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 古人把一些难以抗拒、无法解释的事情归因于命运注定,神佛安排,所谓“死 生由命,贫富在天”,于是该做、可做的许多事情都不做了。 在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人越来越聪明,逐渐认识了人的作用和主观力 量,认识了内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过去不敢想、不会想,不敢干、干不成 的许多事情,于是干成了。 命运是没有的,机遇是存在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作用,机遇会突然出现在面 前(有时当事者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使人觉得“赶上了”。在社会剧烈变动时 期,机遇比社会相对稳定时期更加活跃。对个人来说,就表现为幸与不幸。我,应 该说是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一个幸运者。 1 我1918年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在家乡度过童年、幼年。 这个小县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平汉路纵贯全县,运货小木船从天津经白 洋淀沿漕河可达县城(听说那条小河现在已经干涸了)。 徐水古名安肃,南宋时是宋、金两国分界线。宋朝官员出使金国,过了安肃, 就到“异邦”。当时金强宋弱,有些使者不知道以后能否返乡,留下不少去国伤怀 的诗词。谁知这样一个位置冲要、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到清末民初,经济、文化 落后到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近二十万人口以农为业,到民国初年人均耕地不到二 亩。土地硗薄,粮食产量很低,没有什么副业、特产。县城周长四华里,只有两个 城门。毫无现代工业。称得起手工业的,县城只有两个当时叫“烧锅”的酒坊和几 家制造铁木农具的个体劳动者。全县只有一个简易师范、五个设备简陋的高等小学, 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寥寥可数。历史上没有出过高官显宦、富商巨贾。 “大跃进”年代,徐水曾经名扬全国。可惜昙花一现,留下许多笑柄和严重后 遗症。 未得地理位置冲要、交通便捷之利,备受两者之害。从清朝末年的“八国联军” 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多年折磨这个平原小县。“官兵”(群众这样称呼反动统 治阶级的军队)比官吏更横,溃兵(内战中打败了的游散军队)比土匪还凶。我在 家乡看到的都是乡亲们痛苦的隐忍,没有听说任何形式的反抗。这里从未闪现革命 的火花,改良的涟漪也未光顾。有口饱饭吃的懒洋洋、慢吞吞混日子;填不饱肚子 的东挪西补、“糠薯半年粮”熬日子。历届徐水的县官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忧这 个“丙等县”(国民党政府建制中最低等的县)油水不多,喜这个出名的“绵羊县” 从未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反抗官府的“闹事”。 我出生在徐水城关一个商业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儿时“四世同堂”,抗日战争 胜利后才分家,那已是我离家十年之后。 论经济实力,这个家庭是徐水几家富户之一:独资经营一家在徐水数一数二的 商店,在其他几家商店拥有股份;雇工经营二百余亩土地,这在徐水是个大数目; 自住并出租市房近二百间,居全县第一。论政治影响,是徐水“乡绅”之首。我堂 祖父(曾祖母在我进私塾时去世,他即成为“三世同堂”的家庭之主)和我父亲相 继当县商会会长十多年,还办了不少“公益事业”;论生活水平,更是全县少有— —而且总要摆出一副阔架子。 但是,这个家庭十分腐朽。我眼看着它迅速败落。农村日益破产,以农民为对 象的商业日益萧条;苛捐杂税与年剧增,严重影响这个家庭的主要收益。更直接的 原因是家庭内部的腐败。堂祖父纳妾,公然设“外宅”,他的发妻因而得神经病; 父辈五人,两人吸鸦片,一人又嫖又赌,一人患神经病,一人带着妻、女在北平读 高中,长期留级不能毕业。商店交由“掌柜”经营,农事由“管事”(充管家、长 工头两事)管理。