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造洁兰西 断头机下积郁十年的冲天血腥给拿破仑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法兰西。 第一执政每天工作20 个小时……他说“凡做大事的将军,也都具有文官的才 能。” 当拿破仑的注意力由带给他荣誉的光辉的战争转移到法国内部事务时,他发现 断头机下积郁十年的冲天血腥给拿破仑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法兰西。 大革命并没有真正调和阶级冲突和宗教分歧,保王党人和被革命者剥夺了传教 资格的数万天主教教士正在四处煽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而革命者则被自由的喧 嚣搞得派系林立,国内有如一片散沙。 旧的制度被革命的洪流冲毁了,但新的制度又都建筑在并不可靠的沙滩上,革 命激情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人们在摧毁一切的渲泄之中,从未想起建设的重要性。 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第一执政决定率领他的战友们开始一场创造,再造法兰西现在成为他最迫切的 任务。 在参议会上,他告诉那些喜欢空谈而疏于动手的参议员们: “我们已经结束了革命的浪漫史,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写它的正史了。我们必须 仅仅着眼于在应用原则中那些实际的与切实可行的方面,而不应根据推测和假设。” 然后,便雷厉风行,投入工作之中。那些过去松散惯了的官员们很快便发现是 在一个精力如此充沛,头脑如此精明,工作又那样负责的巨人领导下,于是他们便 不自觉地被卷入了一股创业的洪流中,推波助澜。 由于第一执政的精力过人,它滚滚向前,经常保持高涨。他毫无休止地总要追 根究底的作风,迫使行政工作人员不能不透露他们工作的内情;他卓有才智因而能 抓住每个问题的要点并找出了解决的办法:他的工作热情与坚韧不拔的精神使得各 部部长和各委员会辛勤地工作。他有时每天工作20 小时,以便检查工作完成的情 况。总而言之,是波拿巴做事彻底的精神,和他对法国所抱有的雄心壮志,使得每 个官吏都具有一点像他那样蔑视困难的精神,做到像一位官吏说的,“我们都习惯 于想干大事了”。 政治建设中急需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关于地方政府问题。在确知全国人民已经接 受新宪法的当天,第一执政即向立法机构提交一份关于管理各郡事务的法律草案。 新的法律规定以中央直辖的地方政府代替地方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仍然 照旧,但是国民公会所废除的“专区”又恢复了,不过范围比前稍大一些,现改称 为县。同时1795 年合并于县的较小公社也恢复了。 郡守这一重要官职好比是第一执政的缩影,他掌管全郡的行政事务。同样,在 新划定的县,也派了县长;而公社则由市长管理。五千人以上的公社,市长由第一 执政委任,5000 人以下的公社,则由郡守委任,但均对中央政府负责。 过去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地方权力最终都置于选民手中,现在宪法第七十五条坚 决取消这种制度,而且在实际上定下了对官吏不能提出起诉。 根据这个法律,在1800 年年初,法国由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所接管了。 这些官僚由于利益相关和官官相护而结合在一起;地方行政制度经过了10 年的民 主试验之后,几乎回复到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情况下。事实上,现在郡守的权力,大 体说来,比旧王朝时代的省长大得多,因为后者还受省高等法院的牵制,而这些由 第一执政任命的郡守,则只需应付徒有空名,毫无实权的郡议会而已。真正掌握地 方实权的是郡守。 奇怪的是这项法律竟然未引起强烈的反对。因为它实际上在最宜于有效地实行 民主的范围内,即在地方自治方面,遏制了民主;从而使民选制度除了选择地方治 安法官外变得有名无实。这一点早为保民院内的自由派人士所看出,但是由于1 月 份通过的规程,他们的权力甚小,虽然多努作为保民院的“发言人”,尖锐地批评 了这项措施,但他最后却有气无力地劝告说,否决这项提案是冒风险的。