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生死恨》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期间,梅兰芳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第一部彩色戏曲 片《生死恨》的拍摄。 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梅兰芳正在马思南路寓所里看一封来自四川的观众来信。 信中说:抗战已经胜利,四川的观众们盼望着梅兰芳能前去那里进行演出……忽然 听到有人在拉客厅的玻璃门。梅兰芳回头一看,见是他在香港的故交——电影导演 费穆来了。 梅兰芳起身迎接:“听说您导演事很忙,怎么今天倒有闲工夫来看我?”费穆 应声答道:“今天来,专程和您商量一件事。我想拍摄一部京剧的彩色影片。”梅 兰芳说:“好呀,我愿意听听您的计划。”费穆说:“有一位颜鹤鸣,在试验冲洗 彩色片的技术,颇有心得。我打算和他合作,请您拍摄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特来 征求您的意见。”梅兰芳笑了:“这件事,我很有兴趣。但我国还没有拍摄过彩色 影片,技术有无把握,这是先决条件。”费穆解释着:“我国的电影技术,还比较 落后。在种种困难的条件下,要进行彩色片的摄制,自然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但我 们有信心、有勇气做好这件事。您如果能和我们一起进行这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是 有意义的。”梅兰芳见他十分诚恳,便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拍摄电影,我早有 这个打算,因为我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几时听见过唱旦角的唱到六十、七十? 那就成了老旦了。可是,我经常接到各地观众的来信,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去演戏。” 说到这里,梅兰芳将四川观众的来信递到了费穆手里,接着说: “大家这样盼望看我的戏,而从我这方面来说,从师友那里学来的东西,加上 我自己多少年来刻苦琢磨出来的一点小小的成就,也使我希望自己能够到各处走走, 让大家都能看到。但目前的情况是:第一,交通不便,行动极为困难;第二,中国 地方那么大,不可能都走遍。我每想到这些,心里就觉得不安。所以很想拍一部电 影,使许多远地方的人,也能从银幕上看到我的戏。 这是我的心愿。我刚才说有兴趣拍电影,就是这个意思。”费穆看他兴致来了, 反而将了他一军:“您的志愿很好。但这件事是多少带有冒险性质的,我们只能尽 力而为。”听到“冒险”二字,梅兰芳不由得感慨起来:“我一生在艺术上做过许 多冒险的事。像一九三○年到美国旅行演出,临上船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从纽约 打来的电报,电报说,此间经济不景气,股票大跌,请缓来。我经过一番考虑,便 把这封电报丢到火炉里去了。除了一两位老朋友知道这件事之外,我对剧团的同仁 根本没有谈起,第三天就上了邮船,所以拍摄彩色影片的事,我决心要做就不怕冒 险。”就这样,事情定了下来。 两个星期之后,经过了有关人员的几次讨论,一致同意将舞台剧《生死恨》改 编后搬上银幕。于是,在原有剧本的基础上,经过了一些适度的增删裁剪,将舞台 剧的二十一场改为十九场:序幕、被掳、磨房、逼配、洞房,拷打、诀别、潜逃、 鬻婚、尼庵、夜遁、拜母、遣寻、夜诉、梦幻、遇寻、宋师、重圆、尾声。 在这十九场戏中,有保留、有修改、有删节,也有增写的。改编的原则,是为 了适应电影的需要。 剧本整理好之后,布景的运用方面又产生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完全照 舞台实况记录下来,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根据银幕需要来增设实景。在两种意 见针锋相对,无法统一的情况下,梅兰芳只好向费穆建议:试拍两组镜头,然后根 据效果再决取舍。比较的结果是,实景在色彩和画面构图方面都比舞台装饰看着更 令人舒服些。 布景问题解决后,大家又对录音、表演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而妥贴的安排,导演 分镜头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于是,《生死恨》彩色影片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在上海当时最好的摄影棚——位于徐家汇的原来“联华”三厂的第二号棚内正式开 拍。 那天夜里,戏剧界、新闻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都来到摄影棚里进行参观采访。 耀眼刺目的水银灯下,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四周虽然罗列着巨大的冰块,但还 是抵不过天气的炎热,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不断擦拭着脸上的汗珠,一边紧紧盯着 拍摄现场。 摄影棚里已经搭好了三处堂景。按计划,先拍“洞房”一场的镜头。 “洞房”的内景是墙边立着几根木头,地上堆着几捆柴草,正面墙上有一个窗 户,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靠窗的位置上,有一张白木桌,上面摆着一对红蜡烛台, 还有一些板凳、床板等家具。这时,梅兰芳已化装完毕,正等待着开拍。只见他梳 着大头,点翠头面,藕荷色的褶子,白裙子,脸上的粉彩也根据电影化装师的要求 进行了淡化处理。 