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天下大乱 德宗自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五月继位,至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 十月,在近两年半的时间内,连损三相,老臣崔祐甫病死,刘晏屈死,杨炎冤 杀,令朝野震惊。特别是刘晏被冤杀后,奸相卢杞当政,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朝 不保夕,多不自安。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以及梁崇义、张 惟岳等皆联兵反叛,开始了唐王朝表面统一,实则四分五裂的藩镇割据。刘晏开创 的漕运、盐利、常平均输等以及杨炎创革的两税法均遭破坏。 首先是漕运的破坏。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首先“移兵 屯济阴,昼夜教习为备,河南骚然,天下为忧”。继而又增兵徐州,控制甬桥、涡 口,“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见《旧唐书》卷124 《李正己传》)梁 崇义亦占据襄阳、邓州,对抗朝廷,运路皆绝,人心震恐。 江、淮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使其 通涡口水路。万福素有威名,受命后,驰至涡口,立马岸上,令发进奉船,淄、青 兵马倚岸不敢动,诸道船得以继进。(见《旧唐书》卷152 《张万福传》)建中四 年(公元783 年)九月,泾原五千乱兵攻入长安,拥进大明宫,直入含元殿,拥立 朱沘为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十月,淮西叛臣李希烈攻陷汴州(州治 在今河南开封),漕运再次断绝。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二月,德宗又自奉天出 奔梁州。至五月,六军尚未春服,德宗犹衣裘。盐铁租庸使包佶,在江、淮筹集绫、 绢五十万匹,使王绍督之溯江、汉,倍程出洋州,抵梁州;镇海节度使韩滉,亦遣 使献绫、罗四十担,大得其用。 此时神策军节度使李晟军已迫近京畿,而苦于粮饷不继。韩滉运米百艘,以馈 李晟,艘置十弩手以防援,及达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旱荒,斗米值钱五百,及 滉米至,陡减五分之四(据《新唐书。韩滉传》)。每艘所载以三百石计,当不下 三万石之数,李晟赖以克复长安,德宗还都。其后,德宗对淮西李希烈、河北李抱 真、朱滔、王武俊、田悦诸藩镇用兵,军需紧急,滉转输无虚月。《奉天录》载滉 筹粮事谓:“时滉为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指德宗西逃),淮西、幽、燕,并为敌 国。公(指韩滉)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 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监护漕船)。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 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韩滉之功固不可没,但实际上,还是刘晏开辟 的漕运保证了这连绵不断、规模巨大的平叛战争得以进行。 德宗还都后,贞元元年(公元785 年)四月,关东大饥,赋调不入,国用益窘, 关中饥民至蒸蝗而食。至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水枯干, 长安城内,饿殍相望。太仓供帝及六宫善食,不及十日,度支钱谷仅可支七旬,皆 赖江、淮转输粟帛。最紧急的一次是在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三月,《资治通鉴 》卷232 记载其事说:关中仓康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 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 谓太子日:“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 中侍谕神策军,军士皆呼万岁。 可以设想,此时关中仓无粒米,神策禁军聚众闹事,有无漕粮,将决定是否再 生兵变。江、淮之米如再不至,将会发生何等严重事变。这一年,东南八道供应长 安及河北之米近二百万石。《册府元龟》卷498 《漕运》详记其事:“贞元二年正 月,诏浙江东、西道至今年人运上都米七十五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 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处置船。运 数内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其淮南于濠、寿等 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节度使杜亚勾当船运,数内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 余支充诸军行营粮料。” 南粮北调这一年达到最高额,军国所需,赖以解决,方使唐朝转危为安。 从贞元三年(公元787 年)起,每年漕运粮食皆为一百一十万石。贞元八年之 后,情况起了变化。唐室对河北诸藩镇采取姑息政策,渐次减少用兵。 关中也连年丰收,公库储积,足支数年之用。而江、淮地区大水,民多流亡, 米斗值一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脚价需二百钱,合为三百五十钱;米亦粗糙,不 为京邑人所喜,每斗只粜三十七钱,官家亏折十之八九。