保民院因 此以71 票对25 票通过了这项提案;立法院也以217 票对68 票予以通过。 人们常常认为这种新的地方政府收效良好,因而足以证明法国的民族特性需要 的是中央集权而不是地方自治。 许多有识之士欢呼这样的变革,认为它证明了波拿巴洞察法国国民性的非凡眼 力。他们声称这种国民性的特征是渴望辉煌的彪炳的成就、井井有条的秩序和坚强 有力的政府,而不是爱好攀登崎岖陡峻、荆棘丛生的途径去求得自由。 在寻求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以便将庞大的法兰西充分地组织起来的同时, 波拿巴还积极寻找有效途径,解决国内的宗教心理。因此接受新思潮的理想主义者 和担心财政破产的实干家们,联合起来向教会的财产与特权进攻;教会“什一税” 充公了,教堂修道院之类及其财产也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虽然确曾打算 过编制关于公众礼拜开支的预算以维持主教和教士的生活,但这个庄严的责任不久 便为更激进的革命者所废弃。 然而掠夺行为还不是这些革命者最大的罪过。1790 年7 月,他们通过了一项 旨在把教会置于国家权力之下的法律,叫做《教士法》。它迫使主教和教士必须由 他们所在的那个郡和教区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并强迫他们宣誓严格服从新秩序。 全部主教,除了4 人以外,都拒绝作这种无视教皇权威的宣誓;5 万以上的教 士也拒绝这么做,这些人因此被剥夺了圣俸。这些抗拒者被称为正统教士或拒绝宣 誓派的教士;根据1792 年8 月的法律他们被逐出法国。 较为顺从或见风使舵的教士,接受了这个新法令而被称为“宪政派”的教士, 大约12000 名宪政派教士结了婚,有的还竭力称颂恐怖时期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措 施。有一位教士使虔诚的教徒们大为震惊,因为他举行圣餐礼时头戴红帽,手执长 矛,而其妻则出现在祭坛之旁。像这样亵读神圣的事并不多见,但这些事使宪政派 教会声誉扫地,而特别突出正统派为了无愧于心而不怕流放、不怕牺牲的勇气。 虽然,倾向于革命的教士创立了新教,但乡村地区,农民仍然以很深的感情拥 护原来的正统派教士,时常跟着他们到森林里去做礼拜而不理睬要取代他们的新宗 教教士。 这就是1799 年法国宗教的情况:它的圣职人员严重分裂。正统派教士尽可能 地保持他们的教区的信徒;有的则在国外过着穷困的生活;宪政派教士,尽管督政 府还是讨厌他们,却在逐渐战胜敬神博爱教徒;后者的声嘶力竭的努力只引起人们 的讥笑而已。 虽然波拿巴对任何宗教都缺乏深厚信仰,但他深深感到需要宗教来维护道德和 巩固社会。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在科西嘉曾亲眼看到罗马天主教的力量。在出征意 大利时期,他见到法国正统派教士为求问心无愧,而流亡在外,甘于贫困;对他们 这种宗教热忱,他为之惊叹不已。他对这些被流放的教士的保护,超过了真正的共 和主义所能容许的范围,他们对波拿巴感恩戴德。 到了雾月政变后,他取消了过去那种强迫教士宣誓的做法,而只要他们保证忠 于宪法。 马伦哥之战的胜利,使波拿巴得以进行同梵蒂冈和解的计划。他通知一位伦巴 第主教说,他愿意同即将进入罗马的教皇庇护七世建立友好关系。这位教皇在罗马 得到了波拿巴的保护,不久便恢复了对教皇各属邦的主权,只是没有恢复对教皇领 地的主权。 巴黎与梵蒂冈之间的谈判,主要由一位精明强干的教士贝尼埃居间奔走。在第 一执政平定布列塔尼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波拿巴的信任。现在他恳劝罗马教廷的代 表们,对法国一切合理要求必须让步。 梵蒂冈的谈判代表是孔萨尔维和卡普拉拉两位红衣主教和斯皮纳主教阁下。他 们都是些能干的教士,善于刚柔并用,以维护教廷的权利,而常使强有力的君主们 不论用武力或用权术都无所施其技。 谈判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要法国教会的主教们辞职的问题。波拿巴要求,不 管是正统派或宪政派的主教,都应向教皇辞去圣职,否则便由教皇下令免职。虽然 提出这样的建议似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但波拿巴却声称:只有两派的主教 都辞职后,才能重新选择符合要求的人。尤其专断的意见是,教会应放弃它对被没 收的领地的一切权利要求。 