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上发言惊四座(1) 1956夏天,一个老同志去看望李立三,问他最近在忙什么,李立三说:“工作 照样忙,但是我要对我过去来一个总清算。” 李立三说的这个“总清算”,就是他准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尽管,李立三在过去的岁月中,无论在共产国际,还是回国后在不同场合,他 已经无数次反复作了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但是,他经过长期学习、对照和思考, 还是觉得在党的八大会上再给自己来个“总清算”,以便更好地教育全党。为了党 的利益,他准备不惜让自己再当一次“反面教员”。于是,他认真准备了一个长篇 发言稿,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仔细阅后,非常满意,只改动了个别字句。8 月30日,他在发言稿上批 示道:“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表示满意。 1956年9 月15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李立三于9 月23日在大会上发了 言。他一上来就开宗明义,自己“点”自己的“名”: 大家知道,我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 且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 随后,李立三这样开始了对自己的批判:为什么六大明确批评纠正了第一次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我不久又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甚至把它发展到更 严重的程度呢?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那种小资产 阶级劣根性和由此而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没有改变。”他 用自己反复犯错误的历史说明“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思想方法这个怪物,毕 竟不是哪一个人赌咒发誓根绝它就可以清除得了的,也不是哪一个人下一道禁令, 或者画一道符箓就可以驱除得了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 为什么六大会上的批评也好,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在莫斯科15年的批判改造 也好,都没能解决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呢?他用1946回国以来的学习和实践, 说明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 则”,以及党内生活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才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效 良方。 李立三深有体会地说,自己虽然通过回国10年的实践补上了延安整风这一课, 又在1954年反对高、饶反党活动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是,我绝不敢说, 我的病根已经完全挖掉了,更不敢说已经完全改正了错误,以后不会再犯错误了。 如果自己不警惕,不谦虚谨慎,不兢兢业业地努力学习,不切实地抛弃自以为是, 骄傲自满的习气,真正学会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没有党的经常的监督和教育, 是完全可能重犯错误的。” 最后,李立三充满感情地说:“我在犯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 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 可以说是我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 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在同 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求得终 于能够在实践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改正自己的错误。” 李立三的这篇发言,不怕丑,不怕痛,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极其诚恳坦率的解剖, 表现了一个真诚共产党员最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以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讲述了 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切体会和改正错误的决心。他的发言感动了会议参加者。据 说郭沫若听这个发言时,眼里流出了热泪。他的发言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都受到了 好评。特别是他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的确给全党树立了 一个言行一致的典范。 但是,就在八大闭幕后不久,1957年2 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 (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又把李立三与陈独秀、 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人相提并论,当做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典型大批了一 通。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对他的批判,他实在按捺不 住心中的不平,回到家里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全文如下: 主席: 听了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万分高兴之中发生了一点不很 愉快的感觉。高兴,我想不用说明,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一个愿意 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听了这样的报告,没有不万分高兴的。感到一点不很愉快的 原因,就是你在报告中把我和陈独秀、张国焘、饶漱石并提,当作知识分子中出坏 人的例子。老实说,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些想不通的。 第一,我总认为,我不仅和陈独秀、张国焘、饶漱石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和王 明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不是说错误大小问题,而是说我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也是和王 明有根本区别的。我想这一点在衡量共产党员的品质好坏方面,决不是一个次要问 题。当然,我也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在知识分子中,可以出各种各样不好的人, 而不是把我和陈独秀及王明一例看待。但是,听的人是可能发生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