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医治“大跃进”的巨大创伤 取得显著成果的时候,一场沉重的灾难突然降临,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 的‘文化大革命’”。只有毛泽东撼天震地的革命功勋和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才能 发动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也只有毛泽东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所畏惧的性 格,才能如此独断专行、一错到底,以致只是在他辞世以后,党才能采取果断措施, 结束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 严重破坏,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够感到它的流毒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建 立以后三十二年的历史作了科学分析和论断。在“文化大革命”部分,公正地指出 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这场坏事的直接原因,深刻地探索发生这场浩劫的国内外其他 原因和条件,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十几年过去,人们的思想日益开阔,对各 方面情况的了解逐渐增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更加全面。不少人认为,毛 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形势判断错误,理论、思想发生严重偏差,确是主要 原因;属于个人品质的缺点,也是难以忽视的因素,开始用各种方式进行探讨。爱 之深,责之切,是可以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也暴露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 个人崇拜,民主、法制不健全等等。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对这些弊端进行分析,对 防止再次发生这种惨剧进行思考,这大概是“文革”发动者没有料到的。“反面教 员”可以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此言不虚。 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社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由于职能、作用等等原因,又 显示了一定的特殊性。十年之中,绝大多数时间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全面 控制,在周恩来直接管理的短暂时间,也深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它像一面镜 子,留下“文化大革命”的轨迹。坏人长期作恶,好人寻机斗争,它都记录得相当 清楚。“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文革”的教训永远不应忘记。 59 几十年来,中国人经常在“想不到”状态下生活,这可能是社会激烈变动时期 的难免现象。以七十岁上下的一代人来说,三年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除了尚未解放的台湾省),“想不到”;50年代初一纸命令解决反动政府始终未 能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想不到”;彭德怀一夜之间由党国大功臣变成大 “反党分子”,“想不到”。更“想不到”的许多事情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被批斗凌辱,最后含冤而死,“想不到”; 陈伯达不过一个“文化政客”,一夜之间成为位居第四的中央领导人,后来又被彻 底打倒,毛泽东说几十年同他从来没有合作过,“想不到”;林彪被定为共产党接 班人,还正式写在党章上,迫害狂康生竟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贡献,“想不到”;“经过长期考验的亲密战友”、曾经成为党中央唯一副主席的 林彪竟要谋害他曾发誓永远效忠的毛主席,阴谋败露后竟叛国出逃,坠机而死,当 然更“想不到”。 过去“想不到”的多是广大群众和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不同。当时有句 流行语:“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可见许多高级干部也“想不到”。 “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时间超过抗日战争,损失难以估计,发动者竟是伟大领 袖毛泽东,万万“想不到”。 我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习惯于按照上级和中央的指示编报,不善于独立思 考,政治很不敏锐。但是,1965年11月看到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文,模模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毛泽东1959年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 习海瑞精神,说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现在仍然要提倡这种精神。人民日报社得 风气之先,立即约请明史专家吴晗赶写这方面的文章,先后发表他写的海瑞骂皇帝、 《论海瑞》两文。毛泽东肯定这两篇文章,读者反映也很好。《海瑞罢官》的观点 与两文并无不同,怎么成了“毒草”呢?毛泽东提倡在先,姚文写作在后,如果不 是毛泽东授意、钦定,姚文元哪来这种胆量呢? 估计这篇文章有“来头”,我们请示在北京的一位中央领导人是否转载。他表 示,姚文不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必转载。事后得知,当时不要说我们这层干部,就 是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不了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根据毛泽东指示秘密炮制此 文的情况。不转载此文符合我们的心愿。《海瑞罢官》在1960年写成,所谓“单干 风”、“翻案风”1961年方才出现。说《海瑞罢官》中写的明代“退田”、“平冤 狱”是影射新中国当时尚未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并且“是当时资产阶 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这不近似热昏的胡话么?北京 和其他城市的报纸不转载“姚文”,完全正常。 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当时还被蒙在鼓里,想不到自己被一步步推入“另册”。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得宠高升,不仅大抓“枪杆子”,还狠抓“笔杆子”,他 早就宣称要成大事必须抓这“两杆子”。他先意承志,垄断毛泽东思想解释权,说 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 编印“语录”,说背“语录”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捷径”。有些领导 人不同意这种谬论,说“最高”、“最活”不科学,遭到残酷的迫害。 不转载姚文这种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现象触怒了毛泽东。他命令上海把“姚 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得悉,即告知北京各报 转载姚文。《人民日报》于11月30日将姚文登在《学术研究》版,因为报社设想也 希望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总编辑吴冷西按照学术问题的思路主持草拟文 长九百多字的编者按语,其中近四百字是引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双百”方针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说明性的话语又占 了一定篇幅,报社的意见不多,但很明确:“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 关问题在报上开展一次辩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 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 按语由周恩来定稿。 在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坚决按照这个精神宣传、报道。拥护姚文的相当 多,反对姚文的也不少。由于逐渐了解了姚文的“来头”,我们违心地多登拥护稿, 并且排在前边;少登反对稿,并且排在后边,但反对者还是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1966年1月19日编者组织了一栏《来信摘编》,前面三篇赞成姚文,后面两篇反对, 题目是《〈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海瑞罢官〉不是毒草》。后者批判了姚 文之后,还说:“为什么吴晗同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因为,最近许多报刊接 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2月3 日刊载的《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谈得更加直率:“姚文元同 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 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人民日报处境日益困难。想说真话,又不能不说一些假话,这种文章就难作了。 “最高”、“最活”、“顶峰”,违反马列主义常识,却成了当时的标准流行语。 我们尽可能在文章、标题中不用这些断语,有时实在难以避开,就采用折衷方法, 尽可能不把三个词用全。这种小手法当然瞒不过那些阴谋家。 我们作的一件好事也被认为是明目张胆“对着干”。“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前夕,林彪炙手可热,他把对他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态度提到是否高举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解放军报》被指定按照他的意旨于1966年2月连续发表几篇 社论,宣传“政治决定一切”,“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成果一定能出 物质成果”,等等。这里说的政治当然是阶级斗争。《人民日报》也在1966年4月份 发表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中一篇《政治统帅业务》根据中央一位领导人的 授意,论述“政治和业务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 灵魂,决定业务的方向和性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又要落实到业务上, 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我们必须注意把政治和业务结合起来”。其他两篇的主题 也是政治落实于业务。这三篇文章立即被诬为“反对突出政治”。这个罪名说明, 《人民日报》已经被认为不可救药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失误又造成一个被定为“空前严重”的错误,使人 民日报雪上加霜。这就是传遍北京的删节《解放军报》社论的错误。当时北京的政 治空气已经十分紧张,人民日报处境非常被动。总编辑吴冷西经常承担中央分派的 临时任务,人民日报社的日常工作由一位副总编辑主持。我也是副总编辑,负责编 辑工作。《解放军报》5月4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公布了毛泽东 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这在一些人看来当然是最重要的文章。 我事先不知道这篇文章实际上被看作“文化大革命”动员令,毛泽东看过并且一再 改过,当时兄弟报纸的社论也不是非转载不可。但考虑《解放军报》这篇社论代表 全军的意见,还是安排转载。那位主持全社工作的副总编辑一觉醒来,看到已经作 好的版样,坚决主张大加删节。我素来不善争论,劝阻无效后也就不再固执个人意 见。此文相当严谨,我怕编辑删出纰漏,就同一版主编同时动手,在稍嫌重复处删 掉五百多字,谁知闯下大祸。第二天迫害狂康生主持会议,严厉指责、追究此事。 他不问事情原委,就说人民日报出此大错绝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 态有关。他在会上声严色厉查原因,狠追动机,大有把人民日报一口吞下之势。 我一直认为主持报社编辑工作,特别是夜班编辑工作,发生这样那样错误的机 会比较多,在“文革”前夕斗争十分尖锐之际,发生张三认为是绝大错误李四认为 是庸人自扰的情况更多,既然担负领导职务,就要勇于承担责任,所以常作检讨。 这次不同,认错再认错,检讨再检讨,就是通不过。几天之后我的工作被调动,副 总编辑没有明令撤职,但被派充当时无事可作的专管农业机械化报道的组长。那位 主持报社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却安然无事。他也是一位老干部,人品如何全社职工 都很了解,在“文革”正式开始后被定为人民日报社的“四大家族”之一受到冲击, 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军师和炮手,死整那些不肯同流合污的老干部。“四人帮”垮台 前不久,他们在报社的代理人发现此人野心太大,难以驾驭,突然把此人调到一家 省报当领导。“文革”结束以后,他钻了已经调离人民日报而新到省的省委和省报 又不了解他在“文革”中的表现的空子,略受批判就被放到一边了。他现在住在人 民日报宿舍,好像在“文革”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国家实在太大,各种 各样的人物实在太多、太复杂了。 在此之前,我们发现处境险恶,拚命挣扎,希图自保。毛泽东3月底在杭州多次 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 持左派,要解散北京市委,打倒中宣部“阎王殿”。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 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从“小道”得悉谈话的点滴情况,首先 怀疑是否真实,同时想过他这样谈话是否合乎组织原则。后者只是“一闪念”,立 刻自我警惕不能再想,更不敢同他人议论,包括已有多年党龄的妻子。4月10日,中 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初说这 是党内文件,很快就传播开了。《纪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 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宣布“要坚决进行一次文化 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摘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是江青在上海邀集 一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后写成的,毛泽东修改并同意这个《纪要》。 我悄悄想过这说明他对文化领域宏观情况的估计完全错误,更说明我们国家的体制 不正常。 在政治空气日益紧张,“阶级阵线”日益明朗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可作的事情 已经不多。由于同政治蓝图的设计者、斗争机器的操纵者完全断线,我们只能参照 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作文章,对吴晗这个完全不能申辩的“靶子”,先是“学术” 批判,接着政治讨伐,最后追查历史。对这种手法现在只能说四个字:可恶,无耻。 4月10日,《学术研究》推出两版《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 想和学术观点》,在这份外来的汇编材料前边加了大字“编者按”,说对吴晗的批 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他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4月17日 又刊登《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文中不少材料是违反事实的恶溢。这 份材料也非出自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之手,但《人民日报》违心地加了“编者按”, 诬蔑“原来他是站在亲蒋、崇美、反共立场的人”。 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野心家惯用“摘编”别人“错误言行”和“罪恶历史”的 手法丑化对手,在后者完全不能还口的情况下颠倒是非,置人于死地。当然,这种 手法的“始作涌者”也难说是这两个歹徒。在批判胡风的时候,为丑化胡风的历史, 不是就用过这种方法么?因为这些材料违反事实,毫无道理,总会露出马脚,造成 害人者预想不到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批判“三株大毒草” (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速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关于 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气势汹汹。当时我想:信口雌黄不算本事,有胆量把你 批判的“大毒草”亮出来让大家看看!可能是被报纸上“一言堂”的声势冲昏了头 脑,他们真的把“毒草”亮出来了——印成小册子“控制发行”。好了,我很快听 许多人说:“这是什么毒草,明明是香花!”当时我真想大喊几声:“事实万岁!” 人民日报在“文革”初期的错误,我都有一份责任,虽然当时只是半是明白半 是胡涂地“抬轿子”,当吹鼓手,想以这种丑恶表现求得宽恕。对外屈从雷霆万钧 的压力,对报社内部的错误意见稍提异议即行退让,实在愧对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愧对含冤而去的先辈。就是这样“听话”、小心,删节《解放军报》社论的错误出 来,还是一人承担后果。可见以退让对横逆,最终是没有好结果的。但在当时有什 么办法呢? 人民日报竭力挣扎,幻想“自赎”,可以说费尽心机。4月16日《北京日报》用 三版篇幅刊登了揭露《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 《人民日报》立即发排,准备转载“表态”。谁知接到通知不得转载。为什么?没 有说。连这类“积极”表现都不允许,只有在过去的批判轨道上用功夫:增加篇幅, 提高调门,多作标语口号,大造“革命”声势,但是得不到任何肯定之词。也赶写 过一些参加“战斗”的社论送请审阅,一概没有下文。透露部队文艺座谈会精神的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别家报纸作为社论于4月 18日发表,《人民日报》于19日转载;起“文化大革命”动员令作用的《解放军报》 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日报》转载时作了删节,被定为天大的错 误。