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 有一位新闻记者问我: “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您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我回答: “准确他说,在1 月5 日上午9 时20 分这个时刻,我看见整个世界一片玫瑰 色和蓝色。”这句话没有半点文学的、政治的或主观的色彩。这句话的意思是,从 窗口扑进我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玫瑰花坛,远处是太平洋和天空融为一片蓝色。 但是我明白,我们也都知道,在世界的全景中还有别的颜色。谁能忘记越南每 天徒然抛洒的那么多鲜血的颜色?谁能忘记那些被凝固汽油弹焚毁的村庄的颜色? 我回答这位记者另一个问题。同往年一样,在这新的365 天里,我将出版一本 新书。对此我是有把握的。我爱抚它,虐待它,每天写它。 “书里写什么?”我能回答什么呢?我的书里写的永远是同样的东西;我写的 永远是同样的书。在这新的一次和来日方长的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的朋友见谅, 我能奉献给他们的只有我的诗句,同样是新的诗句。 刚刚结束的一年,给我们全体地球居民带来丁许多胜利——在空间的胜利和在 前进路上的胜利。在这一年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想飞翔,我们大家做了宇航梦,在 太空遨游。无论戴上第一道月亮光环,吃上第一串月亮上的葡萄的是美国人还是苏 联人,征服太空的胜利属于我们大家。 人类已发现的才能绝大部分属于我们诗人。从儒勒·凡尔纳(他在一本书里使 古老的空间梦机械化)到朱尔斯·拉弗格、亨利希·海涅和何塞·亚松森·席尔瓦 (别忘了发现月球的魔力的波德莱尔),我们诗人在别人之前早就考察、歌唱了那 颗苍白的行星,并出版了有关的诗文。 岁月流逝。你精疲力竭,茁壮成长,吃苦受累和享受生活。岁月把生命带去又 带来。离别更是日益频繁;朋友们进出于牢狱,来往于欧美,或者干脆作古。 当死者去世时,你身在远方,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完全死去;他们仍然活在 你心中,一如既往。一个比自己的朋友活得长的诗人,往往要在他的书中收入体念 诗文。我不再写这一类诗文,因为我担心会使人类面对死神的痛苦显得千篇一律。 你决不会愿意使这一类诗文成为一种死亡者名录,尽管他们可能是你最亲爱的人。 1928 年在锡兰,当我为我的朋友诗人华金·西富恩特斯·塞普尔韦达之死写了《 华金不在了》时;以后1931 年在巴塞罗那,当我写了《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 尼斯在飞翔》时,我想再不会有人先我而死了。可是先我而死的人却很多。就在这 里附近,在科尔多瓦的阿根廷山冈上,长眠着我最好的阿根廷朋友鲁道夫·阿劳斯· 阿尔法罗,他抛下了寡妻——我们智利人玛加丽塔·阿吉雷。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风带走了伊利亚·爱伦堡虚弱的躯体,他是我最亲爱的 阴友、真理的英勇捍卫者、戳穿谎言的巨人。这一年,人们在莫斯科安葬了诗人奥 瓦季·萨维奇,他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我的诗的译者,不仅译得准确、优美, 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死神刮起同样的风,带走了我的诗人弟兄纳齐姆·希克 梅特和谢苗·基尔萨诺夫,还带走了其他几个人。 还有一桩令人悲恸的事件:在愁云笼罩的玻利维亚,当局杀害了切·格瓦拉。 宣告他的死讯的电报,像一阵神圣的寒颤传遍世界各地。千万首挽歌齐声颂扬他英 勇而又悲壮的一生。世界各地涌现了大量悼念他的诗,虽然其中有些诗对于如此沉 痛的事并不恰当。我收到古巴一位管文学的上校打来的电报,向我征诗。我至今没 有写。我认为,这种挽歌不仅应该包括直接的抗议,还应该有关于这一令人痛苦的 历史事件的深刻反响。我要反复思考这首诗,直到在我脑海里和皿液中构思成熟。 在切·格瓦拉的日记中,我是被这位杰出的游击队领袖引用的唯一的一个诗人, 令我感动。记得切有一次当着军士长雷塔马尔的面对我说,他曾经多次向最早的、 谦卑而又光荣的马埃斯特拉山的大胡子们朗读我的《漫歌集》。他显然有一种预感, 在日记中抄录了我写的《博利瓦尔之歌》中的一句诗:“你那勇敢的船长的小小遗 体……”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