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原则的争论 从1957 年春开始,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2 月下旬,国防部来人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3 月初,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 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说,“军事学院自1950 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 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首先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 学术,并进行了传授,虽然不是介绍和学习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经学习了, 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于对苏联军事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整理 我军的经验,编写我军的条令、教范,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再次是建立起来了一个 相当规模的军事学院,……并为海、空、炮、装等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准备了基础, 这是经过该院全体同志艰苦经营缔造的结果。最后就是为部队、机关、学校培养了 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合成军队和技术兵种的作战指挥、组织训练、战术和技术, 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成绩是显著的。”报告接着说:“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 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 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 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 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 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 度机械化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 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 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 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 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 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 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 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报告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 “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 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 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 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 年 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特别是经过1956 年9 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 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 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这个报告,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取得 成绩与存在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报告在肯定学院成绩时,并没 有明确指出成绩是主要的,只是说“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在批评学院缺点时, 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对于学院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党委制、 政治工作制,编写了我军的战史教材和战例汇编,三次派见学团去朝鲜学习志愿军 的作战经验,以及在军政课程中都贯穿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等等均未提及,而是批 评军事学院的教材和想定作业中“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没有注意我 国的地形条件和我军现有装备技术条件,忽视了我军的传统的战术。 一旦发生战争,我军“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 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不提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反对教条主 义中工作有何改进,有何成绩,而是批评院党委”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 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样,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有的已经改正过来,有 的正在改正之中的缺点,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学院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 义路线错误。 国防部的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 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 主义。同时,国防部的这个报告,也为1958 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 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刘伯承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 治疗,但仍指示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作出 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 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 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 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 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 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 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场。 7 月3 日,刘伯承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 名学员毕业了。他们经过3 年的正规训练,在文化知识、政治理论水平及军事指挥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 月底,中共中央军委 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 任此职。他于8 月6 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 信中写道: “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 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 症以来,脑力、服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 ;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 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 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 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 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刘伯承的这个 请求,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9 月13 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 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 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动情地说: “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 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 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 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 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 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 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这番话,犹如一股暖流,在几千名与会者的身上涌动着。这是军 事学院党委对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 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它,道出了 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 之一,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竞从此离开了他浇灌过无 数心血的军事学院,而且实际上也离开了整个军事教育与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 几个月之后,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 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他说: “我们刘伯承同志40 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 象他这样是很少的,很红、很专,但就是不健。他曾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 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 正当反对教条主义之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 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全国解放以后,又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人民解放军 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共同工作的叶剑英,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这番充满革命激 情的话,显然是意味深长的,是发人深思的。军事学院2000 多名教职员工报以最 热烈的掌声。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 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象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份使 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 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象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 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医生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和缓 解他的焦虑,建议他外出游览疗养。这年深秋,他前往风景绝佳的皖南黄山。面对 巍峨耸峙的奇石,苍劲多姿的青松,变幻飘渺的烟云,涌突流淌的清泉,他感到无 比振奋与陶醉。他进而联想到在这块雄伟秀丽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革命风云,一种 抑制不住的激情涌上心头,欣然吟诗一首: 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 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也多。 沉浸在对往昔如火如茶斗争生活的回忆里,他似乎忘却了眼前的病痛和烦恼。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