贞元八年,陆蛰上疏详论 其事,因请来年只运三十万石,停运八十万石,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被水灾 州县祟之,似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运费六十九万缗。江、淮米钱、运费, 并委转运使折买绫、绢、绵以输京师。(见《陆宣公翰苑集》卷18《请减京东水运 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陆贽的建议被德宗采纳,下诏实施,北调粮 数额从此锐减。北调粮锐减的另一原因是,汴州自贞元八年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死, 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 年),八年之间发生了多次藩镇叛乱事件:贞元八年(公 元792 年)三月,刘玄佐死,其部属擅拥其子士宁为留后,朝廷派吴凑代刘玄佐, 拒而不纳。士宁被立后,游猎无度,其将李万荣逐之,朝廷因以万荣为留后。贞元 十年(公元794 年),李万荣部将韩惟清等兵变,谋杀李万荣,遂即大劫转运财货。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李万荣病危,其子西集众为乱,李万荣部将邓惟恭押西 送往京师,朝廷以东都留守董晋为宣武节度使,代李万荣。贞元十五年,董晋死, 朝廷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军士哗变,杀死陆长源。汴州设有转运院,屯 贮江、淮财货,每遇兵乱,多遭损失,漕运亦因之而受阻。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 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部属兵乱,漕运再次 受扰,所以贞元十五年曾有诏,令江、淮转运米每年宜二百万石,而至贞元之末, 竟不过四十万石。(见《册府元龟》卷498 《漕运》)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 年)正月,体弱多病的德宗已年过花甲,太子李诵屠 东宫,因中风而卧床数月,口不能言。一日,德宗自感不适,思见太子,涕咽久之, 会群臣于宣政殿,宣读遗诏,令皇太子在柩前即位。当白,德宗便死在后宫会宁殿 中。顺宗李诵继位,由于病重,为德宗送葬那天,穿着丧服在内侍搀扶下受百官朝 见。他虽有才干,但由于身患重病,在位仅半年就继德宗之后去世,由宪宗李纯继 位。 唐宪宗被历代史家称为“中兴之主”,面对唐王朝每况愈下,藩镇逞雄,割据 成势的局面,非常羡慕贞观、开元年间的繁盛景象,力图挽回颓势,重振大唐王朝, 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问李绛道:“朕绝不花言巧语,想弘扬太宗、玄 宗二祖的道德风烈,无愧于谥号,不羞于宗庙,如何能做到呢?”李绛说:“陛下 真心实意如此,就能正身励己,尊道德,疏远奸邪虚佞小人,进用忠诚正直大臣。 与大臣言事,敬而有信,不使小人参预;与贤者游,亲而有礼,不使不肖共与,罢 去无益于治的官吏,则才能出;斥走望御而亲的宫女,则怨旷销。择优秀将帅,士 卒则勇敢无畏;授奉公之官,吏治则管理有序。要做到法令行而下不敢违,笃教化 而习俗必迁。这样,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恢复贞观、开元之治。何远之有? 这就要言必行,行必至。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也无益也。”宪宗高兴地 表示:“你说得太好了!朕将把这些记下来,书赠各位文才士绅。”随即下诏李绛 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依次搜集实录君臣成败五十种实例,并连成书 屏。宪宗每每阅视,都对左右说:“你们都应该用心记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1 ) 还有一次,宪宗又问李绛:“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诸 事出于同朝,治乱大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李绛从容答道:“臣闻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兢兢业业则天下太平,肆意妄为则祸乱迭起。玄宗自从天后当政时出居 藩邸,曾经担任过不少官职,接触过社会上许多贤达人士,因而懂得了人世艰难。 登上皇帝位之初,任姚崇、宋璟为相。这两个人都是忠正梗直的杰出人物,一言一 行都以安邦定国为出发点。明皇当时正在英敏果断的年岁,也严于律己,虚心听取 各种意见,所以开元年间名贤云集,前后左右,都是忠正之士。君臣相处如水乳交 融,同心同德,举国上下安定团结。但是,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 掌握朝政。他们专门引用阴险奸恶之人分居重要官职,千方百计献媚于上,玄宗便 不再听到正直的议论了。再加上越来越追求享乐,国家开支困难,奸臣说应该想方 设法去搜集钱财,武夫说应该征伐四方以获取物资,因此天下骚动,各地变乱不已, 乃至于长安、洛阳两京倾覆,四海沸腾。玄宗也被迫迁往外地,几乎回不了京城。 这都是奸佞的小人无事生非,使玄宗纵逸生骄造成的啊!到如今,外面兵变不能平 息,西部疆土差不多丢光了,庶民百姓衣食艰难,国家库存极其空虚,其根源就是 天宝末年的那场丧乱的结果。实际上,安危理乱都靠君主来控制。陛下高瞻远瞩, 天资聪明,亲览国史,关心朝政,善于分析,实在是天下幸福啊!”接着,宪宗和 李绛在殿内又继续谈论到如何避免处事失误,有了错误如何补救的道理。