此后高炬(据江青自称出自她手)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姚文元 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等定调子、指方 向的文章,都是别的报刊先登,《人民日报》转载。政治动向不摸底,领导意图不 清楚,党报是没法办的。大家心里明白,糊糊涂涂地、彻头彻尾地被扔进“另册”, 中央党报不在王府井大街了。 全社人员惶惶然,我更感到终生难忘的压力,因为我独自承受着删节“文革” 动员令的重担。我不怕受处分。共产党员死且不惧,怕什么处分。但是“中央命令 人民日报公开检讨”的决定使我无地自容。1946年,我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作过署 名检讨,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次不是个人检讨而是要人民日报检讨,而这个 报纸是发表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想到个人的错误给党、给党报造 成的损失,愧悔之重,歉疚之深,不是当事者绝对难以想像。 正在全报社上上下下不知所措的时候,天降纶音:毛泽东从《人民日报》在国 内外的影响考虑,决定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但要认真吸取教训,不能重犯类似 错误。这个喜讯使大家顿释重负,我个人更喜极而泣。只要《人民日报》能不公开 “出丑”,我受什么处分都心甘情愿。 经过这次重击,人民日报社绝大多数人可说彻底解除了精神武装。但报纸还得 出,唯一能作的就是对准邓拓、吴晗和其他“权威”进行有声无力的批判。由于讲 不出什么新东西,只能重复那些说厌了的恶溢:“大阴谋家”、“反动权威”、 “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叛徒”、“黑帮”……反复使用,轻重是不管的。 5月31日的报纸最热闹,六个版中五个版是批判文章,都有通栏口号,这在《人民日 报》是前所未有的。《人民日报》有过光荣的历史,为中国革命作过应有的贡献。 但后人写中国新闻史,除了对“文革”始作俑者作客观评论外,千万不能忘掉《人 民日报》这段丑恶的历史。 我在新岗位上无事可作,在报上公开检讨的思想负担又已解除,编报者变成了 读报者。只看哪些人又被点名,批判文章不必测览。上班时间缩到八小时,干什么 呢?读书,读自己想读的书。说来惭愧,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过去只重点看 过,《资治通鉴》只读过若干篇章,现在正好补课。“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如此体会人生,也是一种乐趣。 5月31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一个会,北京新闻界负责人都到 了,人民日报去的人多一些。会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宣布中央决定:陈伯达率工 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康生接着讲话,他还是以删节《解放军报》社论为由头,大批、 大骂人民日报。全场鸦雀无声,似乎可以听到康生咬牙的声音。我更是有罪不敢抬 头。等康生骂完了,邓小平最后表态结束会议。他批评了人民日报,实际上维护了 人民日报。邓小平最后大声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陈伯达早把班子、文章准备好了。几小时后进驻人民日报社,立即宣布副总编 辑以上干部靠边站,还洋洋得意地说:“我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邓 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工作的决定被陈伯达轻易否定。 ·陈伯达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人民日报》6月 1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作为《人民日报》6月2日社论。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60 “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多年了,“文革”后的一代已经成人。出了不少关于 “文革”的书,谈“共性”的多。人民日报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对“文革” 时期的事情都有大吹大擂或者隐晦曲折的记录。我有幸长期“靠边站”,但未离开 这个单位,所以知道它的一些“个性”。 人民日报社要被夺权,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它已被划人“另册”。但由文痞 政客陈伯达出面不明不白地夺权,却完全没有想到。此人在“文革”中升为中共中 央第四号人物,就更加没有想到。事后我们开玩笑:第四号人物来夺权,抬举人民 日报了。 陈伯达似乎没有自己的“班底”,他的组员都穿军装。其中两位原来在太行山 工作,同我相当熟悉;这时一在一家大报负责,一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当领导,“文 革”前同我有工作关系。正因为这样,我尽量离他们远远的,怕给他们添麻烦。过 了几天,其中一位找我谈话,说删社论是孤立事件,主要责任也不在我,此事已经 过去,现在还是要工作,过去作什么还作什么。我略作考虑,坚决谢绝,说我脱离 工作已近一月,情况生疏,勉强工作难保不犯错误,还是给我一个学习机会好。谈 来谈去,说可以给我派个助手,原是这家大报的副处长(相当人民日报的副部主任), 人很老实。我说不要再争了,一定要我工作,我当参谋长,他做司令员。他指挥, 我承办;我设计,他拍板,除此之外,我是绝难从命的。对方听我说得在理,态度 坚决,更重要的是符合他原来的设想,当然就同意了。这是难挨的几个月。虽然我 同“司令员”关系不错,在工作中也备加小心,但是宣传的东西同我的思想越来越 远。监督工作的滋味非身临其境者是难以体会的。 “好运”终于来了。造反派贴出大字报,勒令我第二天下午二时到会议室参加 批斗。这表示人民日报的“革命”又深入了一步。在此之前,报社的最高领导—— 工作组主要抓宣传,负责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导向,报社的“革命”由它控制的 造反派负责。人民日报不能像工厂一样“停产闹革命”,也不能像机关、团体一样 “停工闹革命”。“革命”不能不出报,我认为这是人民日报社“革命”烈度相对 较小的主要原因。“文革”开始之后,北京只保留几家报纸,《中国青年报》、 《工人日报》等都被迫停刊,《解放军报》有个时期只能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 不能登载自己的评论、文章、新闻等任何东西。只有《人民日报》照常出报,传布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交流全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登载少量国际新闻和外交文 件等等,间或也透露一些令“文革”领导恼火的东西。人民日报社在运动中成批打 人、游楼只有一次,由几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起,气氛十分紧张,工作组负责人 又哭又劝勉强制止。可见他们也怕出现不能控制的“革命”,需要一个出报的秩序。 12月26日,我第一次“亮相”——陪斗。工作组不出面,报社最大的一个“革 命组织”主持。所有编委以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有问题的老干部都 被勒令陪斗,几十个人弯腰站在台上,相当壮观。“革命群众”可能不大熟悉斗争 心理学,只想陪斗的人越多,他们威风越盛,其实这于“革命群众”并不利。这次 被斗者是编委张潮,他遭此厄运,只是因为写了一篇好文章。说来可笑,《人民日 报》要发表一篇介绍战士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文章,他赶写一篇短评,说这位战士苦 练杀敌本领,紧握一支手中枪;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胸怀一支战无不胜的思想枪。 哈尔滨一个学院的两派“革命群众”为这篇短评争论起来,一派坚决认为这是“二 元论”,说一个解放军战士,心里有毛泽东思想这杆枪就足够了,干吗还要手中枪? 专门派了人来,要把张潮揪到哈尔滨批斗。人民日报最大一个“革命组织”鉴于这 个“走资派”出在报社,报社“革命群众”竟未发现,未批斗,未免有失体面。所 以连夜准备,争取率先批斗的主动权。 人民日报的被斗者能跟斗人的“革命群众”呼口号,我认为是“革命群众”一 大疏忽,我是衷心拥护的。当时被斗、陪斗者即使不坐“喷气式”,也得弯腰认罪。 我1939年在太行山骑马坠崖,腰部受重伤,弯腰久了,十分痛苦。批斗者一般说话 不多,呼口号不少,被斗者跟着高呼,一则显示自己还想悔罪,更重要的是可以舒 腰伸臂,活动筋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口号很长,挺身高呼,尽可喘气,这是一种不坏的运 动,我希望多呼为好。听说许多单位的被斗、陪斗者无此幸运,只能低头弯腰几小 时,够苦的。 过了几天,专场斗我却没有陪斗者,我感到相当孤单。有的“革命群众”知道 我腰有毛病,没有要我坐“喷气式”,只是低下头来,身往前倾,以示服罪。也许 找不到别的题目,专斗删《解放军报》社论问题。此事真相全社皆知,我早已认罪, 毛主席又明确指示接受教训,不必登报检讨,也未提给什么处分,可说事情已经过 去,新话实在不多。当时的习惯是革命群众在台下坐着,被斗者在台上低头站着, 积极分子走到台前,指手划脚,慷慨激昂,发问、训斥,以示同错误势不两立。一 版主编比我小一两岁,已是中年,为表示积极,到台前充当主斗角色。这可以谅解, 平素他同我工作关系密切,这时表示积极以划清界限,应该说在情理之中。但他反 复追问一个问题:删社论究竟有什么阴谋?使我无法交代。他问得急了,我也豁出 去了,就说,删社论,你我同时动手,你删的比我多得多,有几处还是我恢复了的, 底稿现在校对组,可以查看。我不知道有什么阴谋,你要知道有阴谋,请当场揭发。 好了,就像皮球被扎了一针,这个积极分子马上泄了气,再不那样张牙舞爪。台下 两个女同志悄悄议论:“倒叫他反咬了一口。”声音相当熟悉,但是我不敢抬头看 看。 第二次开会斗我的右倾。这是一个老题目,早说疲了。因为彼此都很了解,过 去“运动”搞批评自我批评,大家都轻轻批我偏右——不能不批,点到为止;我也 检讨有此缺点——不能不讲,纯属应付。因为批评者和我自己都说不出究竟右在什 么地方,这种批评、检讨都流于形式。其实,认真检查起来,我不仅说不上右,倒 有不少地方应该检查“左”的思想,还有一些“左”的行动,只是程度较轻,尚未 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大跃进”以前,我对党的某些政策就有不同看法,但是不 多、不强;“大跃进”时不同看法增多,但是藏在心中,很少表现在语言、行动上。 这大概就是有些人认为我思想偏右但是抓不住多少具体事例的原因。1967年初进入 批斗高潮,我是副总编辑席为报社当权派之一,当然是“走资派”,在劫难逃。 这次斗争还是显得仓卒,主要是没有抓住我多少“罪行”。斗争的前半段,基 本上是空对空:做为一个老党员应该如何如何,李某未能如何如何。由于举不出具 体“罪行”,只讲空道理,显得空洞乏力。后半段抓住我起草的一篇题为《求实》 的社论,大批特批。中间几次要我交代写作的动机、策划的经过,我硬着头皮一声 不吭。批斗会结束,我对会议主持者说:我有什么错误,应该批斗,我愿意检讨; 希望千万不要批到毛主席头上。“求实”是毛主席提的,社论是传达毛主席的教导, 有些话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革命所以胜利,严格说就靠求实二字。”这怎么能批? 这位同志大吃一惊,连说“不知道,不知道”,最后还委婉地表示感谢我的提醒。 这位同志1965年大学毕业后才调来人民日报工作,对我并不了解,第二年响应毛泽 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他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这位同 志接受“文革”的教育和教训,以后进步很快,至今还在人民日报工作,相当得力。 这次批斗会后,我过起相当幸运的新生活——“靠边站”,中间即使作过一些 具体工作,也不负任何领导责任,这在当时十分难得。我们有“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的规矩,当时的中央推行“文革”路线,如果负一些领导责任, 在人民日报负些责任,能不犯令自己内心抱愧的新错误?这时能够“靠边站”,实 在求之不得。劳动——锻炼身体,彻底和群众打成一片,解放近二十年还没有过。 读书——在几乎被人遗忘的情况下读自己愿读的书,人间最大乐事落到我的头上。 这时我和另一个副总编辑王揖“集家并屯”,住在一个单元里。名义上两家十 一口人,其实在家没有多少人。我的两个女儿去内蒙古、陕北插队,儿子在云南建 设兵团劳动。王揖的大儿子在哈尔滨一个学院读书,一个女儿分配在北京当工人, 一个去内蒙古建设兵团劳动。我妻(人民日报一个老编辑)去干校锻炼,王揖的妻 子在电视台工作,常不在家。我同王揖两人经常关起门议论:“文革’波动者失策, 许多造反派胡涂,这么一棍子扫下来,好像都打倒了,其实多数打而不倒。绝顶英 明的人竟忘记了“真理永在”、“法不责众”。任何人,包括最有权势者最终不能 一手遮天,所以我们这些人不必过分紧张。 我被勒令到搬运组劳动改造。这是报社体力劳动最重的一个单位,主要运每卷 半吨左右的卷筒纸以及印刷厂用的油墨、松香等重物。陆续到这里改造的有袁鹰、 李希凡、谭立、师于等人。因为去的人太多,搬运组的旧工衣不够分配,后到者只 能穿自己的衣服推纸,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幸亏为时不久,有的人升级进了“牛 棚”,有的人从宽解除劳动,最后剩下我和谭立二人。谭原是报社机关党委书记、 当权派。 我有个脾气,不管干什么,要干就干好。刚到搬运组,不是全力以赴,而是拚 命以赴。晚上回到家,腰酸腿疼,就想瘫到床上歇歇。但是不行。由于停发工资, 每月只有二十元生活费。加上妻的工资,瞻养老人、接济子女以外,所剩无几,每 晚要先烤玉米面饼,供当日晚餐和翌日早点、午饭之用。 经过半个月锻炼,完全适应了搬运组的重劳动。半年多下来,我的劳动能力、 承担的任务已同一位身体最差的工人相仿。我原来就想,一定不能放过这个锻炼机 会,也让工人同志看看我不是只能编稿,也能劳动。还确信不能总是这样乱哄哄, 将来还要工作,坐了近二十年办公室,身体也该练练了。肯出力、能劳动,看来是 同工人很快打成一片的首要原因。 搬运组十几个人,半数年已半百,有几位解放前在北京“拉土车”,这是过去 的行话,即当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清道夫。有几位从农村招来的农民,认为劳动虽 重,比过去种田大有改善。他们多数不识字,只有新补充的两位青年有些文化。这 个集体风气好,有活抢着干,偷懒耍滑的受鄙视。从组长到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差 别,最高工资六十三元五角,午餐清一色是自家作的玉米面窝头,有的人带一点煮 白菜或萝卜条,有的人咸菜都不带,“干咬窝窝头”。我带玉米面饼,从饭食说也 同工人打成一片。大家生活虽然艰苦,但无一句怨言。几位老工人还常说:“比解 放前强多了,月初准发工资,生活有保障,都成了家。过去不敢想。” 近二十年,我同搬运组从无接触。上工第二天,我刚刚检讨了“高高在上”的 缺点,组长老苏就说:“小赵早就说过,你工作那么忙,怎么顾得上来我们这里。” 小赵长期作我的公务员,这时在供应处当管理员,跟搬运组同属一个系统,听说我 要来劳动,先把我的为人处世向搬运组工人作了客观介绍。我很感谢这位同志。 可能听了小赵先人为主的介绍,又看到我确实没有什么“架子”,搬运组的同 志很快在思想上把我的“监督劳动”身份解除了,能够无拘无束地谈心,说明已经 把我看作“自家人”。有一天老苏同我谈心,这个年过五十的好同志,一米九的个 儿,干起活来顶两三个人,解放前一直“拉土车”,不认字。他说,“老李,新社 会讲平等,有的人就是看着我们低一等,可她还是当官。”说着说着,这个膀阔腰 圆的七尺大汉竟落下泪来。原来,50年代中期,老苏到报社工作,端起“铁饭碗”, 找到了对象,按规定可到人事科申请结婚补助。接待老苏的副科长说:“搬运工人 还结婚?还想申请补助?没有这个规定。”困难没有解决,还被恶语戳伤了心。老 苏痛苦地说:“老李,你听听,她把我们当人吗?”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 只能替副科长检讨几句,送走这种尴尬。那位女同志是抗战中期参加工作的,子女 不少,不爱学习,先在校对组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有一定“资历”, 工作不好安排,进城后当了人事科副科长。看来党性、能力、贡献能跟资历同步发 展当然好,否则必然误事,我们吃这个亏太多了。 不知道是由于我在劳动改造中表现不错,还是图书馆需要劳动力,造反派突然 通知我到图书馆“打扫卫生”。论活儿比在搬运组轻,可我实在不愿意走。因为搬 运组有许多感情真挚、不善言词、从未把我看成异类的朋友。早晨,我们坐着卡车 到西直门车站拉纸,一路说说笑笑。三伏天,在毫无遮挡的水泥站台上协力推纸, 铜钱大的汗珠滴在一起。三九天,西北风卷地而来,我们下铺草袋,上盖补了又补 的老羊皮大衣,互相依偎着等卡车来。卷筒纸有时卸在大仓库里,堆得像小山。我 们一卷一卷地搬完,又把仓库扫得干干净净,临走时还看上几眼。这就是感情,这 就叫热爱自己的工作。现在要同这个集体、这种工作分别了。搬运工人同平板三轮 车工人是“见面熟”,我利用在西直门货运站休息喘气的机会对这些工人的方方面 面作了不少调查研究。在日常闲谈中,我对搬运组多数工人的日常生活、家庭收支 也有了很多了解。这种积累活知识的机会,也许暂时也许要长期中断了,说怅然若 失实不为过。老苏、老冯、老程几乎同时对我说:“老李,你有时间就来搬运组看 看。”我几乎掉下泪来。 我在图书馆专管“打扫卫生”。每天“精雕细刻”,两三小时足能干得很好, 以后就可以读书了。造反派工作可以“机动”,我是“监督劳动”,习惯早到晚归, 反正回到家里也是读书,还不如图书馆书多。其实,造反派也未闲着,这个时期毛 泽东“最新最高指示”甚多,每次出来,先要庆祝,后要学习。庆祝不过喊喊口号, 学习相对复杂得多。有的指示很难说有多么正确,却要说出它的伟大意义以及个人 的心得体会,这是一件难事。我侥幸没有权利参加这种学习会,偶尔听到隔壁学习 会的发言,可以想到与会者的窘状。没道理硬要说些道理,有些人又怯于言词,会 议主持者硬要人人表态,这等于强人所难。这时阅览室已经“净化”,除了马恩列 斯著作、毛泽东、鲁迅著作之外,其他书籍一律“下架”,进入参考阅览室。我算 图书馆半成员,平日又没有积累多少“民愤”,不仅可以随时进入参考阅览室读书, 还可以在其中铺条毯子午睡。读书、休息无人干扰,够幸运了。 “文革”之中,看不到任何文件,信息十分闭塞,令人深以为苦。不久,情况 变化,似乎一夜之间涌出无数小报。领导标榜也力求“舆论一律”,其实各种消息 满天飞。许多造反组织办了小报,宣传本派的观点,透露有利于本派的信息,有时 “中央文革”小组今日晚间决定的事,翌晨小报就登出来,效率极高。这对我这类 “靠边站”、未进“牛棚”、有一定行动自由的旧当权派非常有利。把观点对立的 几家小报摆在一起细看,往往能发现许多大信息。有一天傍晚,我下了班,照例到 王府井南口买小报,遇到乔冠华。他正在被监督着卖小报。虽然戴着大口罩,我还 能认出他来。他卖我买,苦笑而别,想起来怪有意思。 新闻记者有从报缝中看新闻的本事。《人民日报》有个女记者王金凤,不知为 什么被抓起来,在监狱住了四年,一次都未审讯,最后又胡胡涂涂被释放了。监狱 对她相当优待,发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供她学习。有闲无事,她每天从 头版第一行看到第六版末一行。凭着反话正看的经验,经常能从报缝里发现一些大 事。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1971年国庆,林彪反常地没有露面,还有他的一伙 同党。不久,报上批判‘最大的野心家’,又说‘死无葬身之地’,我明白林彪完 蛋了。”可见还是看报好,无意中能得到重要信息。 不久我又接受一个任务:分发红卫兵小报。当时全国各地红卫兵小报多得惊人, 大部无偿寄给人民日报社,每天有几麻袋。寄者目的有二:一、希望《人民日报》 择要转载,二、要求人民日报社代呈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每天分捡、包扎、 书写收件人机关和姓名,工作量相当大,造反派当然不肯干这种事,于是想到我这 个劳动力,要我干,但是只能分发,不能阅看。我说这个任务我不敢承担,现在情 况复杂,小报如有反动内容,送上去谁负责?请另派适当的人。听听这话在理,造 反派头头说,你可以看标题,不能看内容。我说,大报都出过题文不符的错误,谁 能保证小报不出?我怕犯错误,请另外派人。这话也不易驳斥,他们只好再退一步, 说我可以粗粗看看,不能够细看。这就足够了。