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朕的萧何也” 代宗在吐蕃退出长安之后,受程元振惑言之一就是长安缺少粮食,难以供应内 宫及禁军所需。其实,移居洛阳东都也一样缺少粮食。郭子仪提出节衣缩食,偌大 的皇朝内宫如何能节省得了哩!有身就得穿衣,有嘴就得吃饭。 粮食已成燃眉之急!一日三餐,顿顿少不了。满朝文武,皆为肚皮着急,缺粮 担忧!国家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贪官污吏,乘乱肥私;黎民百姓,流离失所,以 农业为支柱的大唐王朝已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只有江南叛乱较少波及,农业生 产基本稳定,唯一可行之法是立即从江南运粮至京师。可是千里迢迢,河运不通, 陆运阻塞,盗贼四起,官军如匪,沿路截掠,运粮京师,谈何容易!代宗皇帝下旨, 要宰相元载解决粮食漕运问题。元载越想越觉得棘手,越想越觉得难办。漕运粮食, 既琐碎又复杂,既费精力又影响把持朝政,于是他想到一个两全之策,既不妨碍自 己擅权朝中,又能运粮京师显示自己辅政有为。他想到的唯一可靠人选便是刘晏。 刘晏素有才能,办事严谨,事必躬亲;办事认真,敢于负责;不贪私利,犹有报国 忧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素有公望,委他陷入具体事务之中,可免去自己一 个争权对手。何况,刘晏刚被罢免相职,再委以重任,一定会感恩涕零,效尽全力。 元载主意已定,即起草奏书,委任刘晏为御史大夫,宣慰各府州道,并领东都、 江准、河南、山南转运使。代宗立即准奏,在早朝时宣诏刘晏领旨。 刘晏跪伏在地,侍御官捧着旨令朗朗念道:“令太子宾客刘晏进兼御史大夫, 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转运使。”(1 ) 一股暖流在刘晏血管里加速流动。他知道,再受重用的日子来到了,连忙叩谢 皇恩。 侍御官严肃而凝重地大声宣旨:“岁之不易,征伐繁兴,河洛肃然,江外尤剧。 供上都之国用,给诸道之军需,庶务征求,未逞少息。火耕水耨,夏葛冬裘,尤馈 运而屡空,一戎衣而不足。农人劳而转困,编户流而卒归。…… 今区宇渐宁,凋残日甚,惕然在躬,姑务息人。……宜令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 刘晏,往诸郡宣慰。“(2 ) 看来,代宗还是了解情况的。形势渐趋安宁,社稷却凋零残破一日甚似一日, 农民辛勤劳动却转而贫困。在这篇给刘晏的敕令中,明确授权刘晏严格督察各租庸 使、大守县令、禄事参军,对百姓征役科税繁重的,人户逃亡及水旱造成的损失情 况,应该一律给予帮助救济,随时处置完毕。对于“官吏之政,在邦必问,知无不 为,公道斯在”。对于能够“精于政理,赋均役平”的优秀官吏,一一开列出名单, 报告朝廷,以便进行甄别鉴定优劣,予以提拔重用或是另作处理。对于那些“残忍 慢法,贪污赃官,有害于人,不应时务”的官吏,也一一开列出名单,具状以闻。 代宗在敕令中对刘晏宣慰诸道的目的说:“四海至广,九重至深,使下情上通,常 令上旨下达,务于审慎,朕之意深焉!”(3 ) 刘晏顿首接旨,掩泣而曰:“微臣一片坦诚,忠心可鉴,期报圣恩!” 散朝之后,刘晏感到身心舒展,步履不觉轻盈许多。元载从旁走来,嘴角露出 一丝微笑:“刘御史危难受命,可喜可贺!” 刘晏抬眼一看,是宰相元载,连声拜谢:“下官曾苟同元振请天子暂居东都, 犹遭官员诽谤,所幸相公始终如旧,不信流言蜚语,似贾谊复召宣室,桑弘羊重兴 功利,下官怎敢不悉力报答相公所知啊!”(4 ) “刘御史言之过誉!言之过誉!”元载得意地笑了起来,“宣慰事大,漕运尤 重,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相公勿虑。”刘晏仿佛是位临阵出战的勇士,“下官愿赴汤蹈火,不辞水死!” 刘晏回到私第,稍做准备,即刻离京,奔赴江淮。 行前,刘晏反复斟酌了行进线路。他不是常人所惯用的顺向思维,恰恰是逆向 思维。他直奔江淮,反其道而行之,一路考察漕运,一路进行宣慰。 这种考察,看似逆向,实为顺向。漕运起点在江淮,一路漕运京师,究竟存在 什么问题,有哪些至要关节?一面实地考察,一面解决存在的问题,可漕事半功倍。 刘晏对漕运实在是太熟悉了。在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就任京兆尹,兼 户部侍郎、度支铸钱盐铁使;第二年虽遭严庄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但肃宗去世后, 即被代宗于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六月复任户部侍郎,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转 运,主要是粮食的漕运工作。 “人生之本,食与货而已。”(5 )开元盛世期间,玄宗在开元二十七年(公 元739 年)就下敕书:“理国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期望“立法济时, 使家有三载之储,国有九年之蓄,虽遇水旱,终保康宁”。(6 )可见封建农业经 济国家对粮食的极度重视,粮食既是人生之本,也是兴国之本。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 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7 )东南漕运,必经运河,而扬 州是当时由长江进出淮河扼邗之处的重镇。所谓江淮漕运,即从江苏扬州运粮至唐 都长安的水上通道。具体路线是长江中下游各地粮食由长江漕运至扬州,再由扬州 经运河至江苏淮安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水到河阴再转入黄河,入黄河后西上经三 门砥柱之险到达渭口,入渭水再输达最终目的地——长安。绵延数千里,水情复杂, 水道时有淤塞,尤其是经过三门峡,常常水激船翻,运输极为困难。 漕运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战国末期,秦开郑国渠,灌溉田 地四万顷;西汉开白渠,又增溉田四千五百余顷。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关中、河 东(今山西地区)以及山东、河南广大地区饱受战争之害,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农 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唐王朝在长安建立之初,所需粮食就有一部分征自江、淮地 区。关于江、淮地区的漕运最早记载见于《册府元龟》卷498 《漕运》所述:“高 祖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八月,扬州都督李靖运江淮之米,以实洛阳。”据查, 武德二年,江都当时为李子通占据,直至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才归于唐王朝管 辖,唐王朝任命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大都清长史。《册府元龟》所述稍有 微误,但是,唐王朝建立初期从江、淮漕运粮食都是实事。以后唐朝统一中国,政 权稳固,北方农业生产渐趋恢复,江、淮地区的农业经济更加迅速发展,独特的自 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江、淮成为稻米生产的重要基地。在高祖、太宗期间,朝政 节俭,冗员不多,中央政府机构及人员都比较精干。据《通典》记载,唐太宗(公 元627649年)临朝时期,内外文武高级官吏仅六百多人,每年漕运的粮食达不过二 十万石。北方如遇水旱灾害,一般临时调发江、淮粮食赈济灾民,或是令饥民就食 江、淮、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多次发动战争,中央政权的机构日趋庞大,官吏人 数激增,帝室生活亦越来越奢侈,随着首都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皇族、官僚、军队以及统治阶级的寄生奴仆们也游集长安,军粮、薪俸、宫廷支出 越来越浩巨,所需粮食远非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所能供应,江、淮漕运粮食增到一 百万斛,仍感不敷支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 年),建安王武攸宜讨伐 契丹,陈子昂时为幕僚,为武攸宜《上军国机要事》中说:“即日江南、淮南诸州 租船数千艘己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8 )讨 伐契丹,兵马未动,粮食先行,一次所运租米即达百余万斛,而且是完全充作军粮, 余外所需尚不在内,可见漕运江、淮粮食之巨。中宗、睿宗时期,中央机构继续扩 充庞大,冗员增多,而且多为空耗长安米粮,于政事无补,造成国家巨额开支。中 宗景龙年间(公元707 —709 年),玄宗时代著名贤相卢怀慎时任御史中丞,慷慨 陈词,切中时弊,建议裁减冗吏。节约府库。他在上疏奏文中说:“臣窃见京诸司 员外官,所在委职,多者数余十借,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官不必备,此则有余,人 代大工,多不厘务。广有除拜,无所裨益,俸禄之费,岁巨万亿,空竭府藏而已, 岂致理之基哉!