李绛说: “办事出现大的偏差,即使圣人先哲也都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天子才招聘忠直 之臣来帮助改正错误。所以,主上在内廷一心使天下得到治理,臣子在外面不出什 么差错,才能制朝政于未乱之前,消祸患于未萌之时。倘若主上有什么失误,臣下 能正言直谏,便会上下同体,好像手足与头脑一样,合谐为用,以致太平安宁。说 起来,这些本是常理,并不是什么难以办到的事,只不过人们都习惯于歌功颂德、 文过饰非而已。古人贵在勇于改正错误,从善如流,是很英明的。臣等各在其位, 无所发明建树,如果陛下能虚心纳谏,那么忠直之士、贤良之臣一定竭力为朝廷效 命。”宪宗听罢,深有感触他说:“朕提拔任用卿等,正是因为你们都能直言敢谏。 各位应该继续尽心朝廷,无所隐瞒,来匡正朝廷的失误,不要有什么顾虑!”(2 ) 话虽这么说,宪宗已无力再挽回唐王朝的衰势。但他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 只得连年发动平藩战争,军用开支极巨,宪宗加意蓄聚财物。元和初年,李巽领度 支盐铁转运使,即着手整顿赋税,改进漕运。掌使一年,赋税所人,略于刘晏掌使 时之数相当;又一年,增一百八十万贯。往年运江、淮米五十万石至河阴,久不能 满额,唯李巽连运三年不少差。李巽之后,有王播、程异,皆善于敛财,然多注意 于金、银、绫、绢等以供朝廷所需。漕运方面,困难仍多,砥柱之险,终不能克。 漕运船只经过,翻覆者近半,损耗大,运费重,当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汴河 中也常出现险滩,船运阻滞。 从元和之后直到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 年)间,江、淮运仍不过每年四十万 石,能到达河、渭仓的亦只是十之三四。沿路奸吏,不遵漕法,盗米以后,为消灭 罪证,沉溺官船,每岁达七十多艘,漕政大坏。大中五年(公元851 年),裴休为 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重加整顿,实行承包制,每岁雇用费二十八万贯,尽 归漕吏掌握分配,巡院不得侵用。实行三年,漕米至河、渭仓总达一百二十万石, 才及刘晏掌使时一年之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 年),浙东百姓不堪苛税负担, 民多逃亡,裘甫率众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绍兴)地区大乱,租赋来源减少。 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 七月,庞勋在州(州治今广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还,声势浩大,十二月,攻 下泗州,占据淮口,漕运路绝。其后,庞勋军又与官军转战于濠州、宋州、徐州, 皆汴河流经地区,租赋不至,唐王朝陷于困难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 年), 濮州人王仙芝亦聚众起兵,黄巢应之,中原大乱。高骈在乾符六年(公元879 年) 由浙西节度使调任淮南节度使后,拥兵自重,惟事搜刮财物,坐观事变。刘晏开辟 的江、淮漕运如同唐王朝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中和二年(公元882 年)以后,江、 淮漕运完全断绝,唐王朝一蹶不振,遂至灭亡。 其次是盐法的破坏。盐利本是刘晏改革赋税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历末年,唐王 朝税赋收入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居其半,刘晏冤死后而盐法坏。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奏请增加民赋的同时,江、淮盐每斗也增加二百文, 比旧价每斗一百一十文增加近两倍。其后,每斗复增六十文,连前所增,每斗价三 百七十文,较开元、大宝时期提高近四十倍。江、淮豪商,百计为奸,有时售价还 要增加一倍,谷数斗始换盐一升。运乡贫民,苦于高价,甚至淡食,钱人藩镇或豪 商私囊,而国家税收不能过半。元和初年,李巽继杜佑为盐铁转运使,重加整顿, 情况有所好转。李巽去职,又陷于混乱,直至唐亡,也无改变。 最后,我们看看两税法的破坏。两税法的原则是:量出以制人,户无土客,以 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 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 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 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杨炎所谓“量出以制人”,是国家根据各项开支,制定预算方案。两税法统一 收税,纳实物以钱币计,防止逃户,征及商贾,较之租庸调法自是一种进步。但是, 中国古代是“为政在人”,“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好的制度,还要有德、才兼 备的官吏来实行。两税法在正常情况下贯彻执行,百姓负担确有减轻。但由于政局 不稳,叛乱时生,更主要的是官吏贪残,百计攫利,实施结果,“旧患虽减,新诊 复滋”,弊端依旧百出,百姓更加困苦。 同时,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只是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它的性质, 不因形式变化而有任何改变。实行两税法时,明令不再加税,德宗多次诏令“轻率 一钱以枉法论”,事实上却新税不断。