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印度 1950 年,我突然必须去印度旅行。在巴黎,约里奥一居里派人叫我,委托我 一项使命。这次新德里之行是要与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接触,就地估计加强印度保卫 和平运动的可能性。 约里奥- 居里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主席。我们详谈了一次,尽管印度向来以 爱好和平的杰出国家而受到尊敬,和平主义者的意见,在印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使他感到不安。印度总理潘迪特·尼赫鲁本人就是以倡导和平这一由来已久并 深深植根于该国的事业的领袖而著称于世的。 约里奥- 居里交给我两封信。一封信是致孟买科学家的;另一封信则要亲自递 交总理本人。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必须派我进行如此长途的旅行,并完成看来 如此简单的任务。也许是因为青年时代在该国度过几年时光,我对它有持久的爱, 要为它干点事。也许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伐木者醒来吧》那首长诗,我获得 了那一年的和平奖。毕加索和纳齐姆·希克梅特当时也被授予这项殊荣。 我乘飞机前往孟买。过了30 年之后,我回到了印度。它现在已经不是争取解 放的殖民地,而是一个有主权的共和国了——这是甘地的梦想,1928 年我参加过 他召开的最早的几次代表大会。我当时结识的朋友——待我亲如兄弟并把自己的斗 争经历信任地告诉我的大学生革命者们,也许没有一个活在人世了。 一下飞机,我就直奔海关。我要从海关到随便哪一家饭店去,把一封信交给物 理学家拉曼,然后将继续向新德里进发。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的手提箱要没完没了地受检查;一大帮想必是海关关员的人,把我的行李像 用蓖子篦似地查了个遍。我见过许多次检查,可没有一次能与这次相比。 我的行李件数不多,只有一个装衣服的中型手提箱和一个装盥洗用具的小皮包。 我的长裤、内裤、鞋都彼高高举起,用5 对眼睛查看。衣服口袋和线缝都仔细检查 过。为了不弄脏衣服,我在罗马时用饭店房间里找到的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把鞋子 包起来。那张报纸大概是《罗马观察家报》。他们把这张报纸摊在桌上,对着光透 视它,把它当作秘密文件仔细折起来,最后把它跟我的其他文件一起扔到一旁。我 的鞋也被里里外外研究过,如同两件独特而且神奇的化石标本。 这次难以置信的搜查持续了两小时。他们把我的文件(护照、通讯录、必须面 交政府总理的信件和那张《罗马观察家报》)细致地捆成一包,当着我的面郑重其 事地用火漆封好。这时才告诉我,我可以到饭店去了。 我竭力不失去智利人的耐心,提醒他们说,没有身份证件哪家饭店也不会接待 我;而且,我这次到印度来,目的是向总理递交一封信,由于他们把信件封存,我 无法向总理递交。 “我们将通知饭店接待你。至于那些文件,我们会及时给你的。”我想,难道 这就是我青年时代曾关心过其独立斗争的国家?我关上手提箱,同时也闭上嘴。我 心里想的只有一句话:“狗屁!”我在饭店里遇到了贝拉教授,就把这些烦心的事 告诉他。他是个宽厚的印度人,认为那种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对自己的国家是宽 容的,认为它还处于成长阶段。我则相反,从那场混乱中觉察到某种不正常的东西, 某种远非我期里得到一个新独立国家欢迎的东西。 约里奥- 居里的朋友——我要交介绍信的那个人,是印度核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他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研究所的设备,还告诉我,我们当天将应邀和总理的妹妹共进 午餐。我的运气这么好,而且我一辈子都这么好:一面在我肋骨上揍一棍子,一面 又献给我一束花表示歉意。 核研究所是个洁净、光线充足、色彩鲜明的地方之一,里边的男男女女身穿很 薄的白色衣服,流水般地经过走廊,穿行于仪器、大黑板和方盘之间。 尽管科学解说我听懂的很少,那次参观对我无异是一次洗涤邪祟的圣浴,为我 洗去偶然因受警察侮辱而留下的污点。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在其他一些东西之间见 过一种水银喷泉。最使我惊奇的是,这种金属竟显示出像有生命的动物那样的能量 ;它的运动性,它那液态、球形的神奇的变化能力。 那天我们与之共进午餐的尼赫鲁的妹妹的名字,我已忘记了。在地面前,我的 恶劣情绪烟消云散。她是一位非常俏丽的妇女,打扮得像个异国的女演员。她穿的 沙丽闪现出斑斓的色彩。她戴的金银珠翠,显示着她的富有。我对她极有好感。那 么一位文雅之至的妇女,用戴着珠宝的纤细手指插进拌有咖喱调味汁的米饭里,用 手抓饭吃,看起来有某种反差之感。我告诉她,我要去新德里,去看望她的兄长和保 卫世界和平的朋友们。她对我说,她认为印度的全体人民看来都应当参加到这一运 动里去。 当天下午,有人在饭店里把我的那包文件交还我。那些装腔作势的警察曾经当 着我的面亲自把文件打包,他们已经把火漆封印弄碎了。他们肯定连洗衣店的账单 都拍过照了。我后来渐渐明白,凡是在我的通讯录里记有地址的人士,警察都找过 他们并向他们问过话。其中有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寡妇,她当时是我的小姨子。 这位夫人是个浅薄的女人,相信神智学,只醉心于亚洲哲学,居住在印度一个偏远 的村子里。