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怯 在我一生的最初阶段,也许还有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我确实度过相当长的一 段聋哑人般的生活。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像上一世纪的真正诗人那样惯常穿一身黑衣服,还模模糊 糊觉得自己的相貌相当不错。但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姑娘们面前就会说话结巴或者 脸红,不但不去接近她们,反而遇到她们便侧身而过,还要显出毫无兴趣的样子, 其实心中满不是那么回事。对我来说,她们是一种巨大的奥秘。我情愿在这神秘的 火堆里烧死,在这深不可测的井里淹死,却不敢扑向这样的水和火。由于碰不到能 推我一把的人,我就在令人着迷的岸边徘徊,目不旁视,脸上更是毫无笑意。 对于那些成年人,对于那些小人物——铁路和邮局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夫人” (小资产阶级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被“老婆”这个词吓坏了),我也采取同 样的态度。我在父亲的饭桌前听大人们聊天,第二天如果在街上遇见头天晚上在我 家吃饭的那几个人,我可不敢招呼他们,为了避过难堪的时刻,我甚至走到另一侧 的人行道上去。 胆怯是一种心灵的怪毛病,是一个特殊的范畴,是展现孤独的一个方面。 它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仿佛有两层表皮,第二层的内皮在生活面前易受 刺激而收缩。在人的各种结构中,这一素质(也可以说是这种毛病)毕竟是为人的 不朽性奠定基础的熔铸体的一部分。 我在多雨地区形成的迟钝,我的长时间沉思默想的习惯,比所需的时间持续了 更长久。我来到首都以后,慢慢地结识了许多男女朋友。在别人不太注意我的时候, 我跟他们更容易交朋友。当时,我对人类并不特别好奇。我曾心想,我不可能认识 世上所有的人。尽管如此,在一定的环境里,竟有人对我这个16 岁多一点的新诗 人,这个来时无人招呼、去时无人送别的不能尽情吐露胸臆的孤独少年,产生了些 许好奇心。况且,我身披的长长的西班牙斗篷,使我像个稻草人。谁也没有想到, 我这身扎眼的服装竟是直接产生于我的贫穷。 在人海中,我找到了当时两位了不起的追求时髦的人——皮洛·亚涅斯及其妻 子米纳。他们简直是过美好、闲适生活的完美典范;我很喜欢过这种生活,然而觉 得比梦境更遥远。我第一次走进一幢有暖气设备的房子,这里有平静的灯光,有舒 适的坐椅;四壁摆满了书籍,书脊五彩缤纷,犹如可望而不可即的春天。亚涅斯夫 妇邀请我许多次,态度既文雅又谨慎,毫不理会我那沉默和孤独的各种表面伪装。 我很喜欢他们的房子,他们看出来了,接着又来邀请我。 我在这幢房子里第一次看到立体画,其中有一幅是胡安·格里斯的作品。他们 告诉我,胡安·格里斯曾是他们在巴黎的家人的朋友。但是,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 我这位朋友身上穿的睡衣。一有机会我就偷眼看它,心中惊叹不已。当时是冬天, 那是一套厚呢睡衣,料子像台面呢,颜色却是深蓝的。 那时候,除了囚服似的条纹睡衣外,我想不到会有其他花色的睡衣。皮洛·亚 涅斯的这件就打破了一切框框。它的厚呢料子和鲜亮的蓝色,激起了一位住在圣地 亚哥郊区的穷诗人的妒忌。说实话,50 年来我再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的睡衣。 我与业涅斯夫妇多年失去联系。为了一名到圣地亚哥演出的俄国马戏班的杂技 演员,米纳离开了丈夫,也抛弃了柔和的灯光和美妙的扶手椅。后来,从澳大利亚 到英伦三岛,她为了能与那个使她着迷的杂技演员在一起,干起了售卖入场券的工 作。最后,她在法国南部一个神秘的营地,成为罗莎·克鲁斯会的会员。 至于那位丈夫——皮洛·亚涅斯,改名胡安·埃马尔,随着光阴的流逝,慢慢 变成一位出色而鲜为人知的作家。我们终生都是好朋友。他沉默寡言,风度文雅, 但是贫困潦倒,终其一生都是如此。他写的好几本书尚未出版,但这些书肯定终将 生根发芽。 我即将结束有关皮洛·亚涅斯或胡安·埃马尔(而且又要谈到我的胆怯)的时 候,想起在我上大学时期,我的朋友皮洛坚持要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我说: “准保他会让你到欧洲去旅行。”当时,拉丁美洲的诗人和画家都把眼睛死死盯着 巴黎。皮洛的父亲是个要人,是个议员。他住在练兵场和总统府附近的一幢又大又 难看的房子里,毫无疑问,他很喜欢住在这种地方。 我的朋友们为了使我的形象更正常些,把我的斗篷剥掉,然后他们留在前厅, 为我打开议员客厅的门,在我进去之后又把门关上。客厅很宽敞,也许从前曾经做 过大接待厅,可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只有在客厅深处——那个房间的尽头,在一盏 落地灯下面,我隐约看到一把扶手椅,议员就坐在椅上。 他正在看着打开的报纸,报纸像个屏风似地把他整个挡住了。 我一踏上那磨得很光而且不怀好意地徐了蜡的镶木地板,就像滑雪者那样滑开 去。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极力要使自己停下,却只能弄得身子摇摇晃晃,还摔倒 了几次。我最后一交就摔在议员的脚跟前,这时他正用冷峻的眼睛瞧着我,手里仍 捏着那份报纸。 我终于坐上了他身旁的一把椅子。这位大人物用疲倦的昆虫学家那样的目光审 视我,就像在审视别人常给他的一件标本——他不假思索就认得的一种无害的蜘蛛。 他不着边际地问到我的打算。我在摔倒之后显得更加腼腆,而且比往常更加木讷了。 我不知道对他说了什么。过了20 分钟,我伸出一只小孩子般的手向他道别。 我相信,我听到他用非常柔和的声音答应我,他要跟我通消息。然后他又拿起报纸, 我则以进门时本该有的极度小心,转身从危险的镶木地板上往回走。那位议员—— 我的朋友的父亲——当然没有跟我通消息。后来不久,一场兵变(当然是又愚蠢又 反动的)使他连同他那看不完的报纸,一起飞快逃离他的椅子。我承认,我感到很 开心。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