自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 即实行两税法的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河北藩臣卧说、李惟岳、梁崇义、 朱滔及淮西李希烈等先后叛乱,朝廷用兵,以军费不足,增征商税十为一。建中三 年(公元782 年),也就是实行两税法的第三年,战局更加扩大,月费百余万缗, 府库不支者数月。太常博士都宾、陈京建议,请借“富商钱”。 判度支杜佑、京兆尹韦桢等,大索京都商贾所有财货,派京城官兵,强人商户, 掠财劫货,逼死人命,意其不实,即加榜捶。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祟市钱,取其 四分之一,一般市民,亦受其害,长安为之罢市。搜刮总数为二百万缗,不足两月 之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所辖八州(扬、楚、滁、和、舒、庐、濠、寿)境内横 征暴敛,税钱每千文增收二百文,当五分之一,又上表得到朝廷批准,德宗诏其他 各道增税皆如淮南道,并加陈少游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以示荣宠。建中四年 (公元783 年),即两税法实行第四年,河东、泽潞、河阳、朔方等四镇军屯魏县 (今属河北),包围魏博节度使田悦;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 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镇军屯淮宁(治所在河南淮阳),包围淮 西节度使李希烈。 月需军费一百三十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请分二法,一为“间架税 法”: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一千,下税五百。敢匿一间,杖六十, 赏告发者钱五万。一为“除陌税法”:公私贸易,旧税千钱税二十钱,加为五十钱 ;两方以物交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文,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发者钱一万, 所有赏钱皆出隐匿之家。赵赞征税征红了眼,又建议收天下茶、漆、竹、木税,十 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德宗纳其议,诏令天下。有的甚至开征“过路税”,“瓜 果税”,连死了人都要纳税,简直到了无物不税的地步。百姓在实行两税法初期得 到的有限好处,迅速丧失殆尽。 但这不是两税法自身的罪过,换成其它什么法就能解决封建王朝的弊端吗?下 面一则小故事倒能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贞元三年(公元787 年),也就是实行两税法的第七年。关中地区丰收,斗米 值钱一百五十文,诏令所在“和籴”(采购民间粮食),以作储备。德宗在长安近 郊打猎,走到百姓赵光奇家。德宗问光奇:“日子过得快活吗?” 答:“不快活!”德宗又问:“今年丰收,为何不快活?”答:“朝廷的诏令 没有信用。以前宣布废除两税法以外的一切赋役,现在反而苛捐杂税比正税多。原 来说用现钱‘和籴’,现在却一文钱也拿不到,名为采买,实为抢夺;原来所籴粟 麦有人来收,不用跑远,现在则要送到西京行营,有好几百里路,车损马疲,农民 都破产难以支撑下去。如此愁苦,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有一纸空文!恐怕 圣上深居九重内官,都不知道吧!”德宗听后,一言未发,命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 以示体恤。(《资治通鉴》卷233 贞元三年12月庚辰条)赵光奇所言,充分表明两 税法颁行后,农民所受之苦。丰年尚且如此,遇到荒年,其苦自不待言。朝廷言而 无信,皇帝自食其言,诏令不行,行不能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通弊。白居易在《 重赋》一诗中抨击说:国家定两税,……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以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寒春。(3 ) 两税法颁行后,农民负担加重,不单在杂谣多,额外征收多,更重要的原因是 物日益轻、钱日益重,即物贱钱贵,造成百姓沉重的困难。贞元十年(公元794 年) 五月,陆蛰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陆宣公翰苑集。奏议》),第一条是《 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其中说: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 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情事非一。有藏于矜怀囊箧,物虽贵而 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困仓,值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 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 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赍而乐转徒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 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风俗不得不讹,闾并不得不残, 赋人不得不阙。 