和将军们都是些不懂科学、不学无术的庸碌无能之辈, 军官和士兵们缺乏训练、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结果被日军打得大败。 正如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 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 用处的”,“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必须有质量高的人才。”通过反复 教育,学员们认识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稳定了学习情绪。但是,在课 程进行当中又出现了问题:有些学员对军事课、政治课感兴趣,能坐得住,听得进 去。而对文化课,特别是数、理、化课,一讲什么公式定理、结构式、方程式就头 疼,尤其是念那拗口绕舌的各种外文字母,更是感到如同念“天书”一样难。慢慢 地,学员们开始叫苦了,坐不住了,听不进去了。课堂上也乱哄哄地不成样子了。 刘伯承认真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感到主要是学员们对学习数、理、 化没有产生兴趣。而产生兴趣的关键又首先是坐下来、学进去。于是,他坚持到课 堂上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实际上是进行“督阵”。 老院长来听课,犹如一鸟入林压百音,课堂的秩序与往常大不一样了。 思想“开小差”的没有了,交头接耳的没有了,念外文字母出怪声的也没有了。 学员们个个坐得端端正正,教员讲课也格外有劲。慢慢地,学员们从坐不住到坐得 住了,从学不进到钻进去了,逐渐产生兴趣了,感到学有用处了,因而学习的劲头 也越来越足。 看到课堂上的变化,学员们学习上的变化,刘伯承愉快地笑了。有人问他是用 什么办法促使学员们发生这种转变的,他风趣地说:“我这是砂锅炖肉,炖不烂而 蹲烂了。”1952 年8 月,毛泽东批准了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科学文化教育座谈会的 报告,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全军文化教育应该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 正规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刘伯承进一步调整了军事学院的部署,强调要抓住重点实施教 学,在打基础上下功夫。即“按正规的理论系统,以速成的方式,结合部队实际, 养成学员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以适应其学习军事科学及政治理论的需要。”在具 体实施中,刘伯承要求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安排恰当的教学内容。 并注意有所取舍,“重点课目要窄而深,非重点课目要宽而浅,不重要的课目 索性删掉”,以突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整个教育要在半年(速成系)或 一年(完成系)时间内,使学员从原有文化程度基础上提高二至三级,力争使所有 学员都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是根据当时学员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学习军事科 学对文化程度的起码要求而提出来的。 刘伯承还针对学员在学习上听强于看,说强于写,理解力强于记忆力等特点, 强调在教学方法上也要改革,要贯彻“练多于训”的原则,即教员少讲、精讲,学 员多作业、多练习、多实验,求得融会贯通与熟练运用。他亲自听课、参加讨论、 批改作业,在实践中总结了语文、数学和理化课的教学方法。对语文课,他建议采 取“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原则。对数学课,他总结了“边讲、边练、边研究、 边总结”,四个方面统一结合的方法;对理化课,他归纳了“讲解、实验、总结” 六个字,强调讲解与实验相结合的重要性。为了上好理化课,他还帮助文化外语教 授会克服许多困难,开设了理化实验室,使学员都能普遍进行理化实验,增强感性 知识。实践证明,这些都是“速成”教育的好方法。有一段时间,教学难度较大, 学员当中产生了畏难情绪,叫嚷“时间少、内容多、消化不了”。有的主张学点容 易的,难的就不要学了;有的要求取消考试,学多少算多少,掌握到什么程度算什 么程度;还有的总想走“捷径”、找“窍门”,从教员身上打主意,希望教员给予 “照顾”,评个及格,弄一张文凭了事。一些教员也产生了急躁情绪,为学员们达 不到标准而着急。有一个教员竟无原则地迁就照顾学员,把考卷上本来答错的题也 悄悄地打了分。 这件事虽然“秘密地”出现在考卷上,但却没有瞒过刘伯承的眼睛。根据学员 们的反映,他亲自查阅了考卷,并把这个教员和教务部长找来,严肃地批评说: “学员学得不好,却给高分,这或许对他提职有利,但对他增长知识有什么好处呢? 对部队建设有什么好处呢?放松要求、降低标准、迁就照顾、弄虚作假,只讲‘速 ’不讲‘成’,这不是我们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要‘速’又要‘成’。因为‘ 成’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只有‘速’而没有‘成’,那么这个‘速’还有什么实 际意义呢?当然,‘成而不速’,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时间限制是不行的。但是, ‘速而不成’则更足错误的,是贻害于国防建设大业的,是最要防止的方面。我们 应该做到求‘速’又求‘成’,一定要把住质量关。”为了克服学员的畏难情绪,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刘伯承多次召开学员座谈会,亲自做学员的思想工作。他说 :学习中遇到困难,正如翻山过关,松不得劲。坡要一步一步地爬,坎要一个一个 地迈,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事是没有的。针对个别学员自己不努力,光想找“窍门” 的思想,他强调:“学习的窍门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痒自己抓,看别人吃饭 永远是不会饱的。 教员要辅导、要帮助,但必须有主导,主导就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是不能投机 取巧的,有多大的劳动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量。”刘伯承不仅在深入教学中归纳 总结了一些教学方法,同时也归纳总结了一些通俗易记、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给 学员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针对当时大多数学员听得懂而记不住的困难,提出了 许多加强记忆的方法。他说: “凡钻研一门学科,大都是:一面是以理解力开道,另一面以记忆力收成。 两者又要相互为用,切实检验学科的思想体系,以求获得真正的有系统的知识。 而在提纲挈领之处,尤须多用功夫。”怎样才能加强记忆呢?他指出:一要处理好 学与习的关系。课堂上学,课后就要习。“习有几种,每种必具有目的性。例如: 每日温习的主要目的在熟悉,适时练习的主要目的在熟练,适时实习的主要目的在 运用。”二要处理好听讲与融化的关系。课堂上听课,课后就要融化。融化分随时 随地的融化,如教室自习、作业之时;大小关节的融化,如课题讨论、测验、期考 和年考之时;整个系统的融化,如学完每门学科乃至毕业,整个课业都能分析综合, 都能以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之时。他把这些方法形象地统称为“反刍消化”,就象牛 羊吃了草料之后,慢慢地、细细地、长时间地咀嚼消化一样,既能加深理解,又能 增强记忆。刘伯承还特别强调作业与考试的作用。把做作业叫作“结疙瘩”,做一 次作业结一个“疙瘩”,增强一次记忆。以此循环,就能结无数个”疙瘩”,串联 起一门知识的主要内容。把考试叫作“打收条”,通过教员评卷打分,看看自己能 够向教员交回去多少知识,看看“接收”与“交回”之间还存在多大的差距。 这些方法,既通俗易记,又切实可行,学员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总结推广这些方法之后,大大增强了学员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提高了教学质量。 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军事学院科学文化教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通过半年到 一年的教学,有27%的学员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71%的学员达到了初中 毕业的文化水平。在职干部通过文化补习班、文化补习夜校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大 成绩。这样,就为广大中、高级干部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全院一致称赞刘伯承院长是给大家“送金钥匙的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