王府井大街锣鼓、口号喧天,报社 大院派战方酣(报社有个特点,“君子动口不动手”。“文革”十年,造反派间从 未发生武斗,文斗水平却不低),这个中型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却成为一方净土, 满架图书,几堆小报,供我潜心苦读。仅从这个角度说,我很希望“文革”多搞几 年。 总编室一位很爱学习、非常正派的青年干部出于好心,却给我招来意外的麻烦。 北京地铁分段试运行,造反派参观,这位同志提议让我跟着受教育。我知道他是想 让我散散心。参观回来,照例开会谈感受。一片赞颂之声,不外两个意思:这是世 界上标准最高的地铁,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成果。大家说完了,头头指名要 我也谈谈意见。我知道他想听什么。这是一个大难题。明明“文革”以前早就开工 了,近年来不断打派仗,延误了工程进度,怎么能说成是“文革”的光辉成果?明 明是一条尚未完成的很朴素的地铁,怎么能说在世界上标准最高?但头头点名了, 我不能不说,只好打太极拳:“参观地铁试运行,很兴奋,很受教育。这是根据毛 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头头发觉这是兜圈子,打断我的话 说:“你到底说说,是不是世界上标准最高的?”我不能闭着眼睛说谎话,只好继 续打太极拳:“我看过几个国家的地铁,不多,北京的地铁朴素、实用,完全靠自 己的力量建设起来,实在不容易。”头头看我顽固不化,只好宣布散会,肯定心里 又给我记上一笔账。 我这种又劳动又读书、读书多于劳动的生活没有持续很久,“工人、解放军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报社,主要领导“运动”,第一件事是办“学习班”,审查 留在报社分散劳动的旧当权派。报社多数当权派在位于京郊房山的“五七干校”接 受审查。我们这个“学习班”近二十人,按职位以我最高。前面说过,我一位最好 的朋友在“学习班”对我进行了颠倒黑白的突然袭击,我一时成为最受怀疑的重点 人物。我的工作和经历可供审查的地方不多,重点集中在早已审查清楚的1938年在 晋西统一战线环境中工作的一段历史。“学习班”日常负责人是宣传队一位姓梁的 工人,三十几岁,态度粗暴,常识不多,但是认得一些字。听说派“工人、解放军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机关、团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决策,其 他单位的情况我不清楚,从我们这个“学习班”的情况看,由这位师傅领导审查干 部,可说严重失当。他在本厂也许工作努力,技术高超,但是主持我们这个“学习 班”二十多天,却闹出不少文不对题的笑话。一次他拿出一幅李质同志(我的好友, 在晋西是地下党支部书记)的照片问我:“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认识,19 38年在一起,当时他叫李逸之。”“他戴的是什么?”“军帽。”“帽子上是什么?” “青天白日帽徽。”“他怎么戴这个帽徽?”“当时周总理、朱总司令都戴这个帽 徽。”这位师傅似乎非常惊讶。我把八路军、十八集团军的番号是怎么来的,为什 么有些共产党负责人当时也戴青天白日帽徽简单说了一遍。我心里说,让这样的同 志审查我们,至少要多费许多时间。 61 “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这场历时十年的“内乱”“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使党、国家和 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中央根据铁的事实作出的这个科学论 断,我衷心拥护。这次“运动”也是一个永世难忘的反面教员,经过十年熬煎,它 使亿万人民,包括很多参加革命很久的干部增长许多见识,特别是对“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原则的体会比十年以前大进一步。这也许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时 不曾料到的。 从这个意义说,人民日报社许多职工的思想变化有相当代表性。 1966年,人民日报社有职工一千零几十人,其中新闻业务人员约占三分之一。 部主任以上领导骨干多数抗战开始即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参加新闻工作,从少年、 青年时代即受党的教育,历经整风审干、“土改三查”以及游击战争锻炼。新中国 建立前后调到报社的一批原在城市工作、读书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多数也已成 为业务骨干。这两批人都参加过50年代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从不同角度接受过 审查和考验。1964、1965两年调进一批研究生、大学生,当时择优选拔,政治素质、 知识水平都相当好。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这个队伍的成员一直把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放在安身立命 的首要位置,勤奋努力争取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舆论队伍。由于党的路线长期是实 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推动历史前进的,所以这个队伍总是同中央“一条心”, 有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也能首先进行检查,反求诸己。在“文化大革命”酝酿阶 段,党的路线日益偏离实事求是原则,这个队伍也就日渐落后于“潮流”。这是极 左路线把它打人“另册”的主要原因。 从前一段的表现看,这个队伍不堪“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信任,不应继续保留。 造反派头头嗅觉敏锐,很快四出寻觅安置“老家伙”的场所,初步选定相传宋辽交 兵的古战场金沙滩,主要考虑那个地方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据说有利于“走 资派”的改造。毛泽东另有想法,批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夺权” 是更换领导,“不另起炉灶”是保留队伍,容许大部分业务干部继续工作为我所用。 这对“文革”中《人民日报》能够时不时对“文革”唱些反调,对十年后人民日报 社迅速复苏起了决定作用。我一直想不透他老人家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 于是出现了其他单位少有的现象:在人民日报社,只要不担任行政职务,即使 行政级别相当高,也算革命群众,继续做原来的工作。有两个记者行政级别十一级, 继续外出采访,他们的妻子级别低得多,在别的单位工作,却被定为“走资派”, 反复检查不能过关。报社的“运动”相对和缓,当时是一种少有的现象。大概由于 坏人要控制它,利用它,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好人想保留它,运用它透露某些于 革命、于人民有利的信息。而且它的存在还是某种稳定的象征,对发动“文革”者 有一定用处。 参加革命以来,我已经历不少“运动”,发现这次来头不善。过去的“运动” 多是针对各类“群众”和普通干部、知识分子,这次主要对准各级领导,特别是高 层、中层领导。而且一反过去“后期处理”的惯例,先打倒几位受广大干部、群众 尊敬的高层领导,使大家知所畏惧。不久又把全党公认的也是毛泽东曾经属意的接 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绝大多数人更加没有想到。天下大乱,在劫难逃,具 体到我,区区人民日报一个副总编辑算得了什么? 我想不出个人有何罪行应该交代,又不能不检讨以求过关,就抓住对“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与实践做文章。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 我一度认为抓住了“根本”。我把这种提法看成是对“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 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概括,对它当然是理解不深,宣传不力。于是反复检查思想 偏右,斗争性差,常“和稀泥”;重业务轻政治,违背“人人要做思想政治工作” 的传统。愿意同稿子打交道而不愿意同人打交道,等等。当时出现一种怪论:“按 照政治态度划分阶级。”我最初认为这个概念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常识,以后听说它 来自上边,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能够帮助我找到为什么对据说随处存在的阶 级斗争视而不见的原因,于是接受下来用于自己的思想检查。事后看,当时的检查 不乏过头之处,有些地方荒谬可笑,但是并非蓄意哗众取宠,蓄意无限拔高,希图 侥幸过关,而是诚心诚意冥思苦想的结果。从个人说,理论准备不足,对于“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谬论不能看穿,显示政治上极不成熟;从客观形势说, 左的空气太浓,人们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短时间难以摆脱,闹这种笑话的可能有不 少人。 写了几次检查,无人表示可否。我最初感到惊讶,以后渐有所悟:这种个人检 查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人家是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精髓在两字:夺 权。三大改造早已完成,资产阶级在哪里呢?毛泽东说,“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派”呢?“文革”发动者和林彪、江青两个 反革命集团以及迫害狂康生说谁是“走资派”谁就是“走资派”。一条罪状不够, 加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帽子,任你真理在手,也能打翻在地。 “文革”初期,《人民日报》成为以陈伯达为代表的“中央文革”的囊中物, 满纸是夺权——夺革命者的权。1966年5月31日先在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为首的编 委会的权,当天夜里即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通栏标题,一千多字的短 文,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完全是个冲锋令。经过周密策划,有最高领导人撑腰, 有枪杆子作后盾,反革命笔杆子是什么话都说得出的。 我国革命干部在对敌斗争战场上虽是英雄,对来自背后的屠刀却毫无抵抗力, 这是历史的悲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支持下 恣意妄为,无人敢公开说一个“不”字。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 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伙反革命 的心态:“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 左派(应读作披着华丽外衣的反革命派——引者注)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 的还是夺权!”照林彪的说法,夺权要狠,“刮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这 股风刮到1968年9月7日,由于没有遇到抵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社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高声宣布:“全国除台湾省外的省、市、 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参加革命早的老干部当然在劫难逃,稍带长字的 新干部即使是最基层的干部也难幸免。我有个亲戚,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就因为有 个“长”字——小学校长,也被夺权批斗。这么普及、这么彻底的冲击,在全世界 大概史无前例。 夺权相当顺利,但给“巩固胜利”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 出了难题。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为“叛徒”、“特务”、“里 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再去掉“走资派”,能够出席 十二中全会的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好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10人为中央委员,勉强 凑够法定人数,而被指定扩大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 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员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部分中央直属机关的人员则占 了参加全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全会公报只好不提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 央候补委员人数。毛泽东在全会上就“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说“这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 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半年以后(1969年4月)举行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紧接着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使“文化 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把林彪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 班人”,大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在党中央的地位。 一时被打懵的革命者逐渐清醒过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夺权成功的既得利 益者起而镇压,这就是他们始终挂在嘴边的反夺权、反复辟斗争。这种镇压随着他 们彻底覆灭方才终止,可以看出他们多么心虚。记得“九大”以后,阴谋家、迫害 狂康生在体育馆作报告,我也被批准接受教育。康生大骂刘少奇,说他从来就是坏 人;大吹林彪,说党章上写明林是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 献。当时革命群众坐在体育馆四周的椅子上,我们这些“走资派”坐在水泥地上洗 耳恭听。康生声震全场,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洋洋得意。我当时没有丝毫学习热情, 倒有一种看滑稽戏的感觉。我虽然离决策中枢极远,也还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你康 生这不是低毁毛泽东么?刘少奇既然从来就是坏人,绝顶英明的毛泽东却长期以他 为接班人,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不是故意危害革命么?你康生那么革命,却 长期不起而揭发,一点不感到惭愧么?当然,当时没有人敢出来说这种话,但无法 禁止人们心里不这么想。我们党的形象被这些人严重损害了。 林彪被定为接班人,还写在党章上,许多人感到非常突然。他在红军时代有战 功,在解放战争中有贡献,大家是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未间他作过什么贡 献。1959年他取代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不少人认为并不正常。他积极提倡活学活用 毛泽东著作,但所用方法不行。从党的第五副主席被定为接班人、唯一的副主席, 更加令人莫名其妙。《人民日报》1971年5月1日一版登的一幅大照片很使人反感。 林彪以病弱之身,站在毛泽东身旁,胁肩馅笑,显得更加渺小。他的右手中指夹在 《毛泽东语录》中间,表示正在学到这个地方,多么忠诚勤奋!谁知四个多月以后, 就因暗害毛泽东阴谋暴露,叛国出逃在异国摔死,令全国军民“想不到”。被诬为 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却无一人有此恶行。“文革”,“文革”,究竟是怎么一 回事?毛主席,毛主席,你这是干什么? 人民日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细胞,一个带有某种特殊性的细胞。它经历了夺权 和反夺权、非正义和正义的斗争,最后算是保留下来了。共性是它同许多单位一样, 经历过冲击、改组等磨难,个性是它的“革命”、业务基本是两套班子,多数时间 以后者为主,因为它的业务“通天”。“文革”开始不久,“四人帮”刀笔吏张春 桥、姚文元就派来一个代理人,有时以报社最高领导面目出现,有时以领导成员控 制或参与《人民日报》的宣传业务,直至“四人帮”被粉碎。此人水平很低,但几 年不倒,就靠一套能为错误路线“守家”的本领。中央工作组记者团、社外监督小 组、报社革命群众组织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领导或参加报社 的“革命”,不知道是领有指示,还是互有默契,它们基本上不干预报社的宣传业 务。一个目标两条线,可能是人民日报社跟许多单位最大的不同之点。 办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这样担负重大政治任务的报纸,需要一批有相当 水平的业务人员和相应的职能部门,这就使得报社的机构不能完全“砸烂”,使得 参加工作多年、懂得并能坚持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中年干部能够保存下来。他 们的作为和影响,使“当权派”少受许多摧残,使《人民日报》在那种舆论高度一 致的情况下,能够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经过几年“革命”,报社情况也发生不少变化。首先是造反派变化相当大,一 些人看看这个“革命”势头不对,不干了,转而读书,当逍遥派,极少数甚至成了 “保皇党”;那些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风头健旺,斗志昂扬,千方百计保住自己 的一官半职。原当权派变化也大,有的作了违心的检查,得到群众其实是当局的谅 解,结合到临时领导班子中,作一些情况允许的好事;有的当了造反派的军师、打 手,干造反派都未作的坏事;较多的由于“看穿了”,安心读书,听候审查。老实 说,经过几年折腾,多数人已经有些“疲”了。 “九·一三”事件像一颗千吨炸弹,使全国人民大为惊骇。听说“文化大革命” 发动者、指挥者的毛泽东也大受刺激。事都作死了,话都说绝了:你是怎么看人的? 共产党有指名道姓在党章上预立接班人的么?现在,怎样自圆其说?尴尬,确实尴 尬!《人民日报》也不能逃脱这种尴尬。从1971年10月到1974年底的三十多个月中, 除了署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元旦、国庆社论外,《人民日报》谈论国内 事务的社论只有二十二篇,每月平均不过半篇多一点。很得宠的康生等人的嘴都自 我封闭了,任你无耻善辩,能够说些什么呢! “九·一三”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形势获得 转机。《人民日报》实权虽然仍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但已不能在报上完全封锁 周恩来对国事进行整顿的意图和作为。