方今仓库空虚,百姓调弊,河、渭漕挽,西给京师,公私损耗,不 可胜纪。”因此,“有老病及不堪理务者,咸从废省,使贤不肖较然殊贯。此济时 之切务也,安可谓行之艰哉?”(9 ) 裁减冗吏,节省开支,革除弊政,谈何容易,真可谓行之艰哉!中宗昏庸软弱, 根本不是“行之艰哉”,而是眼看行之艰难,最后干脆拒而行之,一切如旧。唐玄 宗李隆基即位,常年漕运江、淮粮食已达一百万石以上。 既然要漕运江、淮米粮,就得维系水路畅通。据《册府元龟》卷497 《漕运》 中记载,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河南尹李杰上奏玄宗,(黄)河、汴(水)之 交有梁公堰,年久失修,江、淮漕运不通。因此请发汴、郑民丁进行疏浚,以图省 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当年漕运粮食达到二百五十万石,其中包括山东、河北各 地租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唐玄宗命安及疏决河口斗门,安及闻命而动, 调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四府县三万民丁整修,旬日而毕。但这种“省功速就” 的局部整修疏通,只是收效一时,并非万全之策,也不能保证全线畅通无阻。开元 十八年(公元730 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以江南租庸调粮物布帛,每年二月至扬州 人斗门常常苦于水浅,无法漕运,至四月以后,才能渡淮入汴,此时汴河又干又浅, 只能停留;到六七月才能到达河口;而这时黄河水涨,不能入黄河,又须停留一两 月,须等至八九月水落,才能溯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运至京城长安常 常需要八九个月,备极艰辛。这种直运法带来许多问题,江南老百姓,不熟悉黄河 ;转雇河师,劳费又势必增加。加上沿途损耗,船翻人亡,加以成本核算,可谓 “斗钱换斗米”,所运粮食“五折其一”,即损失达百分之二十。 于是裴耀卿建议采取分段漕运,在河口设置武牢(今河南汜水)仓,巩县设洛 口仓,使漕运船只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同时在黄河北岸设河阳(今河南孟 县)、柏崖(孟县西)、太原(黄河、渭水交汇处)诸仓,逐级转运,水通则船行, 水浅则贮仓以待。这个建议没有被玄宗采纳。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裴耀卿任京兆尹。京师雨水成灾,粮谷价格腾 贵,玄宗将去东都洛阳就食,召裴耀卿复问漕运事。裴耀卿再次提出他的分段运输 计划,请于河口(汴渠、黄河分水处)置一仓,纳入江、淮租米,江、淮漕运船只 到此下米即回,再由官府雇船分入黄河、洛水。同时,在三门峡东、西各置两仓, 漕船输入东仓,由陆路运至西仓,以避漕运三门覆舟砥柱之险。唐玄宗这一次采纳 了裴耀卿开通北运的建议。裴由此得到玄宗的宠任,遂于汴水入黄河之口的河阴县 置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盐仓。又在三门之北开辟山 路十八里,用牛车把粮食从集津仓运出,陆路绕过三门砥柱,运至三门西盐仓,避 免了船翻三门带来的损失。然后再经渭水到达关中。可以说,为了保证京城长安的 粮食供应,可谓费尽心机,不惜路遥和劳力。自采用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后,河北 的濮、邢、贝、济博各州以及河东的晋、绛、魏各州租米,亦输入黄河北岸诸仓, 转而入渭水输往关中地区。据《新唐书》卷51《食货志》记载,至开元二十四年 (公元736 年)的三年间,共运粮谷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脚钱三十万贯。 这七百万石粮食中,属于江、淮漕运的有多少,虽数目不详,但可以推断,当 不会低于一半。当时,曾有人劝裴耀卿把节约下来的运费献给玄宗皇帝,进行报功。 裴耀卿却说:“这是用国家的财富来媚上求宠,行吗?”他把钱全部上缴做为官商 资本的“和市费”。裴耀卿的运输改革,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关 中地区的粮食供应乃至唐朝的强盛,都有重大的意义。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 十一月,由于李林甫不断向唐玄宗馋言诬陷,以与张九龄结党的莫须有罪名被罢相。 裴耀卿罢相后,北运不久也就停废,又继续仰赖陆运。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关中地区丰收,太原仓积粟有余,玄宗下诏暂停 江、淮运米,改用布帛代租。