罗马教廷对上述两项要求进行了顽强的对抗。前一项要求强迫久遭迫害的主教 们辞去圣职,后一项要求等于默许冒渎神明的掠夺行为,这两者都使得罗马教廷非 常反感。斯皮纳主教恳求:至少要恢复“什一税”。对这一要求,波拿巴根本不屑 答复。因为他知道这会令那些忠诚支持他的农民兄弟伤心甚至反感。 事实上,要达成任何妥协,都是很困难的。要使卢梭与罗伯斯庇尔的法兰西适 应梵蒂冈一成不变的方针,这个任务对波拿巴这位“革命继承者”说来,比从事任 何征战都要艰巨。砍掉一个人的脑袋总是要比重新改造他的思想来得省事;现在波 拿巴不但在努力改造法国人的思想;而且还在想改造罗马这座“不朽城市”的思想。 他不仅不同意教会的这些可笑要求,反而要求教皇出让波仑亚、斐拉拉、罗马 涅三个领地。并派贝尔蒂埃和缨拉两位将军前往罗马去暗中施加很大的压力,其方 式是,在教皇属邦里为法军征用军需物资。 谈判一直相持不下,直至后来教皇授与斯皮纳以较大权力,去巴黎进行谈判, 才打开僵局。孔萨尔维也前往巴黎,在杜伊勒里宫他同其他外交使节一起受到了隆 重的接待,这位红衣主教的出现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执政和他进行了长时 间的谈话,口气起初有些严肃,但越来越变得和蔼可亲。 然而随着波拿巴的态度的缓和,他的要求却变得强硬起来。在接见结束时,他 催促孔萨尔维在五天内签署一个颇为不利的条约文本,否则便停止谈判并另立国教 ——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做法会完全成功。 在后来的一次接见中,波拿巴用随便的口吻道出了同样的决心。当孔萨尔维坚 持要他对僭位的宪政派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时,他便笑着说:在他不知道他与罗马 教廷的关系究竟如何时,他是不能够进一步行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是一个 人不能与上帝达成协议,他就会与魔鬼取得妥协了”。 波拿巴向宪政派教士频送秋波很可能不仅是一种狡诈的策略,这一点孔萨尔维 是知道的。如果建立国教,他不但会激起由来已久的要求法国教会独立的情绪(这 种情绪,在僧侣和俗人中仍然是强烈的),而且还会激发法国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 波拿巴谋求与罗马教廷联合,他的动机自然受到了深刻的批评。他要把教务专 约强加于法国,同时也强加于罗马教廷,这确实是他生平最艰难的一次谈判。 他不喜欢新教,因为它易于产生教派,损害全民意志的统一。 他对卢梭的学说还有一定的信仰,因而要求全民意志应当一致,——当然,前 提是要在他的意志控制之下。而在宗教领域内,除非他得到教皇的支持,否则这样 的统一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与罗马教廷达成协议,他才能获得一支宗教大军 的支持。最后一点是,如果波拿巴建立了法国国教,他不仅会使国内的宗教分裂延 续下去;而且会使他自己没有资格去扮演当年查理大帝的角色,统治中欧和南欧。 为了按照四海一家的的模式去改造欧洲,他需要一支超越法国范围的宗教警察队伍。 为了实现上述的雄图,这位恺撒的继承者就需要借助教皇这个圣彼得的继承者;而 这种助力当然只会给予在法国恢复天主教的人,而绝不会给予使法国教会长久分裂 的人。 当条约要最后定稿时,塔列朗这位嘲笑宗教的君子,这位一切教会权利的死敌, 忽然觉得有必要到外地去疗养,而让两个同样坚决抵制签署这项协议的人去继续谈 判:一个是国务部长马雷,另一个是后来担任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奥特里夫。这 两人决定向孔萨尔维提出一份与业已达成的协议大不相同的条约草案,而且是在已 经正式宣布即将签署条约以后。 在这最后时刻,孔萨尔维这位红衣主教突然遇到这些意外的变故,面对这个圈 套一时愣住,因为这迫使他要么签字屈服,要么就接受谈判的公开破裂。虽然如此, 他还是对整个问题争论到底;这个会议一直开了24 小时。孔萨尔维甚至还出席了 第一执政在7 月14 日举行的国宴。在宴会上波拿巴当着其他贵宾的面,告诉孔萨 尔维,问题是“要么就用我的草案,要么什么草案也不用提了。”但是这位红衣主 教非常耐心、无比顽强;终于在约瑟夫·波拿已的斡旋下,把那些在最后时刻强加 进草案的那些要求撤销或改动了。 教务专约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在1802 年复活节批准了。