谁都看得出这个家庭末日已到,祖、父辈谁都不肯在腐朽生活中 稍加收敛,里里外外一片败落景象,过了一天算一天。 人丁繁衍,经济利益冲突,是这种家庭必然解体的又一原因。我曾祖父以上几 代都是单传。祖辈兄弟四人,父辈堂兄弟五人,我这一辈男女十四人(我离家后又 增加五人)。上两辈人要挥霍,小一辈人儿时要吃喝,稍大要上学,成年要婚嫁、 要就业,都非这个日益败落又没有任何奥援的家庭所能承受。这个家庭能维持到抗 日战争胜利,恐怕主要是由于“树倒猢狲散”的恐惧感和旧礼教的某种凝聚力。 在小辈即“草字”辈,我是长男。这个辈份、序位给我印上长期难以抹掉的烙 印。我家称不上书香门弟,但男孩子(加上我这一辈的女孩子)都要读书,当然不 是追求学术造诣,而是为着日后谋生。家里有书房,藏有四书、五经和《水浒》、 《西游记》等小说,我儿时在书房反复取读。家中讲究虚礼,旧规矩很多,晚辈对 长辈绝对服从,在堂祖父前我这一辈人只能垂手站立;长辈生活再荒唐,晚辈不能 置一词。我这长男更要作顺从、忍让的表率。我以后在革命队伍中时隐时现的貌似 谦和实为懦弱的性格,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我祖父行二,同我祖母相继早亡,这一支在家里于是完全失掉发言权。他的两 个儿子,即我父亲(行二)和我三叔,生有十一个子女,占草字辈的绝大多数。这 个家庭的某些开支按人头平均分配,有些人就认为我祖父这一支占了便宜。上一代 早亡,第三代“多占”,第二代的我三叔得了神经病,我父亲长期出门在外,母亲 又是文盲,所以我这一房在家事上感到压抑。 封建大家庭不和,多从妯娌纠纷引起。她们过去是“路人”,在大家庭中又有 经济利益矛盾,单凭封建礼教维系,即使礼数上能“过得去”,冷言冷语是经常有 的。这使我非常心烦。我五岁在私塾念书时“经常走神”,受塾师训斥,就是由此 引起。 塾师谢老先生是个饱学秀才,以后屡试不第,因衣食不愁,晚年课徒解闷。他 的教育思想与一些冬烘先生不同,为我们几个儿童启蒙,教完“三(《三字经》) 百(《百家姓》)千(《千字文》)”和《论语》,就教《弟子规》、《增广贤文》 和《千家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书。学生欢迎这种教法,因为诗赋琅 琅上口,容易记忆。也未闻家长有何异议,大抵因为时代不同,谢老先生威望又高。 现在看,这两年对我影响不小,一方面,一些优秀诗文,我年过古稀还能背诵,成 为终生从事文字工作不可或缺的“砖瓦”;一方面,某些诗文(如《陈情表》《祭 十二郎文》)的情调同我由于家庭日薄西山而产生的没落情绪相结合,使我过早地 成为人们谈论的“小大人”。当时我作为资本家、地主家庭一个年幼成员,对家庭 即本阶级的没落感到悲哀、惆怅。 两年后转入小学。在初小、高小,我的国文“出类拔萃”,数学却相当糟。成 绩越好越来兴趣,兴趣越低越无成绩。我父亲在东北做事,当小职员,不为挣钱养 家,只求“见见世面”。“九一八”东北沦陷以后,他被日寇赶回家来,经营自家 商业。他在同辈五人中较有“头脑”,后来继我堂祖父任县商会会长。我母亲是邻 县一个大地主家的女儿,文盲,在娘家娇生惯养,在婆家备受压抑,本房一些开支, 经常要靠娘家资助。母亲不可能过问我们的学业,堂伯、堂叔忙于自己荒唐生活, 无暇过问我们的学业。上辈无人管,小辈乐得自行其是。数学、地理等课我所厌腻, 只求考试及格,主要精力用在课外读物上。高小有早自习、晚自习,后两年还有汽 灯照明,城关的走读生是否参加可以自定,我却风雨无阻,到学校看自购的、家藏 的和借到的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第二年向一位姓严的同学借到一本《少年维特的 烦恼》,反复阅读,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家业越来越败落,最后成了一个号称“有房有地有生意”(这是徐水一带富有 的标志)的空架子。1933年我高小毕业,家庭只允许我报考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第 二师范,图的是不收学杂费和饭费,毕业后有望当高小教师。我没有被录取。据说 这一年报考者特别多,“百里挑一”。这是人民生活日益艰难的一种折射。考国文 我游刃有余,但数学不行,名落孙山毫不奇怪。 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初次打击,一时竟至六神无主。家里没有人批评,没有 人安慰,也没有人说今后应该怎么办,更没有人命令我参加劳动。我成了这个家庭 多余的人,原有的灰暗心情更加灰暗。 经过一阵震颤与彷徨,终于挺过来了,我认定要继续读书,读书才是出路。考 不上学校在家里读,能读一天是一天。家里的“南园”有空房,我收拾一间出来, 成为自己的小天地。一位报考第二师范同样落榜的王姓高小同班同学借房同读。