停止江、淮漕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裴耀卿只着力 于改善河阴以西的运输,而不及时整修运河,因而由江、淮至河阴一段,依然运输 困难。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润州(州治在今江苏镇江)刺史齐浣,从润 州渡江北至扬州境内,须上溯至瓜步(今六合县境)沙尾,要迂回六十里,船绕瓜 步,漕运船只多为风涛所漂损覆没。齐浣则改凿漕路至京口(镇江)埭,直接渡江 二十里,又在江北开挖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这既缩短了江南至江北的漕运 路程,又免遭了漂损覆舟之患,一年还减少了脚钱数十万贯。这条新开伊娄河,当 时称为新口河。自此,江南漕运由镇江直渡长江,由伊娄河进抵扬州,再经运河至 淮安入淮河。 唐代大诗人李白热情赞颂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 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10) 李白热烈颂扬齐浣开凿伊娄河之功,反映了伊娄河对于唐王朝乃至后代所具有 的重大意义。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玄宗命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引浐 水开凿广运潭于京师望春亭之东,以通河、渭。韦坚奏请在禁苑之西、渭水南岸, 引渭水东来,横越灞、浐二水,旁渭而行,至华阴永丰仓下与渭水合,运永丰仓及 太原诸仓粮米以供长安;又在望春楼下凿潭用来停泊漕舟,经二年而成。首运各种 轻货土特产至望春楼下时,唐玄宗亲临观看,京城文武百官也一同前往,盛况空前。 “(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 若广陵郡(扬州)船,即于筏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润州) 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常州)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越州)船,即 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州)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 (洪州)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宣州)船,即空青石、 纸笔、黄连;始安郡(衢州)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苏 州)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11) 数十州郡的土特产堆放在二三百只船上,犹如大唐王朝农副上特产品博览会! 可谓琳琅满目,应有俱有。玄宗观后,龙颜大悦,高兴地将士特产赐与文武百官、 皇亲国戚,又赐潭名为“广运潭”。广运者,大大漕运也。韦坚从此大受宠幸。韦 坚所列各船财货,除南海郡属于邻南道外,其余皆分属江南、淮南、浙东、浙西、 江西等各道府。各船所载大量轻货,并不是各地贡品,而是韦坚用江、淮粮储备灾 的义仓储备粮米易为钱币转买而来。从各船所列轻货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前,江、 淮广大地区经济繁荣的社会发展概貌。所列产品丰富多样,制作精美,达到相当高 的水平。广陵船、丹阳船,晋陵船排列第一、二、三名,最后又以吴郡苏州船概括 结尾,足以说明江南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苏州到常州、丹阳、镇江直至扬 州地区,已成为唐帝国经济最发达、最繁华的地区。 天宝年间,江淮漕运多为布帛及其它珍贵物资,粮食所运不多,军中所需大部 来自河东、河南、河北、山东地区。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玄宗再次下诏停 止江、淮漕运。诏文说:“所运储粮,本资国用,太(原)仓今既丰羡,江、淮转 输艰劳,务在从宜,何必旧数!其采载水陆运入京宜并停。”(12)然而,天宝十 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形势急转直下。天宝十五年(公元756 年), 安禄山攻陷东都、长安,漕运断绝。其后,两京虽然收复,但漕运仍未开通。肃宗 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九月,史思明再次攻陷东都洛阳。