陆蛰所言两税法之弊,可谓透辟。两税法虽规定征收商贾资产税,他们资产自 较农民为多,实际上,他们可以怀轻货而运徙,逃避税收,谋取丰利。 地主资产多,实际上,他们勾结官府隐匿资产,甚至侵吞农民产业,也不转户。 据元稹《奏均田状》(《元氏长庆集》卷38说:“豪富兼并,广占吁陌,十分田地, 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繁重的赋税是由“敦本业而树居产”的农 民负担,而农民最苦的是患物轻钱重。陆贽在文中又说: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 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 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税,而私已倍输。 自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实行两税制至贞元十五年(公元799 年),不过二 十年,农民负担已增加一倍,其他杂徭、勒索尚未计算在内。唐代绢价,肃宗时最 贵,每匹值万钱,代宗大历年间犹值四千文,至陆蛰上此表时,只值一千五六百文, 又低落一半以上。其他如粟帛等价也在不断下降。贞元十五年后,物价下降的趋势 仍在发展。贞元十九年(公元803 年),每匹绢只值八九百文,以后较长时期稳定 在这个价格上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 年),李翱在《疏改税法》(《李文公集 》卷9 )一文中说: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 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 钱也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捐十有二匹 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其贱卖者郁?假令官杂虚估以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 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税加三倍矣。 建中元年的绢价,李翱所估比陆贽所说高出七八百文,大概是由于各地情况不 一,价格也有上下。李翱所谓“官杂虚估以受之”的情况很少,一般是只会杀价, 不会虚估。按陆贽所说绢价,自建中元年至元和十五年的四十年间,农民负担增加 三倍,比较弓符合实际情况。遇到地方官加重征敛,倍数尚不止此。因此,陆赞强 调农业赋税必须征实物,主张“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陆 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 认为人民手中只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货币有国家铸造,不应该向人民去征收。 继陆蛰之后,又有齐抗、白居易、韩愈、李翱、杨於陵等反对农业赋税征钱。 自实行两税制后,物轻钱重已成为唐朝内政方面的一个重大难题,许多朝臣出谋献 策而未能解决,直至唐亡。白居易在《赠友诗》诗中真实反映了农民无钱贱崇的痛 苦生活: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 钱力日益增,农力日益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 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4 ) 元和十五年讨论税法,户部尚书杨於陵提出将两税改收布帛的主张,被朝廷采 纳,并于次年(长庆元年,公元821 年)付诸实施。两税征钱的办法实行了四十年 后终于废除,但两税法本身仍继续实行。 两税征钱是杨炎的一个失策。因为唐代的货币经济发展还不高,政府曾多次下 令买卖不能全用钱币,布帛杂货等都可以作为交换手段。既然买卖都不能全用钱币, 又怎能要求两税用钱交纳呢?唐代钱币流通数量不足,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又很低, 钱很难落到农民手中。所以当时反对两税征钱的人往往以钱币由国家垄断铸造,不 应向人民征收为理由。理由虽难以成立,却反映了农民手中无钱的客观现实。两税 改征布帛是历史的要求,也是两税法进一步完善的表现。 杨炎任宰相仅两年,理财措施并不多,但创立两税法却使他名垂史册。 然而对两税法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毁誉不一。 两税法遭到与杨炎同代人的批评,也得到不少同代人的肯定和赞誉。 唐代著名史学家、理财家杜佑(公元735 —812 年)就认为,自安史之乱以后, 征敛名目繁多,而且数额不定,贪吏横行,因缘为奸,法令也不能制止;再加上狡 猾之徒,多方躲避,有的假名人仕,有的托迹为僧,有的依托豪族,千方百计地逃 避赋税,而老实的农民则被加重征课,生活日益困难。 自实行两税法后,做到了“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敢生奸,狡猾 之氓(民),皆被其籍”。(《通典。食货七》)所以,杜佑称赞两税为“适时之 令典,拯弊之良图”。德宗贞元时的宰相陆贽也力图恢复贞观、开元盛世,很眷恋 租庸调制,尖锐批评了两税法实施中的各种问题,揭露以钱折征实物出现的弊端。 但他也承认,“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法弊则全革其法” (5 )。他反复议论改进征税的方法,并没有主张罢废两税法。可见时代的发展使 怀旧的人也无法反对税法的变革。 宋朝建立以后,税制大体沿用唐五代的两税法而有所变异。