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登载经周恩来 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发出同“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声音。社论主 张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 贵财富”;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政治路 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右干扰”。当时报纸对林彪尚未公开点名,但群众都 知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就是说的林彪。少奇同志九泉有知,必会一喜一怒。 喜,林彪毕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怒,他的令名还得在一段时间内被林彪玷污。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第一次公开提 出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说真话不容易呀! 在此以前,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 《争取新的胜利》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提出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 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 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人民日报》1966年 4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写过三篇社论,同《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意旨写的几篇“突 出政治”社论唱反调,受到错误的围攻。现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透露了毛 泽东受林彪事件影响之深重,表达了周恩来拨乱反正的决心,也显示了人民日报社 一些编辑人员不畏高压、捍卫真理的勇气。邓拓生前有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道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骨气。 “九·一三事件”从时间来说,把“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从意义来说,表 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完全破产。在此之前,“文革”由党中央主席发动和 领导,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等恶人指挥和操纵,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似乎得 心应手,无往不利。几位忠心耿耿的开国元勋提些意见被诬为“大闹怀仁堂”,受 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大革命”还未取得“全胜”,“九·一三事件发生了, 唯一的副主席谋害唯一的主席,事泄叛国出逃坠机而死。有些人虽以强词夺理著称, 我也未闻他们对这次卫事有何煌煌解释。陈伯达垮了,林彪死了,江青、康生暂时 缩头了,毛泽东只能委托周恩来领导《人民日报》。江青一伙的心腹虽然继续控制 人民日报社日常工作,但影响较前要小。周恩来首先整顿人民日报社的领导班子, 明确表示“干部问题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不行”。他责成人民日报社“尽快 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实行集体领导,统管全局”。几经周折,组成一个七人班子 看大样,带头的还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心腹,但因增加了几个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 同志,使得某些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文章有了伺机见报的可能。 这时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在“文化大革命”框架内少有的新气象:有条件地 批判和限制极左。当时相继举行几个全国性会议,许多参加者异口同声地批判极左 和无政府主义,认为这是国家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极左不除,国无宁日”。周 恩来对包括人民日报社的几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讲话,批评这些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 批透,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人民日报社有关编辑根据周恩来讲话的 精神,联系上述几个会议中反映的情况,连续刊出几篇传播这些正确声音的评论, 以及体现“八大”正确路线的报道,使几年来在报上看不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欣喜、 惊异。 在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十分尖锐,江青反革命集团窥伺机会反扑的时候,后者突 然抓住一个“把柄”。1972年中央财经领导部门几位未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到黑龙江 视察工作,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人民日报社负责理论宣传的编辑为加重反“左” 的宣传力度,约请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人员根据这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写了 《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连同编辑部组织的另两篇 批判极左的文章,组成一个版,在10月14日刊出,摆开阵势,集中批“左”。由于 打准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痛处,这伙狂徒拚死反扑,办法是假借上海工人的名义, 制造反面文章,对这个版大举围剿。 这种胡搅蛮缠本来有气无力,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立刻反扑过来。人民日 报社进入“看大样班子”的王若水同志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周恩来主张反极左, 他认为是正确的,江青等人主张批极右,他认为是错误的。究竟哪个对,请毛泽东 给予指示。我这时还在靠边站,头脑比较冷静,得知此事,心想坏了:江青一伙必 会得到毛泽东支持。果然毛泽东明确批示,说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极右”,并把 此事交给主张反极左的周恩来处理。我当时想,这一招实在高明,指定周恩来解决, 说得轻一些,也是给周恩来出个难题。 1972年12月14日,周恩来召集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一方是周恩来和给毛泽东写 信者,一方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社的军宣队负责人。周恩来势单力 孤,江青人多势众,又挟毛泽东自重,气焰嚣张,对周恩来展开围攻凋恩来批评王 若水和编那个版的编辑,实际上是保护他们,好人、坏人对此都很清楚。张春桥说: “人民日报这么干,是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作怪。”周恩来却说,“人民日 报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跟着毛主席走的,红旗是树着的。”江青最后定调 子:“这个版(指《人民日报》推出的批极左思潮的版)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的大 方向”,“要从这篇文章(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从这个版,从理论部(指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入手”,“把邪气压下去”。经过这一番较量,没有给王若水 及编版者什么处分,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完全被排除了,这张报纸也就彻底 变成“四人帮”制造篡党夺权舆论的工具。有一点还好,人员没有调动,这就给以 后向好的方面变化提供了可能。经过这次斗争,我进一步看清楚,尽管形式不同, 也有一些起伏,但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对江青等人总是支持的。 从1972年底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人民日报社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批邪” 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右倾回潮”,目的是保住他们对人民日报社的绝 对控制。1974年,又同围剿“长短录俱乐部”结合起来,声势浩大,其压力有时超 过“文化大革命”初期。“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当权派无一幸免,气氛虽然 紧张,压力比较分散。批判“一股邪气”和同时围剿“长短录俱乐部”情况不同。 经过几年折腾,有些造反派整人的本领日益丰富,有些过去的被批判者已经变成批 判者。后者数目不多,能量不小,手辣心狠,超过许多造反派。 围剿“长短录俱乐部”是人民日报社“文化大革命”中一件大事,拖的时间很 长,牵涉人员较多,整人的一方主要是死硬造反派以及人数不多能量不小的旧当权 派转向的军师和打手。被整的一方有部分旧当权派和不带“长”字的老记者、老编 辑,还有个别从造反派队伍杀出来的“文革”反对者。 50年代《人民日报幅u刊有个“长短录”专栏,登载一些名家“针砭时弊”的杂 文,很受读者欢迎,“文革”初期备受造反派低毁。1973年末,来我住的宿舍“掺 砂子”的两位工人奉命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这里有个“长短录俱乐部”,坏极了, “说资本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必须批 判、取缔。一位被指为俱乐部成员的老记者给一位业已解脱的老编辑写了封信,提 到一些人的名字,希望他们坚持正义斗争,硬着头皮顶住整人妖风。不知那个老编 辑出于何种考虑,把这封信交给造反派头头。后者认为拿到了俱乐部的“组织名单”, 按图索骥,大整特整。 在这个名单中,论“文革”前的职务以我最高,当然成为批判、追逼的主要对 象。斗争之初,整人者虽有不少安排,包括布置眼线,窥伺被怀疑人的行踪,翻一 些人老掉牙的众所共知不成问题的旧账,但是没有拿到什么具体材料。其实本来就 没有什么具体材料。“说资本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听起来非常吓人,但 是没有任何内容。斗争逐步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反水”,交代的材料最引人注意 的是议论江青,也就是“骂江青”。这当然是重磅炸弹,“文革”初期,按照“公 安六条”有此一款就可以抓起来。我不会“革命的赖账”(“文革”开始,有人骂 了林彪,被人揭发,死不承认,被称为“革命的赖账”),只好承认说过江青犯错 误,爱整人。揭发我的那位已近中年的编辑还有“良心”,他当天就向我的当编辑 的妻子表白,他所以这样作,实在压力太大,万不得已,希望我谅解他。 由于取得维护“旗手”的重大战果,整人者士气高昂,到处撒网。“俱乐部” 总部在我住的宿舍,别的宿舍则有分部,一些人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谈话,就被定 为“马路分部”。小会“挤”,中会“压”,大会“批”,由于张春桥说人民日报 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俱乐部”正好坐实他的胡说。那封信上提到的人不 必说了,同这些人接触过的人也很紧张,全报社再次陷入恐怖中。 外单位能交心的一位老战友劝我沉住气,说毛泽东确实批评过江青等人,你们 报社的整人者不会一点不知道,他们不一定敢深追议论江青一事,实在逼急了你就 捅出来,看他们怎么办。据我后来观察,这位老战友的判断有道理,造反派以后确 实没有沿着这个线索深追,他们的无耻程度赶不上那几个“反水”的旧当权派。 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比我年纪略大的旧当权派唱主角。这时我已经蒙受优待, 可以坐着听批。这位仁兄过去同我无话不谈,“文革”中期方才分手。他胸有成竹, 不躁不火,满口“老李同志”,不时叙旧忆昨,反复劝我“不忙检讨”,先把问题 交代清楚,接着掏出一张纸片,历数需要交代的问题,不外何时何处同何人策划何 事,如何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之类。因为共事多年,互相知道底细,我当时坐在 他的对面,眯着眼睛欣赏对方的表演,对方反而不敢对视。隔着桌子,我竟未发现 他脸红,我自己当然也未感到心跳。他能有此表演,实在很不容易。 这位聪明人在报社是最早被批斗过的。他可能是吓怕了,自动投到报社最大的 造反派帐下当军师,写了一个“作战方案”,详叙摧垮另一个群众组织的计划和方 法。后者只有几十个人,基本是中层业务骨干,讲道理,讲政策,是被对立面目为 保守的一派。这一派用大字报进行“文斗”的水平甚高,报社不兴武斗,它在论战 中常占上风。那位屡次出谋划策的军师被许多人说成“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很难 分辩的。这个人数少的组织中有位很有成就的漫画家英韬,文笔之好不亚于画作, 连写多张大字报,真名实姓,理直气壮,敦促对立面公布军师写的密信。他那充分 的理由,鲁迅的笔法,令对方不敢应战,军师的声誉降到最低点。不想这位仁兄死 不回头,又在围剿“长短录俱乐部”时冲锋陷阵。他的打击对象虽然没有选准,还 是获得“报偿”,被“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提为“宣传小组”副组长,工 作还很卖气力。可惜“四人帮”好梦不长,军师跟着一败涂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可见真理最终总会胜利。 这次斗争时间相当长,声势也很大,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被斗者作何结论。因 为批斗时举出的事实和使用的语言或者完全属于虚构。或者难以写在纸上。说“文 化大革命之短”是一行“大罪”,但未抓住有人具体否定这场“革命”的断语,只 抓住有人议论过一些太不得人心的“事实”,而这是不容易推翻的。有人确实说过 江青犯错误,因为毛泽东这段时间对江青确有批评,如果继续追究,形同帮助“扩 散”,而他们必须保护“旗手”的令名。“俱乐部”有的成员在家里放过《洪湖赤 卫队》唱片,说他“思想落后”也许可以,但这能定什么罪呢?说“四人帮”在人 民日报的代理人——报社最高领导常出一些初中学生都能避免的洋相,譬如把“钓 鱼岛”说成“钩鱼岛”,把“游七”念成“游戈”,把“墨西哥”改为“黑西哥”, 那是他在全社大会上作报告时的精彩表演,成百上千人都听见的,难以说是对他蓄 意低毁……在“文革”最初几年,对任何事情都能不说理由随意处理,甚至秘密谋 害毁尸灭迹,国务院有的部长、副部长就是这样惨遭毒手的。“四人帮”在其末日 到来之前,已经不大容易这样干了。 经过这个时期的较量,由于毛泽东对继续反“右”的大力支持和明确表态, “四人帮”自认为取得新一轮伟大胜利。主张反对极左的周恩来完全被排除对人民 日报的领导,报社内主张反“左”的积极力量暂时难说一个“不”字。混合组成的 “看大样班子”彻底解体,姚文元宣布:“人民日报建班子时机已经成熟”,于是 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和宣传小组,实权完全操纵在“四人帮”手中,只是“结合” 了个别旧当权派作为陪衬。在报社“五七干校”改造的一些被划人“另册”的人继 续“留级”;一些原在报社工作新发现有“问题”的人,被送到干校劳动;几个被 认为问题较多的,如贺敬之、王若水等,被强行送到工厂、公社劳动,这比在干校 改造还重一级。 “四人帮”在报社的代理人找我谈话,要我去卢沟桥公社,同贺敬之几个人一 样;又说对我优待,两个星期可以回家看看。我说,劳动是好事,我虽然在报社的 三个干校劳动过,那毕竟没有脱离机关,很想直接到群众中锻炼一段时间。领导给 我提供这个机会,非常感谢。我想问问,我究竟以什么名义到公社去?是劳动改造? 监督劳动?体验生活?还是帮助工作?请明确告诉我,我好向群众说明我的身份, 免得犯新错误。这一下问住了,此人“呵呵”几声,沉吟半晌,说道:“这倒没有 讨论过。这么办吧,你可以不下去,在家里写检讨,有空也看点书,不要到处乱跑。” 我就是要他这句话,这个草包。从此,我就彻底逍遥了。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立即大刀阔斧地在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当年9月15日,他在一个会议上 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我们的 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是整 顿。”报社一位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老编辑悄悄告诉我:“讲得痛快!简直是向那些 人宣战。”整顿顺应党心民心,时间不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各行各业迅速出现 多年未有的秩序和发展、建设的新气象。群众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但《人民日报》 上几乎全未反映。在已经绝对控制人民日报社的“四人帮”看来,整顿就是“复辟”, 就是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在毛泽东眼中,邓小平的整顿超过了他所允许的限度, 所以认为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败坏他晚年不顾一切全力以赴的伟大 事业。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天安门事件”必然爆发的根本原因。 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是非、善恶、 忠奸本来清清楚楚,却遭到残酷的镇压。毛泽东的错误批示,伤透了千千万万有正 义感的人们的心。当时我在北京“治病”,听说毛泽东病情很重,我希望那个批示 是在不明真象或者神智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事后得知,《人民日报》在这个事件 中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带着几个人,炮制了一篇颠 倒黑白的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其中有的内容是移花接木,有的是向 壁虚构,当时却成为给这个事件定性的主要根据。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 么?》就是按照这篇通讯推演出来的。由于作恶心虚,通讯不敢署作者姓名,而写 “本报工农兵通讯员本报记者”,也就是要这份报纸为这种恶行负责。我在东单人 行道上看到有的行人把这张报纸撕成碎片,踩到脚下,我一面为自己长期服务的报 纸遭到玷污痛心疾首,一面敬佩这位是非分明、无所畏惧的市民。在那个时兴追究 “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代,作这种举动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人民日报》完全变质了,变成“四人帮”的工具了。