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 五月,刘晏任京兆尹,加户部侍郎,度支铸钱盐铁使。由于史朝义占据河南,漕运 仍然断绝。江、淮所输粮食布帛要沿长江溯江而上进入汉水,抵陕西洋县、汉中, 再转输入关中,路途遥远,水情险恶,劳务增加,不足赡给。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正月,刘晏被罢相撤职,仅为太子宾客;时过两 月,又时来运转,于三月复出任御史大夫,专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 租庸盐铁使。福耶?祸耶?是耶?非耶?有谁又能说得清!不过刘晏总是闻命而动, 即赴江、淮。他来到江南漕运的积集地润州,直渡长江,浮舟齐浣开凿的伊娄河, 抵达江、淮漕运的起点扬州。扬州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调残衰败,反而乘着安史之乱 急速繁荣起来,大批北人为逃避战火南下,扬州不是东都洛阳的“十户余一”,而 是人丁兴旺,商店林立,百货齐集,舟车相继,昼夜不绝,水上浮载之盛,陆地行 车之密,真是“万艘江县郭,一树海人家”。(《全唐诗》卷149 ,刘长卿《奉送 从兄罢官之淮南》) 一到晚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容纷纷”。(《全唐诗》卷301 ,王 建《夜看扬州》)绝非东都洛阳、京城长安所比所见。刘晏不由想起李白的《江夏 行》: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 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搂。 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13) 由诗可见,湖北鄂州的商人远去扬州做生意,长去未归,妻子愁苦生怨,情随 远帆,心逐江水,好不痛苦! 刘晏从扬州又乘舟至淮安,人淮河再转汴水至河阴。汴水历经祸乱,年久失修, 河岸崩坍,荆棘丛生,河道淤塞,漕运船队已无法通行。刘晏又越沛州(开封), 来到河、洛。中原地区数年征战,一片废墟,十室九空。更加令他揪心的是,广大 农村饿殍载道,有的人家因为生产极度破坏,春荒难熬,竟然“易子相食”。恢复 漕运,修复河道,劳力何从解决?刘晏黄河西上,直至三门,黄河呼啸,浊浪排空, 三门砥柱又如何能够穿行无恙?平乱之后,骄兵如匪,军粮短缺,中途截路抢劫又 怎么办?一连串的问号在刘晏的脑海里转悠,他带着一连串问号回到长安。 刘晏回到长安后,临危受命的激动己变为冷静,闭门不出。居家月余,漕运之 事反复斟酌,切感利弊同存,他一时决心难下。决心之所以难下,一方面是恢复漕 运确有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官场变化莫测,自己为人正直忠厚,不损放人反招 人损,已经两度沉浮。最令刘晏思虑的则是如何能不损民、不扰民、不劳民。国家 已是流祸两朝,百姓流离失所,备受煎熬,怎么能再以漕运征夫派丁,劳伤于民? 他不由想到太宗贞观之治留下的遗训:“‘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船,亦能 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14)“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 (15)自己怎能损下益上,劳民自安呢?刘晏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 正在这时,唐王朝发发生了建政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御林禁军断了军粮。 京兆尹第五请只得令“京畿百姓捋穗以供之”。(16)揉搓没有成熟的麦子紧急供 应禁军。可见度日之艰,就食之难! 京城米价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皇苑内宫缺粮!禁军缺粮!文武百官缺 粮! 长安是唐王朝的皇权中心,皇苑内宫、御林禁军缺粮似乎就是唐王朝缺粮。其 实唐王朝并非缺粮,富饶的江、淮,湖南、湖北、潇湘、洞庭,粮食年年有余,积 谷贮仓,就是运不到京师来。这岂不是转运租庸使的奇耻大辱! 刘晏仿佛感到文武百官戳他的脊梁骨,市井百姓朝他吐唾沫。晚上用膳时,贤 慧的妻子李氏端来几样可口的小菜,盛上一碗稀粥。刘晏端碗在手,却张口难咽, 两行清泪徐徐流下,长叹一声,放下碗来。 李氏出身富殷人家,十分贤淑,目视丈夫察视漕运,宣慰诸道劳顿归来,居家 月余,心情不畅,茶饭不思,担心他会病了起来,乃好言相劝:“官人忧虑忡忡, 当应珍惜自己身体,莫要病了。” “唉!