两税,在宋代又称 为二税,不再包括税钱,而只是单一的田亩税。由于田地既已交纳亩税,再作为资 产重复纳税已很不合理。使用货币纳税,宋代另有商税和地税、宅税等等。于是, 二税便只是单纯的乡村土地税了。这一变化后的两税,在金、元时也大体沿用,直 到明代。《明史》卷78《食货志》说,“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 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 说杨炎创始的两税法改变了近古的租庸调制,自此历代相沿,这个认识相当正 确。它经历了八百年(公元780 —1581年),至明代后期,社会状况已发生重大变 化,才开始新的变革。 宋元时期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约公元1254年—1323年)也肯定两税法是“救 弊之良法”。他说:“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 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 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 陆贽认为“以贫富为差”,难以正确估算资产,容易失平长伪。马端临指出这“是 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他肯定均田制破坏后,决不能恢复租庸调 制,指出:“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文献通考。田赋三》) 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马端临甚至将杨炎与商鞅相比,说:“随田之在民 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 杨炎。”认为他们革旧求新,都做到了“古今异宜”。他还在《文献通考》卷3 的 按语中,针对宋人程迥赞誉宇文融、诋毁杨炎之语加以评论,指出字文融在玄宗开 元时搞括户税钱是墨守高祖、太宗之成法,而杨炎是大胆改革,“炎变法而人安之, 则以其随顺人情,姑视贫富以制赋也”。 他从社会变动中意识到实施两税法是大势所趋。宋人吕祖谦攻击两税法“取于 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马端临则认为税钱折纳害民乃是“掊克之吏 所为,非法之不善也”。两税估计算缗,失平长伪等等,“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 公之过,非法之弊。” 这绝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两税法的本意是罢免 一切杂税徭役“以一其名”的税法,与刘晏“养民以为先”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在 封建时代,千方百计加赋于民,是地主剥削阶级意志的必然表现。两税法时期仍要 各地按时申报丁口数字等等,就为各种赋敛创造了前提。 自唐至宋,以至于明代,两税以外的各种封建赋役仍是纷至沓来,决不因为实 行两税法而绝迹。 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 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时代的深刻变化,及时果断地提出了改革税收的方案,由税 丁变为税地、税资产,并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征收了一定的货币税。这一改革适应 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实践证明,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有远见的著名改革家。 注释: (1 )《新唐书》卷152 《李绛传》。 (2 )《旧唐书》卷164 《李绛传》。 (3 )《白居易集》卷1 《秦中吟十首》。 (4 )同上。 尾声归葬 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六月,刘晏被冤杀的第五年,在刘晏的故里曹州南华 (今山东东明县)大地上,刘妻李氏携长子执经、次子宗经,举家从四川忠州运回 刘晏的遗骨,举行归葬祭奠仪式。 道场奏乐,超度亡魂;乐声低婉,如位如诉。 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九月,径原乱兵攻人长安,德宗仓皇出奔奉天。 十月,淮西李希烈攻陷汴州,潜运断绝。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二月,德宗 自奉天又出奔梁州县城。时至五月,六军供给艰难,食无粮,穿无衣。天气炎热, 冬服依然在身,没有换季的春服,连德宗还裹着毛裘迎度初夏。直到这时,德宗才 醒悟念及刘晏开辟潜运、创设盐利的功德,内心也深知刘晏是被诬害冤杀。但是, 皇帝能承认错误吗? 人死不能复生。德宗叹惜之余,在兵乱出奔中下达诏书,准许刘晏尸骨归葬。 贞元五年(公元789 年),在刘晏被冤杀的第九年后,德宗擢升刘晏长子执经 为太常博士,次子宗经任秘书郎。执经上书德宗,请削官赠父。德宗下诏书特追赠 刘晏为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至于杨炎,史书未记载于何年,只曰“久之,诏复其官,谥肃憨,左丞孔戣驳 之,更曰平厉”。 看来,两税法创始人杨炎的官声官誉,远远不及被世人称为“管萧之亚”的刘 晏。 (5 )《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 古典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