其内容可概括如下: 法国政府承认罗马天主教是法国绝大多数人的宗教,“尤其是执政们的宗教”,但 拒绝按照1789 年前旧制度那样定为国教。在法国,可以自由地、公开地作罗马天 主教的一切活动,但必须遵守政府为维持公共安宁所颁布的治安条例。 对大主教教区和主教教区重新作了划分。法国总共分为60 个主教区。第一执 政享有提名主教的权利,而由教皇正式授予圣职。所有大主教和主教都应宣誓忠于 法国的宪法。主教提名下一级教士,但须经法国政府认可。全体教士都有维护法国 政府权利的义务。 另一条款使法国的安定更有保障的是:对占有被没收了的教会土地的人,应完 全、永久地保证其权益,这是一种恢复安定、有积极意义的妥协条约,它使每一个 村庄复得安宁,使许多良心不安的人得到安慰。另一方面,政府负责给予教士适当 的薪俸,这一诺言在履行时很不大方。 雅各宾派人士,尤其是军事首领们,对这个教务专约大肆攻击。这些不信宗教 的将军大部分是互相嫉妒、无法团结起来的,否则他们也许会推翻波拿巴的。 但他们在内政方面显然无能,这使得他们除了说说粗俗的笑话,或做做拙笨的 表演,以发泄发泄情绪而外,什么也没敢做。为了庆祝教务专约的批准,在巴黎圣 母院举行复活节庆祝会,座上有一位叫戴尔马的将军很大胆他说了一句显然语带讽 刺的话:“的确,这真是一出好看的僧侣演戏,一点不差。只不过少了100 万人。 这100 万人牺牲性命来推翻的正是您今天竭力加以恢复的东西。”对所有这些抗议, 波拿巴的态度是镇静自若;骨子里是他毫不动摇的决心;在他这种决心面前教士也 好,将军也好,同样也毫无办法。 在处理有关宗教问题方面,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他很早就暴露了他的道德 品性的主要缺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总是不择手段,而在每次和人家打交道中, 总要得到最大的好处。他在拒绝让罗马天主教完全成为国教的同时,强迫教会放弃 它的财产收入,接受国家的管理并维护国家的利益。 确确实实,若是说波拿巴,像夏托勃里昂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恢复了神坛”, 那么,他也是在勒索到最后一文钱之后才给予恢复的。 就这样,波拿巴在弥合法国的宗教大分裂当中,给革命情绪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当时的宗教分裂正是革命情绪的一种明显的反映。用波拿已的一位部长的话来 说:“教务专约是战胜了革命时期的精神的最光辉范例,以后的一切胜利毫无例外 都是它的结果。” 第一执政在一个对宗教半信半不信的社会里,既已大胆完成了组织宗教的伟业, 现在他又准备着手一件几乎同样危险的工作,即建立社会勋位等级制度,而这个国 家在7 年多以前,任何有个头衔的人都有资格上断头台。 1802 年5 月,波拿巴提议设立荣誉军团,由15 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将 官、指挥官、军官和荣誉军团团员。该团事务,由波拿巴亲自主持的委员会管理。 每个大队获得“国家封地”,每年有20 万法郎的地租收入,按等级分发给每个成 员。凡已获“荣誉纹章”的人都是荣誉军团当然团员。凡“在争取自由的战争中对 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军人,和凡“以其学问、才干和德行帮助建立或捍卫共和国原 则”的文职人员,都有希望获得现在提供的勋位和奖赏。 将文职人员纳放荣誉军团,最能表现波拿巴的远见卓识。著名学者如拉普拉斯、 蒙日、贝托莱、拉格朗热、夏普塔尔,法学家如特雷拉与特隆歇,他们的鼎鼎大名 给荣誉军团增添了光采。 波拿巴是想把全国的聪明才智都调动起来。当迪马提议授勋应仅限于军人时, 第一执政作了一个极为漂亮而令人信服的回答:“在现在的时代,要作大事,仅有 五呎十吋的身躯,是不够的。假如只要有力量和勇敢就可以当将军,那就任何士兵 都可以当将军了。凡做大事的将军,也都具有文官的才能。军人不管道理,只知武 力;除武力外,不知其他,并以武力衡量一切。而另一方面,文官只注意到为公众 谋利益。军人的特征是总想独断专行,而文官作事则一切均需要讨论协商,讲究真 理,诉诸理性。因此,毫无疑问,文官是要高明得多。” 从这些杰出的言词里,我们可以看出波拿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能出类拔萃的 秘密,波拿巴一身兼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最大长处,他自然希望他所创立的新的授 勋制度会使法国在各方面都生气勃勃地发展,他也深知这种效果会很快地在军队里 表现出来。