1973年,“四人帮”根 据毛泽东“批极右”的指示,假借“批林整风”,影射攻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 恩来,一年中炮制影射文章五百七十多篇,读者说《人民日报》成了“四人帮”的 “帮报”。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整顿极有效果,“四人帮” 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的表演更加恶 劣。批邓的通讯、新闻、评论几乎占了少量国际新闻和外事新闻以外的全部版面, 要闻版、政治版不必说了,历来很少受其他宣传任务影响的经济版也改成“批邓专 版”。从1976年2月下旬开始的七个多月中,先后抛出五十二个版,二百四十二篇文 章,内容相同,标题都差不多,颠倒黑白,恶毒攻击邓小平。神州大地全无公理了。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 全国人民极为悲痛。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跌跌撞撞回到 宿舍,十几分钟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想回东单煤渣胡同却走到东四。折回宿 舍,关起门来,自饮祭酒。多么苦涩,多少联想。旷世伟人走了,留给后人无穷思 念,在当时还有无限的迷惘,令人思绪万千,真像一团乱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袖。正如邓小平 所科学概括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和苦斗。当时 我概括不出这种明确的语言,但有这样朴素的想法。我没有赶上红军时代,毛泽东 开辟苏区,1935年扭转乾坤挽救革命,对此我只有书本知识。他在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掌握全局,运筹帷幄,指挥我军,调动敌人,英明博大,所向披靡,我是亲 眼见到的。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巨事业中,毛泽东的功劳怎么说也不为高, 这个认识我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动摇。谈到我个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 就没有我的今天,更是刻骨铭心。毛泽东晚年悍然发动并固执坚持“文化大革命”, 几乎把新中国整垮了,这个重大失误,我又觉得怎么说也不为过。“文革”结束已 有一代人之久,它的后果,例如对人的思想、感情的影响,有的现在还能感觉到。 毛泽东晚年曾经评价“文化大革命”,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又 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说明他最 后还没有醒悟。我最初听到这种说法感到滑稽,“打倒”至于“一切”,“内战” 至于“全面”,怎么能同“基本正确”连在一起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我 百学不倦,其论断的逻辑力量令我五体投地。一个“四卷”,一个对“文革”的论 断,似乎出于两人之口。“四人帮”罪恶滔天,搞共产党最忌讳的反党小组织,谁 都看得清楚。毛泽东却说“上半年不能解决,下半年解决,今年不能解决,明年解 决”。对彭德怀那个内容正确、手续正常的建议书能一棍子打死,马上解决,对江 青一伙却如此下不得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甚至想,以毛泽东的权力、影响 和他晚年的固执、偏狭,只要他在世,“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结束的。在他神志 不清的情况下,坏人如果继续利用他的“圈阅”作坏事,说不定还会制造出几个 “天安门事件”。想到这些真让人不寒而栗。 “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我认为,第一坏在毛泽东制定和坚持一条错误路线, 第二坏在信用林彪、江青一伙恶人。听说他同江青早已分开生活,但他对江青的小 批评大支持,引发一些老革命的无穷感慨:“投鼠忌器”。滴水洞的信我是在“靠 边站”情况下看到的,可见传得很广。也许可以说那是“文革”前期的事。1976年 3月2日,“文革”已穷途末路了,江青还私自召集十二个省和自治区负责人开会, 大骂邓小平。说内容,完全错误;论国法、党法,至少是非法活动。毛泽东发现了 却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只此而已。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遭到沉重打击。“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九· 一三”以后,由于思想相投,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四人帮”可说为所欲为。现 在,他们再没有新“语录”可用,再不能靠假报告、真建议取得支持了。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毛泽东对他们是又支持又限制。支持: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张春 桥当上政治局常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当上政治局委员,江青名为 政治局委员,实际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当时安排干部号称讲究德才资,这四个人符 合其中哪条哪款?没有毛泽东支持,他们绝对不可能这样飞黄腾达。每遇批“左”、 批右的争论,他们一般都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限制:主要表现在始终没有让他们 取得最高职位和权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作的一大好事,“四人帮”如果取得 最高职位和权力,事情就复杂多了。 “四人帮”人心丧尽,极端孤立,但是还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垂死挣扎,在 《人民日报》1976年9月16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抛出最后一张王牌: “按既定方针办”。听说这是毛泽东病重时对个别问题表示的意见,而且是说“照 过去方针办”,“四人帮”把它篡改成毛泽东“临终嘱咐”即“遗嘱”。他们自封 拥有解释权,把“按既定方针办”解释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七八 年再来一次”。从9月16日起,在《人民日报》报眼的“语录”栏中,在各种体裁的 文字里,甚至在新闻标题上,塞满“按既定方针办”,9月20日报纸上竟有几十处之 多。他们不仅重文,而且抓武。“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 民兵,妄图借此夺取全国最高权力。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 王记“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全国政治空气越 来越紧张。“四人帮”准备登基了。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 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为害多年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终被粉碎。十年 内乱至此结束。 十年时间耽误了太多的事情,也有很大的收获: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彻底看清 了“文革”的巨大危害。后世儿孙千万永远记住这个反面教员。 62 “文革”期间,我三上干校。三个地方:房山、叶县、昌平。三项内容:劳动、 读书、挨批。劳动不很重;批,说的人听的人都“疲”了;倒是读书很有意思。幸 亏长期在干校,如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当编辑,怎么得了? 同许多“五七干校”相比,人民日报社干校宽松得多。报社有个老记者,“文 革”前被调到一个高级领导机关工作,“文革”后又回到报社。他在那个机关经历 “文革”,长期在干校“学习”。那是一个“先进”干校,首先校址选得好,位于 江西一个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方,据说这有利于机关工作人员改造;劳动极重,为 的是使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至于读书,那是没有时间甚至禁止的。我的另一位 老战友长期在报社工作,50年代初被调到一个文化领导机关,“文革”时组成一个 全系统联合干校,学员排起队来,完全称得上当代中国文化名人大检阅。学校里劳 动强度之高,控制监督之严,这位老友向我介绍时犹有余悸。 报社干校管理相对宽松,首要原因我认为来自毛泽东1968年10月10日的一个批 示:“人民日报三分之一的人下去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作调查研究,三分之一 的人工作,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要坚持下去。”在此之前,1968年9月,陈伯达为 首的驻人民日报工作组,在北京郊区房山县利用解放军一个农场办起人民日报干校, 部分职工前往锻炼,多数旧当权派到干校接受审查、改造。干校内设“牛棚”,监 督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最初管理也很严厉,有的学员(不是旧当权派)一旦被认 为有其他严重问题,也不能乱说乱动。有人反映小菜太咸,有的炊食员立即再加一 大把盐,说“叫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再提意见”! 1968年秋收以前,报社的旧当权派分处两地接受审查,一在房山“五七干校”, 一在报社“学习班”。秋收以后“学习班”并到干校。由于农活少了,干校主要任 务转为审查干部。不久,“牛棚”解散,旧当权派和革命群众混合编班,据说这种 方法便于教育旧当权派。 旧当权派接受审查时,从人民日报“五七干校”的情况看,一种是大包大揽。 干革命总会发生缺点错误,据我的体会,搞新闻工作出纰漏的机会更多。有个同志 遇到造反派指出错误缺点,不管有无全都承认。问他为什么这么作,就答“复辟资 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纲到顶了,使造反派难以追问还有什么动机。 这个同志经验丰富,知道最后还能核实,到时候再说。一种是十分较真。你提出我 的错误缺点,不只是主要事实,连分寸、情节都要分辨清楚。有时来来往往,经过 几个回合,造反派十分恼火,幸喜没有发生打人现象。 我是第三种,属于中间状态。我承认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工作中有不少缺 点错误,愿意接受同志们批评帮助,这是发自内心的实话。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 毛主席指示理解不深,是工作做不好的主要原因,但从未反对毛主席,这也是实话。 我认为有时候未能实践毛主席的教导同反对毛主席是两回事。共产党是我的母亲, 社会主义是毕生的追求,我自己从来没有并且不能允许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人 说我是老滑头,可是举不出我“三反”的具体事例。管我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成员老班是个排长,他有一次对我说,“你只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就可 以考虑解放你。”我知道,只要我承认是“三反分子”,就可以反证他们对我的所 作所为是正确的。我说:“我本来不是‘三反分子’,勉强承认了,我是说假话, 军宣队是信假话,都不好,你说是么?”不久,在中央解决内蒙古两派斗争问题的 会议上,迫害狂康生毫无根据地说了句“李质是坏人”,这下坏了。李质同志是湖 北人,“文革”开始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在晋西担任一个单位的 秘密共产党支部书记,是我那段历史的证明人之一。在那个盛行株连的时代,李质 既然被康生诬为坏人,他所证明的李庄自然不是好东西,我的解放问题当然拖下来 了。“祸兮福所伏”,我的靠边站时间延长了,在干校读书时间也延长了,不能做 工作因而不犯“批周公”、“批邓”之类新错误的幸运自然也光顾了。直到审查几 年之后,证明李质确实是个好人,我的解放问题才有了转机。 我的解放时间推迟,还有一个插曲。“文革”时天津清理敌伪档案,发现一个 名册,内载一名男子“李庄”,国民党员,1948年在天津参加公务员训练。这个材 料转到人民日报社,起初并未引起多大重视。因为1948年此李庄在人民日报工作, 驻在平山县里庄村,几十个人可以证明,断无分身到蒋占天津受训之理,名册中所 载彼“李庄”显属同名。但是,当时我的专案组中某君坚持要把此事调查清楚,每 隔一段时间必去天津一次。后来天津公安机关通知报社派人前往处理此君案件,原 来他在天津一个公园同一青年女子风流鬼混,被当场提获。他交代他不让重名一事 顺利落案,是因为隔些时间要去天津偿风流债,还能车费报销,补助照领,不想疏 忽大意,终致东窗事发。 我的专案组成员几经更迭,除某君外,其余同志都能按照实事求是精神秉公办 事,很负责,很辛苦,把我多年想找而没有找到的人和过去写的文章都找到了,非 常感谢这些同志。听两位老同志说,经过这次严格审查,他们档案中留有问号的一 些事情都“释疑”了,由于不少当事人年纪已大,这种事情带有抢救性质,可以算 得“文革”一大“功绩”吧。 管理干校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然是“三忠于”、“四无限”的, 我当时也是努力学习的。但有的作法使我十分反感,以致控制不住大发作一次。我 被编在总编室小组,一位厚颜无耻、比我大一岁的老干部也在这一组。他是报社一 度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文革”中期开始受冲击,“文革”中后期成为造反派的 高级打手,丑恶表演淋漓尽致。1968年底他正在“转向”,主要方法是尽一切可能 表现“积极”,以证明军宣队的一切作为都很正确、得体。有一次开小组会,检查 对毛主席的态度,人人都要发言,也就是“人人过关”。我估计这是小组最高领导 者(军宣队成员)的“发明创造”,其实这个题目出得很蠢。各小组行政领导人 (不是军宣队成员)之间有个无声的竞赛:看谁的小组成员检查得更“触及灵魂”。 当时干部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反对毛主席”,能坦白交代这个错误意味着彻底“触 及灵魂”,有望“洗心革面”。几个人含含糊糊说了这个错误,立即受到表扬,认 为“向党交了心就是好同志”。作这种交代的同志我都熟悉,平日并没有反对毛主 席的言行,交代时也说不出缘由、根据和具体事实,我听着听着就憋了一肚子气。 那位前副总编辑抢着发言,他说他不是一般地反对毛主席,而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 果然与众不同,比前边的发言大进一步,彻底得不能再彻底。大家都在炕上坐着, 瞪着眼睛看他。我一下子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要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 必须如实交代,深刻检讨。如果不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偏要信口乱说,哗众邀奖, 就是自觉地犯新罪。”我继续对他也是对大家说:“我们检讨错误,应该实事求是, 实话实说,这才叫触及灵魂。如果瞎编乱造,信口胡说,就是有意骗人。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的后人看到他们的父亲、祖父的档案,这个反对毛主席,那个也反对毛主 席,他们会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孤立?为什么这么招人反对?我们的革命是怎么 胜利的?”我这人素来口吃,这时又很激动,结结巴巴说完,竟难过得泪流满面。 我很少在大庭广众中落泪,这时郁于中发于外,不顾一切全倒出来。这些话可能有 点感染力,在座的不少人点头动容。行政小组长是位淳朴的工农干部,对党忠诚, 待人宽厚,同我十分要好,没有追究我的失态。督阵的军宣队同志静静地坐着,也 没有说什么。 我到干校时间较晚,田间农事高潮已过,只剩下场上一些零活,比搬运组的劳 动强度差远了。“运动”,对旧当权派已批斗多次,可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 了,没有多少新话。“牛棚”已经撤消,旧当权派都到各组。有人开始对一些可能 结合者表现某种亲近。被认为有问题的准备补充检查,没问题的谨言慎行,准备回 城。造反派事情已经不多,不少人变成逍遥派。军宣队认为受控制的“革命秩序” 初步建立起来了。 一次少见的恶作剧促进了受军宣队控制的秩序的建立。报社老记者刘衡同志很 有才华,在50年代中期以前写的一些通讯很受读者欢迎。她是湖北人,父亲为民主 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写信向女儿诉冤。刘衡让他向领导人中的共产党员说明真象, 结果被说成包庇父亲,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有事向党员领导人说,是我们这种“三 八式”党员的坚定信念和正常作法。谁能想到在反右斗争中概不适用。她因此被划 为右派,家庭随即破裂。她因为自己毫无错误,坚决按照党章办事,又被升格为 “顽固右派”,工作、生活都遭了大难。 “文革”期间,她在干校“牛棚”劳动改造。造反派几个青年要刹刹她的犟劲, 一个夜间,把她挟持到野外,逼她亲口承认是“顽固右派”,否则就挖坑活埋。她 坚持斗争,拒不承认。“神鬼怕正人。”活埋一事最后也没有实现。军宣队怕出活 埋大事,悄悄提醒造反派今后不能再这样无法无天,同时定了一些规矩,杜绝这类 恶事。 刘衡同志的“顽固右派”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现年近八十,仍 在笔耕,但健康已受到严重损害。 反右派运动给几十万党与非党优秀分子造成极大的痛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平反比较彻底,受到受害者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干革命总是向前看的,许多受 害同志在新的岗位上为革命作出突出的贡献。 我被分在总编室小组,身份有些特殊:没有解放的旧当权派,大会、小会批判 过,可能因为没有什么新说法,正式宣布“挂起来”;开“革命群众”的会避着我, 日常生活同大家又无大区别;在当局看来是个多余的人,在有的人眼中有时又像个 学习“顾问”。 不知道哪位天才为显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创造了“早请示晚汇报” 这种虔诚的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我们干校学到手了。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 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敬谨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 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 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 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我估计这是从人民日报知识分子成堆这个 实际出发,对原发明的丰富、提高。我对《语录》比较熟悉,又写过几次书面检查, 完成任务尚不感觉特别吃力,抄抄拼拼就能应付。同室两位过去不槁编辑业务的同 志十分为难,有时从晚上九时憋到十一时。看无别人,也发牢骚:“老李,挑土、 担粮我都不怕,就怕这个晚汇报。这是谁发明的?缺德。”每遇同室领导人出去开 会,这两个同志就稍感轻松,我可以代找一些《语录》供他们参用。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有点用处了。 