我 们两人除了温习数学,主要是读唐诗,读古文,对一些出世思想浓厚的东西尤感兴 趣。 这时徐水城里出现了新事物,成立了一个“民众教育馆”。利用城里有名的张 宅几间房子,置办一些图书,订了几份报纸,有两人负责管理,对外开放。一般人 糊口都难,谁去看书?办这种事业看来只是为了点缀。 这个地方对我度过失学的一年大有帮助。我几乎每天必到,近似“走读”。有 书报看,失落感减轻许多,眼界逐渐开阔。当时还不懂得“开卷有益”这句话,我 是见书就读,根本不懂什么选择。回想起来,当时还真没有看过现在舆论痛加抨击 的“黄”书。两位管理员知道我是“李家”子弟,另眼相看,多方给予方便。我又 十分恭谨,经常主动打扫房间,整理书报,俨然成为义务工作人员。看什么书任意 取阅。馆中最珍贵的“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版),轻易不许人取阅,也无人取 阅。我不仅在馆里读,还能带回家读。看书入迷了,不过一年,几乎读遍了馆里的 文史书籍。 2 1934年暑假后,我又上学了。一个堂弟、一个弟弟这一年高小毕业。堂弟与我 同岁,是独子。他的亲祖母在这个大家庭中辈分高,年龄大,有较大发言权。他是 非升学不可的,我和亲弟也沾了光。但家庭经济力量不能支持三个人上普通中学, 于是让我们报考河北省立易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我的国文无问题,算术又经过复 习,考了第一。两个弟弟也考取了。 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河北省立第八中学,校长王国光,原在易县城内,改成河北 省立易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后移到易县梁格庄。这是燕太子送别荆轲之处,逊清西 陵所在地,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平汉铁路有支线通梁格庄,是为清帝祭陵专修的。 梁格庄原是小村,因有“护陵”人员聚居,逐渐发展为小镇,清帝退位,日渐衰落。 农职以清帝行宫为校舍,梁格庄的小型修缮、服务、文具等行业随着发展起来。 农职五年毕业,相当现在的高级中专。它在招生时还能稍加选择(北平、保定 一般中学招生常不满额),主要由于费用极低:不收学杂费,伙食费每月银洋两元, 学生“实习”的劳动收人完全归己。俭朴的学生加上校服、书籍、零用,每年四十 元足够。特别吸引人的是可以学到一技之长,有利将来谋职。 我饱尝失学的苦头,深感升学的不易,所以对复学特别珍惜。这个学校的课程 安排很紧,上午课堂讲授普通中学课程和农业技术课程,下午到农场“实习”,育 种、嫁接、配种、剪枝……什么都做。我没有听到一个同学对此发过怨言。按照现 在城市学校的情况看,学生年龄一般偏大,甚至有结婚生子的。这些同学大概多年 失学,幸而得到一个费用很低的学习机会,想在校学些“本事”,毕业后可能找个 工作,即使课程紧些,伙食很差,也心甘情愿。我更想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但我的梦想是当作家,不是农业技术员,所以农业技术课程但求“说得过去”,并 不上心,英语、数学,更是只求跟上“大溜”,主要精力用在课外书上。 按照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这个学校的图书馆相当充实。有阐释孔夫子学说的 书,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有杜重远、邹韬奋办的鼓吹抗日救亡的杂志,有《子 夜》《爱情三步曲》等小说。总之,只要不是直接宣传共产党的书,可说兼收并蓄。 这里离清西陵很近,同学们星期天大都出校郊游。这里离易县城十余里,口袋充裕 的同学喜欢到城里下小馆打“牙祭”。我在星期日从不出门,整天读书。周一到周 六则利用包括早自习、晚自习在内的所有课余时间读书。我跑图书馆最勤,借书最 多;我主动帮助管理员干各种杂事,因此建立了感情。从第三学年开始,两位管理 员经过商量,给我一把图书馆进门钥匙,允许我在课外时间和星期日进馆阅读。我 就这样全神贯注地读了三年。我愿意在徐水十几年的印象从我头脑中永远消失,易 县梁格庄的三年却终生不会忘记。河上肇、陈豹隐的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以及文化旗手鲁迅的许多杂文,茅盾、巴金等名作 家的许多小说,以及俄国、法国、丹麦等国许多文豪的名著……有些现在头脑中还 有清晰的印象。如果说我在徐水“民众教育馆”读的书多是“上一辈人”所喜欢的, 在农职图书馆读的书有不少反映的是时代潮流。 易县农职的许多措施深受学生欢迎。