在一个新的荣誉军团团员入团时,他得宣誓: “献身于为共和国服务,维护其领土完整,保卫其政府、法律并保卫法律规定 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用正义、理智和法律所许可的一切手段进行战斗,击败一 切复辟封建制度或恢复其爵号和地位的企图。最后,竭尽全力维护自由与平等。” 毫不奇怪,保民院虽然已经清除了有独立见解的议员,仍然会判定现在提出的 这种保卫自由和平等的办法实际上威胁着自由和平等。议员们严厉地批评这个计划 是一种反革命诡计。然而他们懦怯、自相矛盾,锐气已挫,结果仍以56 票对38 票通过了他们已正确地估计到其后果的这一法案。这种新制度确实非常适于巩固波 拿巴的权力。它以没收了的土地作为它的财政来源,这就提供了防止旧王朝和封建 贵族复辟的一定保证。 同时,这种新制度鼓励了一个有天才的民族所固有的对名誉地位、丰功伟绩的 热爱;这样,便悄悄地把社会分成了等级,而以一种翻新的高卢骑士制度下的高级 骑士为其核心。 当时,贝利埃这位法国第一流的法学家反对这一新的等级制度,说它要把法国 引回贵族统治,并十分鄙视他说,十字勋章和缓带只是帝王将相的玩艺儿,这时波 拿巴便回答说: “是呀!人是被玩艺儿牵着走的。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不会说这样的话。但在聪 明人和政治家的会议上,每个人都应当说出他的心里话。我不认为法国人爱好自由 平等。法国人经过了十年革命一点也没有改变。古代的高卢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 也是那样的人:凶狠,而又反复无常。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感情,就是爱荣誉。我们 必须培养这种感情;他们必须得到各种荣誉地位。看看他们在外国人的勋章面前是 如何的毕恭毕敬!” 拿破仑时代的另一伟大事业,巍峨坚固,像金字塔一般,那就是把法国的法律 重新整理,编成法典。 法国的旧法是一堆理不出头绪的乱麻。其法律和惯例主要来源于罗马和法兰克 王国的法典;又与封建惯例、各省特权、教会权利,以及后来名目繁多的国王敕令 纠缠在一起。革命者在立法时将这堆荆棘丛生的蔓草根株枝叶统统拔掉,没有遇到 丝毫的反对。只是在他们试图把《人权宣言》的原则运用于政治、民事和刑事问题 时,才开始遇到困难。《人权宣言》的原则中有关刑法的主要原则是法律只能禁止 对社会有害的行为,而且只是在认为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判处刑罚。除了这些 划时代的宣告以外,议会在1790年还加了两条:(一)问罪只限于罪犯本人,而不 及其家属;(二)罚与罪应相当。 民法受《人权宣言》的影响很大。不过,类似的一些著名宣言在随后发生的国 内纷争中,在很大程度上都遭到违反。法国革命中,有些空想家就好象《圣经》的 《创世纪》中所说的那些建筑通天塔的人一样,非常努力,看不到把宣言的原则应 用于实际生活时,由于人们的批判能力大大超过了建设能力,而遇到很大的困难。 真的,他们的热情是如此高涨,所以一点困难也看不到。 波拿巴指定特隆歇、比戈·德、普雷亚梅纽、马尔维尔和能言善辩的波塔利斯 去编纂法典。他们不停地工作了4 个月,完成了第一稿。他们先行听取最高法院和 上诉法院对第一稿的评论,然后提交参政院让立法专门委员会来决定。在那里,它 经过几位专家仔细研究,尤其重要的是波拿巴的亲自的审阅。审议这部法典的会议 共开了102 次,其中他亲自主持的过了半数;会议往往开八九个小时之久,但不能 满足他那事事追根究底的殷切欲望、毫不放松持续努力的要求以及毫不动摇的求实 精神。 他倾听着法学家们的讨论;当讨论书本要纠缠不清时,他便出来,理出个头绪, 并以醒目的方式,把结论归纳出来。他以其有条不紊精神把繁冗的法律辞句,锤炼 成明白通顺的法语;人们感到,他那准确无误的洞察力,犹如一块对政治和社会的 试金石,用以检验那些五花八门的引自法国旧法律或革命时期惯例中的条款,从而 决定取舍。最后,2281 条的法律条文凝成了一个简直是无懈可击的整体,人们不 禁要惊叹这位巨匠的构筑技巧。 制订这部法典好比建筑一座金字塔,其中一些巨石几乎全是波拿巴亲手砌上去 的。他扩大了法国公民权的范围;尤其重要的是,他加强了父亲的权力,从而巩固 了法国人的家庭组织。 他把男子结婚的法定年龄提高到18 岁,女子提高到15 岁。