几人同住一室,人家集中精力写汇报,我也不能休息。好在我带了精装“毛选” 四卷,又搞惯了夜班,这时正好安心精读。 这种形式主义的作法当然不能持久,干校搬迁回北京昌平,就自然停止了。 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全国地动山摇,我们干校立即迁到河南叶县,带有战 备疏散性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全国人民的副统帅,当然令行禁止。 叶县在京广路西,离许昌不远,是中原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周成王“桐叶封 地”,以此名叶。当地人民生活之苦,超过抗战时期太行山老根据地。“河南四荒, 水旱蝗汤”。“汤”是蒋介石的方面军统帅汤恩伯,他的司令部长期驻在叶县,横 征暴敛,明抢暗夺,当地人民恨之人骨。我们干校位于刘店生产大队,初到时地无 一垅。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生产大队很快划拨几百亩地给干校。当地本来人多地少, 为什么还能匀出这么多地?原来这些都是“卫生田”,农民因为生活苦,多年无力 施肥,田地十分“卫生”,产量极低,却要缴公粮,农民认为不划算。现在把田地 带公粮任务交给干校,部分社员便于外出谋生。建校另一困难是住宿,农民本无闲 房,只能发扬风格,大家挤着住。 总编室小组住在“芝麻王”自然村,据说“老辈子”种芝麻,一株收过5斤,因 而得名。这是个生产小队,有三十多户人家。房东姓陆,贫农,夫妇两人,六个孩 子,土地改革时分到四间房,匀出一间给我们住。在机关里工作、生活十多年,离 农民生活确实太远了。老陆一日三餐不改样:先在锅里煮红薯叶,然后加红薯干, 最后添上半盆用冷水调成稀浆的红薯面,猛拉几分钟风箱,作成当地人的典型饭食 ——“糊涂”。中午改善生活,放一把盐,早晚是没有盐的。每次遇上他家吃饭, 我实在不敢看。这是新中国农民的生活么?叶县开发早,居中州之地,战乱,瘟疫, 官府、地主盘剥……几千年下来,地瘦了,近来人也瘦了。老陆说:“解放后享了 几年福,一个大跃进,全变了。”确实,我走遍包括十几个自然村的刘店大队,除 了十几株碗口粗的柿子树外,只有一些刚刚成活的小树。原来的树在“大跃进”时 都炼钢用了。为保留那十几株柿子树,竟拆了几间房。对此,我从未听到老陆有怨 言,他总是说:“那几年想多炼点钢,也是好心呀。” 干校劳动任务相当重,主要是盖校舍和备耕。斗批基本停止了,一方面顾不上, 一方面没有有力的题目。“阶级阵线”日渐模糊。原来的阵线基本是按照职务划分 的,“走资派”是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文革”已经闹了两年多,“横扫”了好几 遍,斗争结果,旧当权派有的“转向”成造反派,获得军师、谋士等新身份;有的 “解放”了,分配一般编辑工作;有的继续在干校接受审查。造反派有的变成逍遥 派;有的接受旧当权派的忠告,开始认真读书。我有几个青年“同窗”是1965、19 66年分配到报社的大学生。这些人出身好,政治热情高,不很了解报社的情况,当 然响应毛主席造反夺权的伟大号召,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闹了两年多,逐渐 了解报社过去的情况,发现他们斗争的对象多数不是坏人,同某些新当权者比较, 很难说谁好谁差。因此头脑慢慢冷静下来,开始独立思考问题。我认为这种变化对 报社的“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文革”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它全力反对臆想的所谓右的倾向。《人民日报》 从合作化以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宣传总是向“左”偏,毛泽东时有批评,我看 多是由于“左”得不够,不能得心应手。“运动”时间长了,是非慢慢显示出来, 一些人的头脑逐渐冷静,斗争火气慢慢小了。 人民日报社是从根据地进城的单位,组建历史较久,知识分子成堆,上下级隔 阂不大,群众敢于表达意见,积累问题不多。举个很小的例子:几十年互相不称职 务,都是“老邓”、“老胡”、“小赵”、“小王”,或者直呼其名,“长江”、 “李庄”,只在极少数场合,叫一声“冷西同志”。不要小看此事,这是一种关系、 一种气氛,一声“小孙,再这么干,非批你不可!”距离立刻缩短了,该提醒的也 提醒了。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带一批人来夺了权,安排几个人负责日常工作,“某 代总编”、“某部长”,口里叫着,心里实在别扭。“文革”以来,经过认真“清 理阶级队伍”,把被认为有问题的职工审查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一人有叛徒、 特务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经过反复揭发,没有发现哪个旧当权派有多吃多占等特 殊化错误。好人不怕审查,群众心里越来越踏实。 吴冷西来叶县干校,给全体学员带来无声的信息。他是下台的总编辑、头号 “走资派”,1966年5月31日被陈伯达夺了权,连续批斗几次。张春桥指示造反派: “邓拓死了,要继续批他的阴魂。吴冷西还活着,更要批他的阳魂。”当时我似乎 听到了恶狼磨牙的声音。吴冷西在全社大会上被批斗,当然是在劫难逃。人民日报 社造反派可能对张春桥的指示心领神会,想出壮声势高招:请在北京的几个国家的 左派记者到场观戏。吴冷西低头、弯腰、坐“喷气式”……当时我的心似乎在流血, 在呼喊:以国家、革命的耻辱为光荣。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家丑不可外扬。” 为什么把国丑自动传给外国?幸亏吴冷西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原则,从容 应对,注意保守党和国家机密,没有出其他的丑。但我心里还是在说:“毛主席呀, 毛主席!你怎么发动这么一个‘大革命’!你知道你的追随者在干什么吗?”以后 吴冷西被送到监狱监护。从“监护所”到干校,常常表示是向“解放”前进一步。 人民日报社头号“走资派”可以解放,这不是显示一种趋势么? 当时旧当权派都在各班,同“造反派”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下级界限逐渐模糊, 同志感情大为增进,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干校的一个功绩。 在干校,我最怕一日三餐,因为同当地居民的生活差距太大了。干校盖了厨房, 但没有饭厅,每次开饭,学员都是蹲在地上就食。即使干吃馒头,也是当地农民过 年难以吃到的美餐,何况总有些菜。每次开饭,都引来村童围观,令我难以下咽。 “大跃进”,你在哪里? 叶县离京广铁路不远,信息却十分闭塞,长期办报的人对此特别苦恼。1971年 7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发了基辛格访华公告。这个新闻有爆炸性,大家 议论纷纷。干校学员经过几年“运动”,已经了解吴冷西的基本情况,军宣队又有 无声的交代,这时已不把他看作“专政对象”,而看作是同学了。有个同学原是排 字工人,这时要“考考”吴冷西,说你已离开工作几年,“监护”时候又看不到文 件,你估计这个公告登在《人民日报》什么地方?吴冷西稍作考虑,肯定地说,登 在头版右下角,标题大概用二号字。第三天报纸来了,估计丝毫不差。此事迅速传 遍干校,影响非常好。我听到一位同学———报社老校对说:“到底有水平。谁工 作都会犯错误,有许多是上边来的,人家已经检讨了,干吗老拖住不放?”我同班 一位原在资料室工作的同学也曾问我这个公告怎么处理?我说放在头版,位置不会 太高,也不会太低。按照读者关心的程度,应该放得高些;为表示我们并不特别重 视此事,又不会放得很高,大概在“肚子”里。后面两句话弹性很大,是比照赫鲁 晓夫下台的新闻说的。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这是一条为人注目的新闻。当时 我负责总编室工作,同冷西斟酌如何安排这条新闻,中宣部负责国际宣传的姚溱也 参加商量。最后决定放在头版右半部“肚子”里,三栏题,一句话标题:《赫鲁晓 夫下台》。原想在这条新闻上边压一张积肥的照片,表示“毒草可以变成肥料”。 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政治上相当“小气”的作法。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积肥照片, 只好放了一张农民售棉照片,“反正要把它压住。”资料室那位同学同我开玩笑说: “你们两人思路差不多,还是吴冷西说得明确,副总编辑到底不如总编辑。”我说: “那是自然,差着一大截子。”在这种时候,革命群众同当权派间的界限已经不明 显了。 干校学员分住三个自然村,行动相当自由,晚上可以下棋、谈天,星期日还能 到十几里外的叶县城购物,洗澡,打“牙祭”。我总是利用这种时间到农家串门, 搞搞调查研究。农民的贫困使我吃惊。大家一样的穷,饭食都和我的房东老陆差不 多,以红薯为主,梗叶充分食用。多数家庭没有水缸,用瓦罐到浅井现汲现用。中 州之地居民不睡上炕,多数人又买不起也做不成床,多睡绳结小床,以麦秸为褥。 叶县是平原,没有工业,没有副业,种地而无力养地,地越种越薄,形成恶性循环。 1971年麦收,农民割下小麦,并不捆扎,散乱堆在人拉架子车上,沿途丢撒。这种 落后的运输方法,我在河北、山西、豫北农村都没有见过。解放前,官府、地主, 抗战时,“水旱蝗汤”(汤——蒋介石的集团军总司令),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土地改革以后刚吃几年饱饭,又来一个“大跃进”。刘店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姓蓝, 中年人,文化水平很低,可是说了句传神的话:“大跃进是有领导的大破坏。”一 说炼钢,到处炼。刘店无矿无煤,也得炼钢。无矿,砸锅;无煤,砍树。支部书记、 大队长领着干。除了十几棵柿子树,其余的树都砍光了,然后开始拆房子,幸亏没 有多久停止炼钢,才没有继续拆房,这还不是有领导的破坏? 农民生活虽苦,农村却相当稳定,我看主要原因之一是乡村干部作表率,跟大 家同甘共苦。支部书记家同样一贫如洗。干校一个同学比我年纪略大,参加革命也 早,是叶县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支部书记那时刚当村干部,因此认识他。有一 天干校放映电影,老蓝对我这位同学说,“不要看电影了,到我家坐坐!”以下是 我这个同学转述的他听到的对话——蓝:“天都黑了,怎么还不点灯?”妻:“早 没有油了,怎么点灯?”蓝:“到供销社买二两!”妻:“一分钱也没有,拿什么 买?”蓝:“先赊二两嘛!”我这个同学赶忙拿出一些零钱买了煤油。当时我们调 查研究不能说很深入,但确实没有听到群众提过这里的乡村干部多吃多占的意见。 197且年6月,叶县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气氛更加宽松,劳动不重,没有组织 任何批斗,学员行动更加自由。夜间没有灯火,四野茫茫,田园静寂,正是沉下心 来冷静想事的时候。“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共产党怎么容许他隐藏这么久?” 想不通。自己身边的当权派,许多人的工作、生活不像是坏人,批来批去,究竟是 怎么回事?许多同学也开始悄悄议论。 我是报社旧当权派,多次回想从小到大的前半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学历不高, 起点较低,参加党报后就“以社为家”,进城二十多年,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工 作十多小时(星期日比平日少三四小时),司机同志是最权威的证明。跳舞,划船, 滑冰,打球等等,从不沾边。完全按照党的指示工作,怎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 的理论、政治水平不高,工作质量难如领导之意,但这并非全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可以说是我们接受的启蒙教育,多年敬谨奉行,已成不可 改变的习惯。50年代后期,许多司空见惯的事实,甚至上级的正式规定,并不完全 符合这个正确原则,我们也执行了。我其实应该检讨为什么没有始终坚决维护那个 原则,为什么有时要睁着眼睛说假话呢? 当时干校开始有了谈心的风气,但我这些想法还不敢公开谈论。秋收已毕,闲 来无事,一个人踱来踱去,不得要领,转而到旷野引吭高歌。发泄心中块垒。本来 《义勇军进行曲》最合时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很传神么? 但因定为国歌,不能随意歌唱,又因作词的田汉已被打倒,不知还能不能唱,所以 改唱《大刀进行曲》,威武、雄壮,也能发人积慷。几位同学夸我嗓子不错,其实 我心里苦涩至极。 “九·一三”林彪摔死以后不久,我被调回报社“解放”:照例在全社大会作 个检查,各组讨论,顺利通过。这是一种形式,一个程序,非经过不可的。我想许 多同志大概没有对比我在“文革”开始时写的一些检查,否则一定会发生疑问: “李某人的认识怎么退步了?”其实我是进步了。原来“文革”开始时,我真正信 服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时认为那是指“三大革命运动”。经过几 年折腾,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转而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个指导思想,形式上看可 能是退步,其实在我是个不小的长进。 我知道是李质同志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李质本来没有任何 问题,康生随口一句话,使他蒙冤好几年,使我受累好几年。我十分感谢我的专案 组许多同志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内蒙古李质专案组许多同志更是这样。谁都知道, 在“文革”中以事实否定康生一句近似定性的胡说,是要冒很大危险的。 “解放”以后,我被分配搞了短时间编辑工作,还是半监督劳动性质。这种处 境可以忍受,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我对职务从不计较。历史上,我遇到这 类情况已有两次,丝毫没有影响工作情绪。问题是现在当编辑要鼓吹“四人帮”的 那一套,向读者放毒。办错事,如果并不认识,已是一种不幸,如果明知是错事还 继续办,那就是罪过了。我就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所幸部门领导是过去被我领导 的同志,照顾我,让我只上班,不干事。不久发生“长短录俱乐部”事件,我第三 次去干校“改造”,这种折磨也随之结束。 “长短录”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副刊一个专栏的名称,从1962年5月办 到同年12月。这个专栏遵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表彰先进, 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为宗旨,先后登载三十七篇杂文,受到读者热烈 欢迎。作者为夏衍、吴晗、廖沫沙、唐弢等大家。在“文革”中却被诬为“说资本 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遭到林彪、“四人帮”和一帮刀笔吏的口诛笔伐。 “文革”后期,我这个宿舍的一些同志有时在一起说毛主席长期坚持的正确路线之 长,道“文化大革命”之短,批评林彪、“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 行,被新老造反派发觉。加上有的参加议论者“反水”,遂被定为有纲领有组织的 “长短录俱乐部”。据说在别的宿舍还发现了这个“反革命俱乐部”的分部。于是 掀起一个批斗新高潮。所谓俱乐部成员在“文革”前以我职务最高,我理所当然被 目为罪魁祸首和黑后台。 我在昌平干校的身份有些特殊:旧当权派已获“解放”,又犯了新的“严重错 误”,分到控制最严的一个班。班长是位女士,她要表现积极,但其权威在革命群 众身上难以发挥,我自然成为她的猎获物。我处境艰难,诸事谨慎,遵守校规,努 力劳动,不说话,多读书,她不大容易抓住把柄。但终于拿到我漏掰两穗小玉米的 由头,召集全班开会批判。正副校长亲临督阵。革命群众都不发言,班长只好亲自 冲锋陷阵,说我态度恶劣,气焰嚣张,“竟敢造江青同志的谣言,简直十恶不赦”。 这时人们看看班长,又看看我,气氛十分紧张,大概想听听是什么谣言。班长怕 “扩散”,含含糊糊不说内容,只是重复那句结论式的话。其实我说的并不多,因 为知道的也就那么一点:江青很坏,“文革”中害了不少人——这是我星星点点听 来传言自己概括的;这个人屡犯错误,最近受了毛主席的批评——这是一位老战友 告诉我的,仅此而已。这两者都被揭发了,但班长“原则性强”,不敢重复以防 “扩散”。批判会于是变成打态度会。副校长是个转业军人,年轻气盛,看看会场 冷清,亲自进行长篇批判,说我在这期干校已经两个多月,只是看书,毫无进步, 等等。校长大概发现副校长的话不周全,干校号称是改造人们思想的熔炉,怎么能 对我不起作用呢?这不等于说干校办得不是绝顶成功么?未等副校长说完,他就插 断发言,对我居然用了同志二字,说我长期脱离劳动,得到在干校锻炼的机会,已 经取得显著进步,希望继续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报社工作。这位校长曾是我的好 朋友,在报社“学习班”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建功,以后成为造反派的理论顾问,荣 任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校长。他临走时对我尴尬地笑笑,我也对他坦然地笑笑。 人啊!怎么竟会成为这个样子呢?我呀!怎么这样不识人呢? 会后一位原在报社校对科工作,这时来干校锻炼的同志问我:“为什么校长、 副校长对你在干校的情况估计差别这么大?”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大概校长 是鼓励我上进吧!”他笑笑说:“到底是校长的水平高。” 秋收以后,干校逐渐出现了“散伙”的景象。田间劳动已经很少。许多人下棋、 打扑克,少数人埋头读书。多数人都是革命群众,谁管谁?旧当权派只我一人,我 知道是众人注意的目标,所以只是规规矩矩读书,从不乱说乱动。政治题目只剩了 一个“长短录俱乐部”。大约每过半个月,大轿车接学员进城,在报社开一次批判 会,没有具体内容,只是反复几句老话。散会后学员各自回家,看病、购物,没有 两三天不能全回干校。据我观察,群众对这种批判是冷淡的,最热的是几个“转向” 的旧当权派。他们似乎要一条黑道走到底:出谋划策,阅改批判稿,直至亲自主持 批判会。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几位新积极分子精神一蹶不振,有四人可以说 是壮年而逝,我不懂医学,不知道这同心情抑郁有无关系。 从我个人来说,我不愿意干校“散伙”,我愿意“留级”。国事如此,我有一 种相当强烈的“时日易丧,吾与汝偕亡”的极端情绪。我知道这不健康,也无可能, 但是挥之不去。我深信人民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但是什么时候、以何种 方式胜利?我不知道。在小汤山不能像在叶县那样放声大唱了,因为这里人烟稠密, 没有叶县的原野空旷。 63 “文化大革命”对文风的破坏至深且巨。时过二十余年,还能经常感到它的坏 影响。一伙文痞肆意鼓噪,最高领导欣赏纵容,遂致祸害全国十年之久。 抗日战争中期,共产党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整顿“三风”,包括整顿文风即反 对“党八股”。“党八股”作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曾经对我国革命 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1942年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时,“三风”虽然已经只 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在全党已不占统治地位,他还是条分缕析,号召全党 “加以揭穿,把它打倒”,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文化大革命”情况不同,林彪、 江青两伙人炮制的“帮文风”从上而下吹向全国,作为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一种 武器、一根棍子,可恶又可怜。新闻界首当其冲,又受害又害人。 “帮文风”实质是“假大空”。它最终必现原形,从这个意义说,迷惑作用有 限,但在一定时间内可以骗人,特别在它披着合法外衣的时候。始作俑者“林副统 帅”,先意承志,无耻迎合,推出“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当代马列主义的“顶 峰”、“几百年出一个”等极端谀语,欺骗了不少好心人,击倒了一些反对者。 