学校课程虽紧,管理却相当宽松,三年中 从未处分一个学生,也没有一个学生违犯校规。从不进行期中、期末考试,提倡自 由、自爱,学生感受不到任何压力,听课、劳动反而更加努力。学校敢于购置许多 进步书籍,任由学生借阅,我当时对此感到费解。 199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两本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一中”的书,其 中有代校长王国光的事迹,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位老先生就是河北省立易县高级农 业职业学校校长王国光,河北高阳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 桃李遍北国。他早年任河北十分著名的保定育德中学校长时,受李石曾、蔡元培等 人委托,办“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吸收了刘少奇、李维汉、李富春等 许多以后成为著名革命活动家的学生。1960年,王国光写回忆文章说,育德中学能 办“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是由于育德中学具有“爱国性、积极性、创 造性”。抗日战争时期,王国光任流亡到河南的“国立一中”代校长,曾送二十多 个学生到延安,其中包括他的儿子。解放后王国光年事已高,当选河北省一、二、 三届人大代表,河北省一、二、三届政协常委。1962年八十大寿,刘少奇等同志热 情为其祝嘏。在那种家国困难的情况下,我能在易县潜心读几年好书,多亏遇上这 位开明校长,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梁格庄虽是农村小镇,巍峨的宫墙还是把我们这些“洋学生”同劳动人民隔离 开。1935年春季,学校组织学生到附近“短足”,我们一班去距梁格庄四十里的云 濛山。最初是列队行进,慢慢就变成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我们几人在镇西遇到一个 樵夫:中年人,衣衫残破,背着一架青柴(在陡峭山坡上砍柴,无法挑担,只能用 木架背负),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山风料峭,他穿的单裤仍高高卷起,两腿伤痕累 累。我们看他有气无力,问他是否没有吃东西?他点点头。我们凑了几张作为旅行 干粮的面饼给他。他大口吞了两个,把剩下的揣到怀里。他说家里还有一妻两子一 女,孩子从来没有吃过白面烙饼,他要带回去给孩子。他说,他住的山窝铺离梁格 庄二十多里,他起大早到山上砍柴,背到梁格庄卖柴买米,回家煮粥一家人吃。看 他冻得发抖,问他为什么不多穿件衣服,他摇摇头。问他腿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他 说是荆子扎的。“为什么不穿条裤子挡挡?”“先生,”樵夫摇摇头说,“砍柴, 谁敢穿裤子?腿扎破了,许能慢慢长好,裤子扯破了怎么办?”我们几人一下愣了, 最后只能把身上带的零钱凑在一起送他。樵夫趴在地上磕头,不断重复一句话: “先生啊!我记先生们一辈子!”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劳动人民。樵夫说记我们一辈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樵夫。 我的家庭虽已败落,同这位樵夫仍然离得很远。他的血泪诉说,令我振聋发聩。 “短足”回来经常想这件事。当时谈不到什么正确的阶级观点,只是痛感人间不应 有此等惨事——宁可把腿扎伤,不敢扯破裤子!前几年,从家庭败落的灰暗心理出 发,到某些古典诗词中求解脱,无异缘木求鱼。有些人吃饱肚子写诗,文字可能很 美,却把苦事写成乐事。郑板桥的渔樵耕读《道情》,曾经使我陶醉。他写的樵夫 十分闲适:“倒不如闲钱沽酒,醉醺醺山径归来。”我遇到的樵夫,哪有“闲钱”? 何能“沽酒”?一家五口喝不上小米稀粥! 樵夫的教育使我慢慢从古代转到现代,从乱想回到现实。从此对书的兴趣更加 浓厚,重点明显移到《大众生活》《永生》等杂志。《包身工》等报告文学,《八 月的乡村》《生死场》等小说,它们使我大大开拓眼界。十分遗憾,易县农职没有 革命火种(解放后我多方打听,当时农职没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始终未能打破梁 格庄的“宁静”。“一二·九”“一二·一六”都未影响到它。孤零零的农职像被 时代遗忘了,也许时代从来就没有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