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的诗》 在行踪不定的流亡旅程中,我到过一个当时尚不了解的国家,还学会了去热爱 它,这就是意大利。在这个国家里,我觉得一切都难以置信。特别是意大利的纯朴 :纯朴的橄榄油,纯朴的面包和纯朴的葡萄酒。甚至那位警察……那位警察从不虐 待我,但他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着我。他是个到处都会碰到的那种警察,甚至在做梦 和喝汤的时候。 作家们邀请我去朗诵自己的诗。我到处——在大学、在圆形剧场,为热那亚的 码头工人,在佛罗伦萨的拉拉纳艺术宫里,在都灵,在威尼斯——真诚地朗诵这些 诗。 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朗诵,我感到无限舒畅。我身旁的一个人跟着用纯正的意 大利语把我的诗句复述出来,这种美妙的语言为我的诗增添了光彩,我听了很高兴。 但是,警察却非常不喜欢这件事。用西班牙语朗诵,可以通过;可是,译成意大利 语则须删节。对和平这个已被“西方”放逐的词的赞颂,尤其是我的诗倾向于人民 的斗争,却是很危险的。 选举中人民政党获胜的那些市的政府,都在雄伟的市政府大厅里像欢迎贵宾那 样欢迎我。我多次成为荣誉市民;我是米兰市、佛罗伦萨市、热那亚市的荣誉市民。 在我的朗诵会之前或之后,市议员们授予我荣誉称号。名流们、贵族们和主教们聚 集在大厅里。我喝了一小杯香槟酒,以我遥远的祖国的名义表示感谢。又是拥抱, 又是吻手,我终于走下了市政府大厦的台阶。 警察就在大街上等我,他们缠住我不放。 在威尼斯发生的事简直就像一部惊险电影。我在礼堂里举行了惯常的朗诵会; 我再次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但是,警察却要我离开这个苔丝狄蒙娜出生并遭害的 城市。警探们日夜在我下榻的饭店布下暗哨。 我那位浑号“卡洛斯少校”的老朋友维托里奥·维达莱,从的里雅斯特赶来听 我朗诵诗。他陪我在河道里游览,从威尼斯平底船上观览灰溜溜的高楼大厦,也感 到无限舒畅。至于警察,对我更加纠缠不休;他们往往紧跟在我们背后,相距只有 两米远。于是我决定像卡萨诺瓦那样,逃脱想幽禁我的威尼斯。我同维托里奥·维 达莱和在威尼斯邂逅的哥斯达黎加作家华金·古铁雷斯一起,在街上飞跑。咸尼斯 的警察在我们背后猛追,我们很快就上了威尼斯仅有的一条装了摩托的平底船,这 条船是共产党员市长的。 这条市政府当局的平底船在河道里飞速航行,而另一个当局的人都像鹿一样地 跑去找船。他们弄到的是许许多多颇具浪漫情调的划桨船只之一,这种漆成黑色并 有描金花饰的船是威尼斯情侣们乘坐的。他们在很远的地方追赶我们,有如鸭子想 追上海豚那样毫无希望。 所有这种追踪,一天早上在那不勒斯到了危急关头。警察来到我住的饭店不算 太早,因为在那不勒斯没有人赶早上班,警察也不例外。他们借口护照有错,要我 同他们去市政府。在那里他们给我一杯速溶咖啡,还通知我必须在当天离开意大利 领土。 我对意大利的热爱,帮不了我什么忙。 “一定是搞错了。”我对他们说。 “绝对没错。我们都非常尊敬您,可是您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然后拐弯抹角 地告诉我,是智利大使要求把我赶走。 火车就在当天下午发车。我那些前来送别的朋友,早已在火车站上了。 亲吻,鲜花,呼唤。来了保罗·里奇,阿利卡塔兄弟,还有许多别的人。 Arivedercio !再见,再见! 在我乘火车前往罗马的途中,监视我的警察对我殷勤备至。他们把我的手提箱 提上火车,安放妥帖。他们替我买来《团结报》和决非右派报纸的当地的《晚报》。 他们要求我签名,有的是他们自己要,有的是替他们亲友要。 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有礼貌的警察。“阁下,我们很遗憾。我们都是穷困的一 家之长。我们必须服从命令。是令人厌恶的……”罗马火车站到了,我得在这里转 车,以继续前往边境的旅程。我从窗口看见一大群人;还听到叫喊声,看到你推我 挤的场面。一大把一大把的鲜花高举在人头形放的河流上向火车涌来。 “巴勃罗!巴勃罗!”当我走下被严密监视起来的车厢的梯级时,我立刻成为 一场惊人的角斗的中心。男女作家们、记者们、议员们,约有上千人,把我从警察 手中抢去好几秒钟。警察也冲上来把我从朋友们的手臂里夺回。在这激动人心的时 刻,我看见了几位名人的面孔。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及其妻子埃尔萨·莫兰特,她 和他同是小说家。著名画家雷纳托·古图索。还有别的诗人;别的画家。 《耶稣停留在埃博利》的著名作者卡洛·莱维递给我一束玫瑰花。就在这时, 这些花掉到了地上,帽子和雨伞飞起,拳击发出爆炸般的响声。警察处于劣势,我 又被朋友们抢去。在这场混战中,我见到十分和蔼可亲的埃尔萨·莫兰特用自己的 绸伞打一名警察的头。突然有几辆运行李的手推车经过,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搬运工 在警察背上揍了一棍子。这些都是罗马人民对我的支持。这场冲突越来越复杂化, 警察们在一边对我说: “您跟您的朋友们说说吧。请您让他们安静下来……’群众喊道: “聂鲁达留在罗马!聂鲁达不要离开意大利!让诗人国下!让智利人留下!奥 地利人滚蛋!”(“奥地利人”指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德·加斯贝利。)打斗了半小 时之后,传来了一道上级命令,允许我留在意大利。我的朋友们纷纷拥抱我,吻我, 我沉痛地踩着因打斗而撒落在地上的花朵,离开了火车站。 第二天拂晓,我来到有议会豁免权的议员家,是画家托·古图素带我到那里的, 他不相信政府的诺言。