只因我的通讯录有她的名字,她遇到了很多麻烦。 在新德里,在我到达的当天,我就坐在一座花园里遮阳的阳伞下,见到了六七 位印度首都的名流。他们是作家、哲学家、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这些人都单纯得十 分可爱,毫不傲慢自大。他们一致认为,拥护和平的人所组织的运动,和他们古老 国家的精神,和他们坚持的仁慈和理智的传统是一致的。 他们明智地补充说,他们认为宗派和霸权的缺点必须纠正:无论是共产主义者、 佛教徒还是资产阶级,谁都不应擅自控制这个运动。各种倾向所作的贡献是主要方 面,是问题的关键。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智利驻印度大使胡安·马丁博士是我的老朋友,又是作家兼医生,他在吃饭时 候来看我。他绕了好几个圈子才对我说他会晤过警方首脑。印度警方首脑以当局对 待外交官那种独特的冷静态度通知他,我的活动使印度政府感到不安。他们希望我 尽快离开该国。我对大使说,我的活动只不过在饭店的花园里,与六七位著名人士 会晤,他们的思想我想是尽人皆知的。至于我,我对他说,等我把约里奥- 居里致 印度总理的信一交,就没有兴趣再呆在这个国家了,尽管我支持其事业的感情已有 事实为证,它却毫无道理地以十分不礼貌的态度对待我。 我们的大使虽然曾经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建者之一,可能由于年龄和外交特权, 他成了一个和稀泥的人。面对印度政府的这种愚蠢态度,他竟丝毫不表愤慨。我没 有求他的任何支持,我们便和和气气地分手了。他确实在人家硬要他来找我的沉重 负担下松了一口气,而我期望得到的他的同情和友谊的梦想却永远破灭了。 尼赫鲁约我第二天在他的小会客室见面。他起身和我握手。脸上毫无欢迎的笑 意。他的家已经拍过许多相片,我就无须再费笔墨描绘了。他那双冰冷的黑眼睛, 毫不动情地看着我。30 年前,在一次印度独立支持者的大型集会上,有人把我介 绍给他和他的父亲。我对他提起这件事,他的脸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我对他说什 么,他都只用三言两语作答,同时用他那一成不变的冷冰冰的眼光仔细地看我。 我把他的朋友约里奥- 居里的信递交给他。他对我说,他非常敬重这位法国学 者,说着还从容不迫地读那封信。约里奥- 居里在信中谈到我,还要求尼赫鲁支持 我的这次使命。读毕,他把信装回信封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忽然想到,我的 出现一定引起他某种抑制不住的反感。我的脑海里又闪过一种想法,这位面色微黄 的男人一定有过肉体上,政治上或感情上的不幸经历。 他的举止显示出一种高做和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的坚定,但是没有领袖人物的 威力。我记得他的父亲——古老领主家族的地主潘迪特·莫蒂拉尔·尼赫鲁——是 甘地的司库,他不仅以自己的政治智慧,还以自己的大量财产帮助国大党。我想, 也许这位沉默寡言的人在我面前已经微妙地变成一个“地主”,以他对他的一名赤 脚农民表示过的同样态度,冷漠而且轻蔑地凝视我。 “我回到巴黎时,该对约里奥- 居里教授说什么呢?”“我会给他复信的。” 他干巴巴地对我说。 我沉默了几秒钟,我认为这几秒钟极其漫长。我觉得,尼赫鲁已经不想再跟我 谈任何事情了,不过他丝毫没有不耐烦的表示,似乎我可以毫无目的地坐在那里, 由此产生使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狼费时间而惶惶不安的感觉。 我认为,我少不得要对他说几句有关我的使命的话:冷战随时都有白热化的危 险;一场新的灾难会把人类吞没;我对他讲到核武器的可怕危险、现在重要的是, 要把绝大多数期望避免战争的人团结到一起来。 他仍然在沉思,仿佛根本没有听我说话。过了几秒钟,他说道: “结果是两派的人都以和平的理由互相攻击。”“依我看,”我答道,“所有 谈论和平或愿意为和平做贡献的人,可能都属于同一派,属于同一个运动。除了鼓 吹复仇和战争的人之外,我们不愿意排除任何人。”持续的沉默。我明白,谈话已 经结束了。我起身伸手和他握别。他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我的手。我向房门走去时, 他略为亲切地问我: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您什么都不需要吗?”我这个人反应相当迟缓,而且不 幸的是,我没有坏心眼。不过,我平生就这一次采取了攻势: “噢,当然!我给忘了。我从前虽然在印度呆过,可从来没有机会游览离新德 里极近的泰吉·玛哈尔陵。如果警察没有通知我不能离开市区并且必须尽快返回欧 洲,这次也许是参观这个令人赞叹的古迹的好机会。我明天回去。”朝他开了这一 枪,我感到很开心;我对他匆匆行了个礼,就离开了他的小会客室。 饭店经理在接待处等我。 “我要转达一个口信给您。政府刚刚来电话通知,您如果愿意,可以去游览泰 吉·玛哈尔陵。”“请把我的帐单准备好。”我答道。“很遗憾,我不去游览了。 我现在马上去飞机场,要赶上飞往巴黎的第一架飞机。”5 年后,我在莫斯科出席 了一年一度的列宁和平奖评委会会议,我是国际评委会的成员之一。到了提名并表 决该年的候选人时,印度代表提出了尼赫鲁总理的名字。 我微微一笑,别的委员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投了赞成票。尼赫鲁由于 被授予该国际奖而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士之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