随着一声“开麦拉”的命令,演员们便跟着镜头表演起来。从晚上九点钟进棚, 一直到天亮才结束。近十个小时的连续工作,演员们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 梅兰芳正在卸装时,费穆走了过来,冲他竖起了大拇指:“电影界的同仁们在 参观拍片时都说,梅先生并不是专业的电影演员,但摄影机一动,他就进到戏里去 了。这就是在电影演员里,也是难能可贵的。”梅兰芳谦虚地笑了:“拍电影我经 验不多,还得请各位指点。”第二组镜头,拍的是韩玉娘从尼姑庵逃出来的一场戏。 舞台上的表演本来是唱〔流水板〕走圆场,连摔带跌下场。导演认为这对电影表现 来说并不合适,他在绘制的山水布景前面,立了几棵立体的树,画出路线,作为在 树林里行路的规定情境。梅兰芳试走了两遍后,便正式开拍。谁知在开拍时,梅兰 芳已快走完应走路程了,嘴里唱腔还没唱完。梅兰芳急中生智,临时绕了一个小弯, 恰好与唱腔和锣鼓经接上。拍完这组镜头后,费穆跳上布景的石坡,对梅兰芳说: “你刚才这一手,来得真机变。我看你绕弯的时候,怕你走出画面去,吓了我一身 冷汗。谁知居然恰到好处,顺利拍成,不遵照导演指定的地位,而能完成这个镜头, 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夜诉”是《生死恨》中最重要的一场唱工戏,〔二黄倒板 〕、〔摇板〕、〔慢板〕和〔原板〕等一应俱全。可是舞台上的道具却很简单,只 有桌上的一盏油灯,韩玉娘也没什么动作,只是坐在椅子上,对着手摇小纺车,边 唱边纺。为了适应银幕真实感的需要,费穆特地从织布厂借来了一架老式的织布木 机,面对如此巨大的织布机。梅兰芳不由得嘀咕起来:“该不会因它而妨碍动作吧?” 谁知费穆把这一难题又推给了梅兰芳:“身段方面,需要您来创造,以您的舞台经 验,是可以突破成规加以发挥的。”回到家里后,梅兰芳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就躺 在廊下的藤椅上静静地琢磨起身段来:织布机体积庞大,当然不能坐在那儿对着它 唱,一则挡脸,二来也无法做身段。只能围着它连唱带做,进行模仿表演,突出手 势和面部表情。导演曾经说过,气氛不能过于虚假,因此手势和动作又必须以真实 的纺织姿势为依据进行再创造,使观众既有真实的感觉,而又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 的舞蹈化动作。 打好腹稿后,梅兰芳来到了花园的草地上,开始进行身段和动作的创造和练习。 心里勾画出一架织布机的轮廓,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权作织布用的梭子,一会儿比 画着来回穿梭的样子,一会儿做出推、拉、按等种种织布手势。梅兰芳一边哼着唱 腔,一边揣摩着各种身段,越做越高兴,竟然忘记了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已到 了黎明时分。做饭的大师傅起来烧水,看见梅兰芳一个人在草地上转来转去的,就 笑着和他打招呼:“天都快亮了,您还练太极拳,不怕出汗吗?”身段想好了,心 里很痛快。梅兰芳回到房中,洗了一个澡,一躺下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香甜。 晚上十点钟以后,梅兰芳赶到摄影棚,开始拍摄这一组镜头。昨夜预先设计好的身 段,大部分都用上了。织布的梭子成为梅兰芳得心应手的舞蹈道具,而庞大的织布 机身,不仅没有妨碍梅兰芳的表演,还给他提供了更好地发挥传统艺术的机会。几 年之后,当梅兰芳再演《生死恨》时,看到舞台上的小纺车,还不禁想起拍电影时 所用的真织布机和那些下工夫想出来的身段呢。 从夏初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底,拍摄工作才算基本结束。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费穆请大家到愚园路的柳林别墅去看全部《生死恨》的样 片。这部承载着许多人高强度劳动的样片,就色彩而言,虽然与当时的一般彩色电 影相比还有些距离,但就他们当时现有的技术条件和设备水平来看,也就不容易了。 一位朋友十分欣赏地说:“我感到这部影片的色彩,含有我国古瓷古画的意味,倒 也能表达民族风格。”又隔了一段时间后,电影公司又来通知:拷贝从美国寄回来 了,要梅兰芳等人去卡尔登电影院看试片。 梅兰芳满怀着欣喜前往,但第一幕一放映出来,就不由得大失所望了。 颜色走了样,红的不够红,蓝的不够蓝;人像有时模糊不清;而录音方面更糟, 金属乐器如小锣等的声音竟是不稳定的,唱腔有时也颤抖不稳,口形与声音有时竟 没对上……梅兰芳越看越生气,真想把这部片子一下子扔到黄浦江里去。勉强坚持 看完后,梅兰芳没有好气地对费穆说:“我们这部片子,是以彩色号召的,现在颜 色走了样,如果拿出去公映,对观众没法交代,只有坏的影响。美国电影厂太不负 责,我们的底片是很鲜明的,怎么会弄成这种样子!我主张不发行。”看到梅兰芳 如此烦恼的样子,费穆也就没多作解释。 这天晚上,梅兰芳一夜没睡。 第二天下午,许姬传来到梅宅,代表费穆向梅兰芳进行了解释,并诉说了许多 洗印拷贝和画面剪接方面的苦衷。 由于拍摄影片时所用胶片是只供家庭和俱乐部放映,或在旅行时拍照风景片的 十六毫米的“安斯卡色”,美国方面只有将它拷贝成三十五毫米的片子后,才能适 用于电影院。小片放大,颜色自然就变淡了。 而画面和声带对不上的原因,是由于电压不稳定,从而引起了录音机和摄影机 两个马达速度的不平衡所致。幸而当初拍摄时同时拍了A 、B 两条画面,原想一正 一副接两部片子的,为了救急,只好两条并成一条了。费穆把自己关在家中,闭门 一月,一字一句地对录音,一寸一缕地接胶片,终于对准了口型,使声影同步了, 但镜头方面的零乱却无法兼顾了。后来底片拿去印拷贝的时候,有一段片子像鱼鳞 一样,外国的技术人员看了大吃一惊,还以为是二十世纪最新的剪接方法呢! 梅兰芳经过了一番全盘考虑后,还是顾全了大局,不再坚持不发行的意见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