我在那里收到一封发自卡普里岛的电报,署名的是历史学家 欧文·切里奥,我并不认识他。他对于他认为糟蹋并且不尊重意大利传统和文化的 做法,表示愤慨。他在电报之末表示,在卡普里为我提供一座别墅,让我在那里住 宿。 一切都像一场梦。当我和我的马蒂尔德(马蒂尔德·乌鲁蒂亚)一起到达卡普 里岛的时候,梦幻般的不真实感有增无已。 我们是在冬天夜里到达这座秀丽岛屿的。高峻的白色海岸陌生而又沉默,矗立 在夜色中。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会遇到什么事呢?一辆精巧的马车在等我们。马 车在夜间阒无一人的街道上不停地往前行驶,所经之处白色的房子寂然无声,小胡 同又窄又直。马车终于停下。车夫把我们的手提箱搬进那所也是白色的房子,它似 乎是空的。 走进房子,我们看见大壁炉内炉火熊熊。在点燃的枝形烛台的烛光里,站着一 位长有头发和胡须、身穿白色衣服、身材很高的男子。他就是半个卡普里岛的所有 者、历史学家和博物学家堂欧文·切里奥。他屹立在阴影里,如同童话中描写的一 尊神明爷爷。 他年约90 岁,是岛上最有名望的人。 “这座房子归您使用。您在这儿会很安宁的。”他离开我们好多天,出于礼貌, 他在这些日子里没有来找我们,只叫人送来写有一些消息或建议的短简,笔迹工整 漂亮,还附有他花园里生长的树叶或花朵。在我们看来,欧文·切里奥代表了意大 利那颗宽厚、慷慨和温馨的心。 后来我了解了他的工作,他写的书虽然没有阿克塞尔·蒙特写的那么有名,却 比后者更真实。这位年高德劭的切里奥用挖苦的幽默语气一再说道: “卡普里镇的广场就是上帝的杰作。”我和马蒂尔德在我们的爱情里蛰居。我 们在阿纳卡普里岛上远足。这个被分隔成上千个小果园的小岛有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有关的评论虽嫌过多,却绝对可信。在饱受日晒风吹的岩石之间的干早土地上,草 木繁茂,鲜花怒放,简直是个规模宏大的园林。这个受人喜爱的卡普里岛到处是岩 石和小葡萄园,岛上居民谦和、勤劳、朴实,只有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进入这个隐蔽 岛屿的人,只有当他的衣服上的旅游标签脱落的时候,才能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 当你和那里的事物和人有了共同点,当你认识了那里的车夫和渔夫,当你成为隐蔽、 贫困的卡普里岛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哪里有廉价的好葡萄酒,哪里能买到 卡普里人食用的橄榄油。 我们在书里读到过的那些离奇的恶行,可能在王宫的高墙内都发生过。 可是,我在无边的孤独中,或是世上最纯朴的人们中间,享受到的却是幸福的 生活。难忘的时光!我整个早晨都在写作,下午马蒂尔德把我写好的诗用打字机打 出来。我们第一次一起生活在一座房子里。在那个美得令人陶醉的地方,我们的爱 情越来越浓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分开了。 我在那里完成了一本关于爱情、迷恋和痛苦的书,这就是后来在那不勒斯不署 作者姓名出版的《船长的诗》。 这本书是我最有争议的书之一,现在我来说说它的经历。 这本书的封面很久都没有印我的名字,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秘密,好像是 我不承认它,又好像是这本书自己不知道谁是它的父亲。和私生子、婚外恋生的孩 子一样,《船长的诗》也是一本私生的书。 这本书所收的诗,都是在我流亡欧洲期间在许多地方写的。它1952 年在那不 勒斯出版,没有署作者名字。这本书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马蒂尔德的爱、对智利的 怀念和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家乡的强烈感情,可惜它好几个版本的封面上都没有署作 者名字。 画家保罗·里奇弄到优质纸张、古老的博多尼活字和从庞贝水瓶上拓下的版画, 以供该书第一次印刷之用。保罗怀着兄弟般的热情,还编制了订购者名单。那本精 美的书很快就出版了,这一次只印了50 册。我们用摆满一桌子的鲜花、海贝肉、 清水般透明的葡萄酒(卡普里岛葡萄园的独子),为这件事举行长时间的庆祝会。 我们还得到热爱我们井祝贺我们至纯爱情的朋友们的欢呼。 几个多心的批评家提出,出版这本没有署名的书有政治动机。他们说: “党是反对的,党没有批准出版这本书。”但这不是真的。幸运的是,我们的 党不反对任何美的表现。 唯一的真相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愿意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德丽亚。 德丽亚·德尔·卡里尔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子,在我写出最动听的诗歌的岁月里,她 是捆住我双手的钢和蜜编成的绳子,是我18 年间的模范伴侣。这本充满突发的和 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一块扔出去的石头那样击中她的温柔结构。这些,也只有这 些,才是我怀着深情的、值得尊重的匿名的个人原因。 后来,这本书仍然无姓无名地长大成人,长成为一个私生的勇士。它在生活中 闯出一条路,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它。现在,署上真船长姓名的那些《船长的诗》, 已经在康庆大路上——也就是在书店和图书馆——阔步前进。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