方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粒粒皆难求啊!”刘晏嘘叹说着,“禁中缺 粮,已到极限,粮库空荡,连鼠雀也犹感饥饿。我怎能熟视无睹!” 妻子泪水盈盈:“妾在闺中,家父屡屡教诲,为人妻妾,皆应望夫助夫,家规 依从国法,私身交付国家。” “贤妻所言极是。”刘晏以巾掩面,擦去泪水,目视妻子李氏一眼,连连点头, 然后闭目沉思。 闭目也得不到安宁,破碎的梦又展现眼前,仿佛先帝玄宗正向他笑吟吟地走来 :“爱卿自任正字官以来,正字几何?”噢,那是在勤政楼前观看王大娘戴竿时的 欢乐时刻。如今王大娘已不见踪影,赐予的象牙笏尚供奉案上,可玄宗皇帝却含恨 撤手西去。先帝玄宗躺在西内苍老含恨的面容又出现在眼前,仿佛开元盛世也随先 帝一去不复返了!难道开元盛世真是一去不复返了吗?难道能让开元盛世一去不复 返吗?他感到代宗皇帝对自己还是仁义备加的,严庄构陷,被贬刺史,代宗即位之 日,也是自己复用之时。自己受元振牵连,再贬相位,身名俱毁,连自己也没有想 到,仅过两月,又被复用。君待臣义,臣对君忠,自古如此!生为人臣,就应该克 己奉公,唯命是从,有死无二。担当大任岂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畏流言,惧诽 谤而愁虑私身! 他禁不住心潮滚滚,便铺纸研墨,秉烛夜书,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信中饱 含着热情的希望,也饱含着冷静的分析。 首先,刘晏指出:从江、淮恢复漕运是“社稷之奇策”。由于刘晏亲赴江、淮 至长安进行了实地考察,“驱马陕郊,见三门渠津遗迹”,又到了河阴、巩、洛, 考察梁公堰,亲临通济渠,步步探讨,理解了过去进行漕运采取的一系列匠心措施, 认为开辟漕运,将粮食从长江中下游运至长安是不可失却的当务之急,可以立即改 变整个长安地区的缺粮状况,使“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有着巩固大唐王朝的重大战略意义。 然后,刘晏以事实为依据,着重分析了恢复漕运的“四利”、“四病” 所在。“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石), 即减谣赋”,其利一:“东都残毁,百无存一,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其利 二:“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 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 梯山,圣海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 很明显,刘晏所说的“四利”,首先在于减轻京师三辅、老百姓的谣役和税赋。 没有江、淮米粮供给,只有强令增加关中地区老百姓的徭赋,才能维持唐王朝宫苑 禁军、文武百官的需求。开通漕运,徭赋顿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 系到人心归附的问题,并以此可以恢复残破凋零的农村。着眼点还在于军事上巩固 唐王朝边疆,让夷邦蕃属看到漕运开通,贡输长安,而不敢轻举妄动,显示中央政 权的威慑作用。而在政治上,通过漕运,舟车相通,必然带来商贾往来,百货交流, 促进经济的发展,恢复太宗年代贞观、永徽之盛世。刘晏历经玄宗、肃宗两朝,开 元盛世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繁荣景象,也历经安史之乱留下的严重破坏和痛苦,怀 着深情怀念开元盛世的美好年代而注入自己的理想,恢复贞观盛世。刘晏不是理想 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不只看到恢复潜运之利,也冷静看到并认真分 析了恢复漕运的病难。 他在致元载书中说:“函、陕调残,东周(洛阳)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 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音窜,锅灶)”。 “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可以想象,五百里中仅有千余居户,没有 劳动力,怎么恢复漕运!这是其病一;而恢复潜运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自寇难以来,河、汴不复疏治,崩岸灭水,所在淤塞,千里回上,若罔不行 舟。”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汴水久疏治理,岸石崩坍,已经淤塞,航道犹如无水 行舟,修复工程十分艰巨。