《人民日报》深受其害,稍有异议,成为这家报纸被打人“另册”的原因之一。 “文革”开始,林彪作为“接班人”,1966年8月18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树立了一个恶劣文风的“样板”。讲话只有一千多字, “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创举”、“伟大胜利”、“最伟大”、“最 强大”、“最锐利”……等等词语占了很大篇幅,目的是造成一种印象:他们一伙 最精通毛泽东思想,最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最热爱毛主席,因此拥有毛泽东思想 解释权。他们的文章、讲话一时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写作文章的范本,谁不按照这 一套办,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江青一伙炮制、推行“帮文风”比林彪一伙时间长、范围广。他们利用抓到的 “笔杆了”,在各个领域,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所欲为。1971年“九·一三”以 前,他们同林彪一伙搭帮干;“九·一三”以后,他们一伙继续干,先后达十年之 久。江青利用她在不正常情况下取得的合法地位(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 副组长)和她的特殊身份,干一般人干不了、不敢干的坏事,控制许多文化、舆论 机关,从上而下推行“帮文风”,在全国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形成“文风一律”。 “文革”后期,毛泽东大概也感到文风太不像话,曾经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扭转。 大权在握、羽毛已丰的江青反革命集团阳奉阴违,不再执行他的命令了。 许多貌似歌颂实为出丑的报道都假托颂扬毛泽东的名义。被江青一伙控制的 《人民日报》头版登过一条通栏新闻,大字标题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全世界 人民的最大幸福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神非常非常 充沛国庆前夕广大军民无比幸福地欢庆这个喜上加喜的特大喜讯》。标题来自报道, 编者可作的事情其实不多。 这则新闻刊出后,我同谭立有过一次在当时说来不能见人的议论。谭比我大两 岁,“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机关党委书记,他也是个老报人,我两人1939年都在太 行抗日根据地工作。谭作风严谨,不苟言笑,这时也以“走资派”身份在报社劳动 量最大的搬运组劳动。这天没有卷筒纸可运,工人同志休息,我两人在院子里清理 垃圾。他看看没有旁人,突然说:“你看咱们国家还有希望么?”我打哈哈说: “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他说:“就你我两个人,不用打太极拳。你看看昨天的 新闻,怎么就没有人说话呢?”我说:“该说话的不说,小百姓们不敢说,你说谁 说?”他说:“新闻是上面看过的,报社不敢改动,标题可是编辑作的。”当时还 在工作的一版编辑同我共事多年,我都熟悉,我确信他们不欣赏这样的标题,不愿 作这样的标题。“文革”中欣赏和策划这种新闻和标题的人当然是借毛泽东之名以 自重,但我确信他们不懂什么叫“逆反心理”。事实证明,厌恶这类新闻、标题的 人不是少数,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文化的耻辱。 谭立半开玩笑说:“你如果还主持编辑工作怎么办?”我说:“这就得感谢 ‘文化大革命’了。我不是正扫院子么?” 文痞姚文元“文革”开始当陈伯达的副手,后以“四人帮”大将身份控制人民 日报,方法是派一个代理人到报社坐阵。陈伯达的工作组又有几个办报的人,把人 民日报控制得死死的。“文革”期间有个说法:“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大报主要指《人民日报》。“梁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豢养 的两个写作班子,专门按照江青一伙的意旨炮制“帮文风”范文,交《人民日报》 和其他报纸登载。“梁效”是“两校”的谐音。其实不只“小报抄大报”,大报也 抄《人民日报》这个排头大报,这大概是我们国家在“文革”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特 有的现象。每到夜间,许多报纸的夜班编辑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打电话,询问翌日报 纸主要版面的安排和主要标题的制作,叫作“对版面”,以便减少不应有的麻烦。 当时禁忌太多。有一次,《人民日报卜版登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二版有条新闻报 道我国一些城市群众示威游行,标题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字样。有人把报 纸摊开,对着阳光照视,二版的“反动派”三字和一版毛泽东头像重叠,酿成一大 事故。上边反复追查是否坏人制造反革命事件,竟把第二版的反动派三字重叠在第 一版的毛泽东头像上。所幸这种“警惕’牲违反读报常识,报纸版面的安排者又身 份过硬,此事才不了了之。9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可能认为这是海外奇谈。在那个动 辄得咎的时代,事情涉及伟大领袖,确实把不少好人吓一大跳。 当时新闻工作难作,其实又很好作。“文革”快结束时,“四人帮”在报社的 代理人可能认为李某人终日逍遥,过于惬意,就给我派了点事:在记者部的编辑组 当编辑。负责人同我共事二十多年,他虽为组长,其实也是半监督劳动性质。他让 我少作事,多读书,不必拘泥于上班下班,我非常感激他。一个很长时间,空调子 的评论、文章都出自“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 三家准备文章又有分工,政治评论多数出于“两报”,理论文章多数来自“一刊”。 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文章满天飞,我有幸目睹这类作品的炮制 过程。一个编辑奉命生产一篇批邓文章。他准备几页稿纸,摊开一本《红旗》,在 略述某某单位认真学习“最高指示”,狠批邓小平之后,进入正题:“经过学习、 批判,他们认识到”:以下照抄《红旗》一段文章:“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又抄 一段文章:“他们还认识到”,再抄一段文章作为结尾。我可真服了。我绝对没有 料到“四人帮”的“帮文风”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人民日报》登载几百篇“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大部分是这样炮制出来的。后人研究“帮文风”,千万 不要忘记这份忠实记录。 报纸难编,还只是想坚持优良传统的报人的苦恼,文章难写,影响面就大多了。 当时有一个坏文风竞赛的诱因。《人民日报》登过一个省的造反派为成立造反总指 挥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开头是“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文中说,总指挥 部得以成立,“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 “我们纵然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 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红》,也唱不完跟您闹革命的决心。”通篇文字 除了重复这类千篇一律人人厌恶的词句外,称得起实质内容的,就是把原中共省委 臭骂一通。 我曾在太行根据地(包括山西省部分地区)工作,山西省文化、新闻界老战友 相当多。我同山西三位好友谈过这篇妙文,他们都记得清楚。当时“帮文风”泛滥 全国,互争雄长,由于没有真理,只能虚词吓人。老战友们说,他们这些“当权派” 当时都被批斗,造反派把准予监督工作的十多个“笔杆子”集中起来,由革命小将 带领,好吃好喝,日夜苦斗,炮制这类表态性重头文章。这类文章已经出现很多, 想要后来居上实属不易。此文开头连用四个“最”字,确实出手不凡。《人民日报》 登了这篇妙文,那个造反总指挥部就认为这表示得到了毛主席的承认,马上广发喜 报,击鼓游行。人的精神状态如此,我看算是到头了。 “文革”期间,借大北京城,报纸刊物没有剩下几家。少数能够出版的都塞满 大批判文章,但是难以看到作者的名字。过去写文章的,多数打倒了,少数搁笔了。 新涌现的或监督工作的人写了批判文章,都署“××大批判组”或“梁效”(两校)、 “江天”(江青的天下)等化名,时间长了,从文章的调子、架式、口气,能判断 是哪里炮制的。记者也不署名,而署本报(社、台)记者。据说这种作法有利于淡 化记者“成名成家”的思想,有利于记者思想革命化,我看更利于消除一些记者怕 出丑的顾虑。看看《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篇新闻的开头:“‘四海翻 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当世界人民昂首阔步进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 崭新的历史时代的时候,在震撼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凯 歌声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时候,中国 出版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外文版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我不相信哪位作者愿 意在这种新闻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股风来势所以猛,盘旋时间所以长,主要由于从上而下的官方提倡。林彪、 江青两伙人违反党心、民心,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能摆出一幅忠于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架式,借以唬人吓人。林彪公然说,写文章“主要是引证毛主席的话, 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他以接班人身份在中共九大作政 治报告,引各种语录八十多处,其中少数引自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中共中央在 “文革”初期发布的文件,多数引自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特别是准备和发动“文 革”的意见和谬论。“语录”都排黑体字,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上行下效,蔚成 风气。1970年我在人民日报干校学习,看到一篇社论引用毛泽东语录达全文三分之 一,黑鸦鸦一大片。我犯了职业病,脱口而出:“这样的文章,以前,没有见过。” 同室一位同学看看没有第三个人,像是自言自语:“所以需要进行再教育。”这当 然是一种宝贵的提醒。可爱的同学! 毛泽东是注意看报的。“文革”以前,他曾经严肃批评一些“不读书、不看报” 的领导人。他似乎欣然接受、又不完全满意这种“帮文风”。1968年8月,他对当时 的报纸工作有个批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 鲜活泼。”这当然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当时的大方向是“文革”,在坚持“文革” 的前提下纠正“帮文风”,能办到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表示对报 刊宣传他的时候加四个“伟大”非常“讨嫌”,还涉及以其他形式对他表示个人崇 拜的宣传。他在审阅我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公报稿时删去四个“伟大”,还删去 “毛泽东思想”前边“光焰无际”四个字。他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 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时写了一段原则性的意见:“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 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按指一些颂扬的语句)。不要写这类话,我 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部门研究一下。” 我在“文革”时长期靠边站,偶尔听到毛泽东一些言论、指示,都是个别老战 友辗转告知,既少且迟。那些标榜最最忠于毛泽东的人,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 革命集团的骨干,听这类指示又多又早,为什么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权力、威望哪 里去了?很长时间我想不通。以后慢慢懂得:一种文风是为一定路线服务的,正像 “党人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样,“帮文风”是“文革”的表现 形式。“文革”反动至极,荒谬透顶,必须借“假、大、空”的“帮文风”来鼓吹、 来遮掩,这是它能折腾十年的重要原因。“帮文风”最初确实骗了不少人,有段时 间对“文革”顶礼膜拜的大有人在。 《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跟其他宣传单位当时能够工作的人员一样,除了 极少数卖身投靠的投机分子,绝大多数人违心苦撑,形同服役。一个不完善的体制, 一个毛泽东金字招牌,把人限制死了。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这些靠边站的人其实 相当幸运。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个人的境遇只能这样颠倒。 《人民日报》编辑部多数业务骨干都参加过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整风,对“帮 文风”早已深恶痛绝。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都回到原工作岗位,立即对“帮文 风”进行实践的批判,使报纸逐步面目一新。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积累,在1977年 2月21日推出一个整版,对“帮文风”进行集中的剖析和鞭挞。署名评论《打倒帮文 风》全面揭露这种恶行的嘴脸:“又臭又长,套话连篇;武断专横,帽子乱飞;隐 晦曲折,含沙射影;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千篇一律,面目可憎。”评论认为: “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对帮八股加以打扫,加以肃清,把我 们的文风切实整顿一番很有必要。”《人民日报》短评《说老实话》说:“说假话 是帮八股最大罪状”。“在‘四人帮’控制舆论那一段时间,‘四人帮’通过本报 说了不少假话。我们一定要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改造思想,改进文风,努 力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我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个版还登了 十多封读者来信,集中批判“帮文风”。 在此之前一个月,《人民日报》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刊登要求改革文风的读 者来信,同时发表编者按语,促进这个问题早日解决。有一个“编者按”说:“ ‘四人帮’到处放毒,‘帮人股’就是一毒。他们的八股内容反动,文字又臭又长, 千篇一律,群众早就恨在心上。‘四人帮’打倒了,‘帮八股’必须肃清。近来, 本报在内容上有一个大革命,文字上也稍有改进……我们决心同广大读者一起,为 改进文风而努力。” 粉碎“四人帮”,消灭了由上面炮制、推进“帮文风”的风源,是有历史意义 的大事。这当然不是说文风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尽管性质不同,在我们的某 些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假话还没有完全绝迹,空话令人厌恶。你说庙在树前我就 说树在庙后的重复话继续流行。什么什么工作应该作好,什么什么倾向必须注意…… 能否讲得具体一些,提些可操作的意见呢?如果意见还不成熟,可否暂时不说呢? 当然,什么什么应该作好,也是一种指导意见,可以表示领导的态度和期望。它有 时候是很必要的,但重复多了,听众看看并无新意,反而十分厌烦,以至干脆不看。 64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必然要报。”在人 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现象反复出现。 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正在人民日报记者部编辑组上班。所谓上班就是读书, 这是编辑组负责人、我的好友对我的照顾。电话铃响了,负责人说,“你的电话。” 我很奇怪,我怎么还有电话?对方未通姓名,听准声音是我,只说了一句话:“你 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 我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奔回宿舍,拿出二十多天前作为祭品喝剩 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 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究竟怎样覆灭的,对方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 道。 毛泽东主席辞世后,这些天大概是中国人思想很复杂的一段时间,全世界也可 能正睁大眼睛注视我们。我实际没有工作,也已没有什么思想负担,读书之外,就 是想这想那。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比,人民对他了解不多。至于我个人,除不了解之外, 对“你办事我放心”还十分反感。这似乎是华国锋继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个 甚至主要的根据。果真如此,我就认为太不正常。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够一个人 表示“放心”就定了呢?而且这是一句可作多种解释的话。毛泽东一生办了许许多 多大好事,也办了“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事。是让华办好 事而“放心”呢?还是让他继续“文革”而放心呢?在那二十多天中,我反复想这 问题,不得要领。以后从“两个凡是”的作为看来,我的忧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毛泽东辞世后,“四人帮”失去小批大保的依靠,许多正义之士也消除了“投鼠忌 器”的顾虑。明眼人不难看出,决战日益逼近。“四人帮”狗急跳墙,借毛泽东的 影响,进行各种应急策划,包括储备武力,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 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一旦摊牌,“四人帮” 乖乖地去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党中央办此大事却未发一枪,未费一弹,是中国人 民之福。 