并且规定新娘必 须在结婚典礼上重述法定的要服从丈夫的词句,同时,做丈夫的有责任保护和赡养 妻子。 他决定把离婚的理由从九种减到四种——通奸、虐待、被判处不名誉的刑罚, 以及双方同时——但“双方同意”这一理由,必须在结婚之后至少两年才能提出, 而且要经过坚持不断的要求,方能成立;但对于已结婚20 年以上者,不能以此作 为离婚理由。 波拿已力图使收养儿女的行为带上十分严肃庄重的色采。他宣称这是一种最为 伟大的行动。但为了避免使人们因此不愿结婚,明确规定独身者不能享有收养后嗣 的权利。这种预防措施显示了这位能干的统治者多么敏锐地预见到未来。他必然是 预料到法国将来的人口,由于法律迫使家庭在其所有子女中平均分配财产,将停止 照正常速度增加。 1804 年,《民法典》正式通过,成为法律。经过略加修订补充后,于1807年 被重新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它的条款1806 年已在意大利采用。 1810 年,荷兰以及北海沿岸地区,甚至到波罗的海的卢卑克,都把这部法典 作为它们的法律蓝本;1811 年贝格大公国也这样做了。这一法典还间接地对德意 志中部和南部、普鲁士、瑞士和西班牙的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这部法典的 许多显著的特征,也为中美和南美的许多国家所吸取。 一国的立法者,对不法之徒,总不免以惩罚作为最后手段。然而他还是宁愿用 教育作为更有力的措施的。法国当时的教育事业也确实迫切需要波拿巴加以注意。 但波拿巴在教育方面成就却显得平凡得多。因为他发展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启发 思想、发展才能,而在于训练一批批有谋生技能的人、奉公守法的公民和热情的战 士。学校里的训练,差不多完全是军事化的:学生经常进行操练,每天上下课都以 击鼓为号。国立中学的数目和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了,但普通中学和小学因无上述吸 引人的特点,进展甚慢。 他要把教育和学术置于不折不扣的连队式训练和管制之下。要用国家机器带动 的铁犁,去摧毁旧世界的文化园地。 他力求排除思想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以修剪树墙四万法去训练年青的一代, 使之整齐、实用。一切有凌霄之志的幼苗,尤其是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都被剪掉了。 因此,曾经是欧洲最爱好推理的法国思想界,很快就变得死气沉沉,趋于僵化。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化领域。 法国的诗人——这已是被断头台弄得七零八落的一群——唱着勉强而空洞无物 的调子,直到后来重建帝国才产生了贝朗热的扣人心弦的抒情诗所表达的对帝国的 热忱。法国的哲学沉默了;拿破仑时代的史学则拄着官方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跛行, 直到下一个世代,阿道尔夫·梯也尔才开始写他的巨著。 在数学和应用科学方面,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辉煌的发现为这位皇帝的统治 增光生色不少。 他曾改组法兰西科学院,并且每十年对主要作品和主要发明给予奖金,以图刺 激文学的发展,但都没有成效。科学虽然兴旺起来了,文学却一蹶不振。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拿破仑把国家从混乱之中拯救出来,他的军旗飘扬 到那不勒斯、里斯本以及莫斯科;但他却找不到一个有独创思想的、实在能够歌颂 他的诗人。在他的统治时期,主要的文学杰作却来自被他弄得穷困不堪的夏托勃里 昂和被他流放国外的斯塔埃尔夫人。 正如有些学者评论的拿破仑的种种重建工作给法国这个“过于浪漫”而“易于 冲动”的国家“添上了一些大块花岗石”,他用他的意志作为凝合一切的水泥,把 法兰西生活中松散流动的鹅卵碎石建成一道混凝土的防波大堤,挡住了那些革命狂 热或保王气焰的风暴。这些风暴曾将零星散漫的万干事物刮得上下颠簸,甚至使法 国内地也变成一片荒凉。但从他挡住这引起风暴以后,法国思想文化界所特有的生 命激情和创造冲动也完全凝固成一潭毫无生气的死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