这是其病二:“东恒、底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 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夹河为害”。其病三;最难办的是: “东至淮阴,西临蒲坂,互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候,贱卒亦仪同青紫, 漕挽所至,船到便留”。其病四。看看吧,沿黄河五百里,久无河卒保卫,县吏只 有施展空拳,盗匪夹河抢掠。从淮河至渭水,绵延三千里路,官军缺吃少穿,一个 个仗势如同王候,见到漕运船便强行扣留。官兵如匪而胜于匪,如何漕运粮食! 刘晏辩明漕运利病,毅然表示:自己思殒百身,“请护河堤,不辞水死”, “见一水不通,愿荷锸(锹)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 元载接到刘晏致书后,心中煞是高兴,便顺水推舟,全权委托刘晏负责漕运。 这对于刘晏来说,倒是一件幸事。元载的大撒手,恰使刘晏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一 系列改革,使自己的理财思想和改革措施得以顺利进行。对此,《新唐书》卷149 《刘晏传》记述说:“载方内擅朝政,既得书,即尽以潜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 客观他说,只有元载的全权委托,才使刘晏得以全面发挥自己的杰出才能,做出永 载史册的独特贡献。 刘晏所认识到的潜运之“利”只是理想,只是未来,而现实却是漕运之“病”, 是重重困难。他只有通过治漕运之“病”,才能达到漕运之“利”。 五月的长安,天已渐暖。刘晏怀着“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 愿负米而先趋”的决心,再次走出长安,策马前往唐王朝的重镇——扬州。 没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潇洒和迷人,只有“初夏五月下扬州”的匆忙和紧 张。刘晏当即组织人力物力,疏通汴河,加固黄河大堤;调集一部分官军为漕卒, 组织训练,进行武装护送;并紧急从湖南、湖北、广西调粮,由江船运至扬州;然 后浮淮河,入汴水,过三门,进渭水,当年就从江、淮漕运了四十万斛粮食输入关 中。史书称:“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17) 据《旧唐书》卷十一记载,上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七月,关中地区“大雨 未止,京城米斗值钱一千文,蝗食田……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正是这 种时刻,刘晏亲自押送第一批粮食的漕船驶抵长安。代宗皇帝喜不自禁,立即派宫 廷卫士吹奏鼓乐,在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宰相元载和 京城文武百官喜迎救命粮,宣读代宗圣旨:“卿,朕的邯侯(萧何)也!” 代宗称刘晏是自己的萧何,绝非一时激动过誉之词。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 正月,刘晏受新任宰相杨炎排挤诬陷,先被罢相;七月,又被杨炎构贬忠州刺史, 唐德宗赐死刘晏,引起许多大臣的不满,纷纷上表指责“诛晏太暴”。后人称刘晏 “起广德二年,尽建中元年”,“为管(仲)、萧(何) 之亚“,也绝非是溢美之词,并对刘晏的转运给予”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 自古未之有也“的历史性定论。 注释: (1 )参见《资治通鉴》卷223 广德二年三月条。 (2 )《唐大诏令》卷115 《遗刘晏宣慰诸道敕》。 (3 )同上。 (4 )《旧唐书》卷123 《刘晏传。遗书元载》。 (5 )《新唐书》卷149 《刘晏传》。 (6 )《册府元龟》卷502 《平籴》。 (7 )《新唐书》卷51《食货志》。 (8 )《陈子昂集》卷8.(9 )《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 (10)《李太白全集》卷25《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11)《旧唐书》卷105 《韦坚传》(12)《册府元龟》卷498 《漕运》。 (13)《李太白全集》卷8.(14)《贞观政要》卷1 《论政体第二》。 (15)《贞观政要》卷6 《论俭约第十八》。 (16)《旧唐书》卷123 《刘晏传》。 (17)《新唐书》卷149 《刘晏传》。 -------- 古典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