粉碎“四人帮”第二天,华国锋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军 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华国锋在相继举行的“打招呼”会议上提出“继 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 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 些决定给我一个疑问:是不是要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文革”路线? 除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外,我最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这 句话,在河南叶县“五七干校”险些为此出了大事。干校每个班有两个领导,一为 原报社的一般干部,当班长;一为军宣队的基层干部,没有什么名义,但在班长之 上。在我们班的这位领导姓班,是个排长,我们背后叫他“班指导”。这是一位工 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人很淳朴,认死理,但不蓄意整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理由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正确对待“文 革”,就是拥护毛主席。我的看法同他稍有区别:“文化大革命”如果十分正确, 别人自然衷心拥护,正确对待;否则喊破嘴也无用,反而显得心虚。当然只是心里 想想而已。有一次开班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除我以外,全班同志都发了言,有 些人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会议之后,“班指导”问班长,“李庄为什么没有发言?” 班长说,我已经问过他,他说“心脏病犯了,本来是要请假的,还是硬撑着来了, 受教育。”“班指导”明白这是遮掩话,也没有再说什么。当时“文革”才过一半, 现在已经过完,领导也许认为更应该号召大家“正确对待”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 觉得时间越长,越难“正确对待”。 建毛主席纪念堂,我也想不明白。5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毛泽东提 议任何人辞世后都要火化,不建坟墓,并且第一个在倡议书上签名。我有幸也写上 了自己的姓名,对当时热烈、清新的气氛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有人上任伊始,公 然作出推翻毛泽东和当时其他所有中央领导人的正确倡议的决定,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 听说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我的高兴劲好像又一次听到日本法西斯投降。不管 怎么说,“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了。但是,接二连三的几个决定,又使我糊涂起来, 我们一代人难道注定必须经受这么多劫难么? “文革”期间,我摸索、“创造”了一种解难的方法:“思想整理”,自己觉 得很有用处。由于意想不到的事物来得太多、太突然,情况显得复杂、严重,自己 的思想很乱,有时张皇失措。自己告诫自己:越在“天塌”时候,越要冷静、沉着, 把情况一一摊开,条分缕析,最后归纳成一条或者几条,作为自己的对策。1976年 10月,确实有若干看起来矛盾的现象,但如冷静分析,还是不难理出头绪:第一, “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辞世了,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也终结了; 第二,利用“文化大革命”干坏事达十年之久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了;第三,靠 “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残渣余孽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影响、权力、能量同前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对立面即广大干部、人民的经验却大大提高了,顾忌也 大大减少了。 经过十年的折腾,人民日报社——党培养多年的这支新闻队伍算是保存下来了。 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要是毛泽东的作用。“文革”开始不久,他即明确表示, 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作为中央党报,这 支队伍的理论、政治、知识水平不高,但就当时中国新闻界的情况来说,也只能用 它冲锋陷阵。“文革”以前近二十年,毛泽东对我们有指导、有鼓励、有批评,批 评多于鼓励。据我的理解,本意还是恨铁不成钢。在酝酿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 看看人民日报不堪造就,这才指示“夺权”,即换领导,但是保留这支队伍,继续 为他制定的路线工作。《人民日报》在环境最动荡、形势最紧张的时候还能天天出 版,编辑、出版流程基本未受干扰,我看多亏了他这一言九鼎的批示。其次,坏人、 好人都想利用《人民日报》,不愿意把它搞垮。十年中,林彪、江青等坏人通过它 大肆放毒,编辑部的积极力量也利用不多的机会透露一些正义的声音。周恩来一度 奉命分管人民日报社,尽管时间不长,还是利用《人民日报》社论这种有力的形式, 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像布满乌云的天空露出一线阳光,令读者看到希望。“文革” 十年,人民日报不论社机关还是干校,受摧残相对较轻,由一些业务骨干组成的群 众组织还能活动,这是主要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能够立即进入正 常运转,也是由于它的建制、队伍基本没有被打乱、拆散。 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间,人民日报像其他党政机关一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 动。“三反”、“五反”、清理中层、反“胡风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尽管声 势都很大,有的还留下严重后遗症,但因时间都不很长,而且在报社编委、党委领 导下进行,组织没有打乱,领导层比较稳定,工作照常进行。各级领导骨干多数都 经过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整风、审干、“三查”等运动,当时没有引起强烈的震撼。 “文革”不同,天下大乱。思想乱,组织乱,秩序乱,从开场到收摊,乱,乱,乱。 但人民日报社由于上述原因多少有些不同,至少没有被砸烂。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 工作组在“文革”之初就“发动一个小小的政变”,把人民日报社完全拖人“文化 大革命”的轨道。外来的“革命”力量相继涌进:“记者团”、首都造反派驻人民 日报监督小组、社外红卫兵、首都红卫兵驻报社工作小组、“学习组”……出出进 进,谁也弄不清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是怎么走的。报社的群众组织生生灭灭, 谁都打着“革命”的旗号,谁也请不透有的组织为什么成立不久即偃旗息鼓。但不 管怎么样,报纸还是继续出版,没有一天中断。 大概为了便于控制,“文革”当局又于1968年10月派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高峰时有四百多人,每个队员“宣传” 报社两个多人,够深入、细致了。从此,人民日报社的“运动”即“文革”的主要 活动都置于宣传队领导之下。宣传队先受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后受姚文元和 他派到报社的心腹节制,只管“革命”,不管宣传。报社原来的各个群众组织继续 活动,但上面有了宣传队这个“头”。从此,报社建立了新的秩序,武斗完全绝迹, 文斗水平即大字报派仗则有提高。“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8月24日,报社大楼内 刮过一次惩治“黑帮”的邪风,一部分人打着“革命”的招牌,或盲目施威,或挟 嫌报复,把能抓到的“走资派”、“黑帮”以及不对眼的人赶到一起,罚跪、游楼、 拷打,一直闹了半夜,作家陈笑雨即因此含冤而死。最后还是穿着军装的工作组规 劝止住。从这件事情看,工作组也算作过好事。此后人民日报社再未发生此等恶行。 许多事情,像清理阶级队伍、审查干部等等能够在“文革”框架内比较平静地进行, 没有工作队不可想像。 在报社“支左”也不容易。知识分子成堆,“当权派”是革命对象,当然俯首 贴耳,不敢乱说乱动;年纪较大、没有官位名义的编辑记者就不大好办。有个宣传 队员让这些人背诵“老三篇”,一位老编辑说:“我们提倡掌握毛主席文章的精神 实质,不习惯背诵全文。”个别年轻的编辑更不买账,他说我学毛主席著作不够好, 背不下来,以后改正,你是教育者,学得一定比我们好,你背背看!弄得对方难以 下台。经过总结经验,军宣队再不用这种方式教育编辑部的人员。还有一些更难办 的事情。来人民日报社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是个中级军官,相当一段时间受陈伯 达节制,自然奉命唯谨,坚决紧跟。工作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经常检查水平不 高,“跟伯达同志不紧”;陈伯达倒台了,立即检查“紧跟陈伯达”的各种错误, 清理所中陈伯达的毒。一个中级军官奉命“支左”,对上面的斗争一无所知,弯子 转得这么大,怎么能够“认识上去”?领导于是派来人,名叫“学习组”,帮助他 们提高认识。我没有听说有什么结果。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人员不少,给人们留下一 个相当强烈的印象:水平都不高,下场都不好。 1976年10月7日晚间,一个新工作组到达报社,和原来的“军宣队”碰头了。军 宣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工作组组长是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 同志,当时任解放军北京军区副政委。他原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一架飞机把他紧 急接回北京,派到人民日报社来。所以派他有个缘故。他曾作为解放军“支左”人 员,1971年到解放军报社工作。解放军干部到解放军单位“支左”,这很可能是中 国“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现象。他后来成为该报领导小组的负责成员,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坚决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大批饱受折磨的好干部的工 作,受到好人赞扬、坏人痛恨。“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来,他成为恶矢之的,小 会批,大会斗,“翻案大队长”、“还乡团头子”等恶溢都被加到头上。这从反面 显示了他的水平和魄力。人民日报社是重灾区,“四人帮”倒台后,所以从唐山调 了他来。 工作组进报社后,立即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迟浩田宣布“安民布告”:“四人 帮”被打倒了,过去领导人民日报的那个人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一系列严 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他宣布:人民日报从现在起必须听党中央指挥,执行正确路 线。谁唱反调,逆历史潮流而动,绝对没有好下场。他宣布纪律:中央未正式公布 此事前,不能乱传;严守岗位,照常工作。 核心小组开会的情况,一般人大概几天以后才辗转得知。核心组中被结合作为 点缀的老干部懂得执行保密纪律,造反派头头和几个卖身投靠的旧当权派有的心里 不服,有的意存观望,也不轻易泄露会议情况,这就使许多职工心里生出一个问号: 大概又有什么大事了。 10月6日隔离审查“四人帮”,14日内部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中间相隔 一个星期。这是少数知情者兴奋,多数人风闻点滴消息又切望证实因而焦急等待的 七八天。几个好心的同志劝我找迟浩田谈谈,“听说他很尊重革命老干部”;或者 找找副组长孙轶青,“听说你同他相当熟悉”。我考虑再三,决心继续观察,完全 看清楚了再说,因此不仅不找,还尽量回避。我估计他们一定很忙,而我是非常闲 散的人。没过几天,报社职工发现这个工作组同过去所有来报社的“钦差”、“教 师”不一样,穿军装的也好,穿便服的也好,“官”也好,“兵”也好,无例外地 夜里睡沙发,到食堂排队买饭,平易近人,毫无架子,这些都很投合报社的习惯和 气氛,很快缩小了行客、坐客的距离。 从第三四天开始,工作组人员到记者部开座谈会,谈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议 论如何坚持“三要三不要”。这种会大有意思,人人嘴里不说“四人帮”,多数人 话里暗指“四人帮”,心照不宣,一语传神。我是“二进宫”,先是“走资派”, 后是“反革命俱乐部后台”,有被“解放”的形式,又有“另册”的身份,当然是 先听别人说。大家轮过一遍,我只好敷衍几句。先说政治学习,后说业余学习。我 说业余时间读点《汉书》,读到《张(良)陈(平)王(陵)周(勃)传》,很受 启发,吕后嚣张一时,弄权祸国,到底被汉室一些老臣夺回国柄,可见逆历史潮流 而动总是要失败的。不仅工作组到会成员,记者部几个同志也点头微笑。可见我为 之喝茅台的事已经传得相当广了。 这个工作组人手不多,不事张扬,给人的印象是从容不迫,很有章法。也是先 抓宣传,但步子不是很猛。进报社两天,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从中 央决定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谈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 泽东思想,着重指出“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泽东 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了要失败的”。社 论还说要“反击右倾翻案风”,显得非常刺目。有个老同志当天打电话问我:“这 话是谁让写的?社论是谁看过的?”我说,我还“靠边站”,谁让写的说不清楚。 据我的经验,这种涉及大政方针的话,报社不会自作主张;这篇文章我想至少经过 中央管宣传的负责同志。对方可能不会想到我也正在捉摸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不愿 主动接触工作组的原因之一。 工作组抓的第二件事是调查研究,主要收集报社在“文革”中的有关情况。据 我从旁了解,工作组同不少人谈了话,也调阅了许多材料,但是没有人找我谈话。 我抱定一个宗旨,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主动。为时不久,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宣 布李某人恢复原来的工作。这件事使我想了许多,主要的不是“官复原职”。十年 “文革”,我经受许多前所未有的锻炼,开始作为“走资派”,普遍烧,后来作为 反革命俱乐部成员兼后台,重点烧。烧来烧去,除了我自己反复检查的政治、理论、 知识水平不高,工作难以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之外,没有烧出别的问题。从这个意 义说,算是经受了一次严格的鉴定。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个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显示, 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虽然经过严重摧残,但是没有消失。他们实事求是,认真负责; 到达等待解决问题的单位,不摆“钦差”架子,不以“救星”自居,不“钓鱼”, 不示惠,在干部本人并未提出任何要求的时候,主动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应该解决的 问题。如果所有工作组都能如此,即使有些问题堆积如山,何愁不能公正解决? 人民日报社是个相当特殊的重灾单位,“文革”十年,绝大多数时间由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控制,是非善恶颠倒,所以清查任务很重。另一方面,应该说, 有利条件也多,主要是“家底”比较清楚。被批斗的干部都在干校或农村、工厂劳 动,有的分配了一般工作,都未脱离报社“户口”。其余有的被结合作为点缀,有 的卖身投靠劣迹昭彰,一言一行都被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四人帮”在报 社的心腹为核心,一些造反派头头分任要职,十年的表演淋漓尽致,人们心里都记 了账的。由于材料比较凑手,群众发动充分,严格执行政策,清查工作相当顺利。 结果,三人开除党籍,五个“双突”分子取消党员资格,六人受到党籍处分。受处 分人数不多,说明工作组和报社职工充分考虑“文革”的特殊情况,既严肃认真, 又重在教育,是相当宽大的。报社领导班子同时作了调整,吴冷西由中央另行安排 工作,胡绩伟担任总编辑。我还任副总编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日报社领导权被篡夺,奉行乱命,大肆放毒。多数 时间摇旗鼓噪,有时也“始作涌”。1976年春发生天安门事件,本是群众自动汇集 起来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声讨“四人帮”,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人 民的伟大力量。“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权力,对群众进行残酷镇压,由头是人民 日报社的假报告。“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社的代理人当时率领几个人制造《天安门 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成为毛泽东表态、“四人帮”动武的依据。颠倒黑 白,陷害无辜,比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有过之无不及。工作组考虑此事为 害极大、民怨极深、牵涉人极广,在这个问题上突破,有利于为此后的拨乱反正树 立榜样。当即组织力量,写出清查材料《“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 件》,作为急件报送中央。但如泥牛人海,了无消息。我们事后得知,当时那位分 管宣传、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人说:“毛主席明明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 件,现在要平反,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要翻,翻 谁?”辗转听到这种高论,联想到具有表态性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中 赫然写着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立时明白了来源,于是告诫自己:不能把事情 想得过于简单,斗争的道路还很漫长。 迟浩田同志为首的工作组,特别是他本人,同人民日报社职工结下深厚友谊。 1977年10月28日,迟浩田依依不舍地离开人民日报社,回部队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 参谋长。198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庆祝四十岁生日,前工作组组长、解放军总 参谋长迟浩田应邀参加。人民日报社职工热烈欢迎,印刷厂许多工人奔走相告: “老迟来了!”“走,看老迟去!” 共产党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