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 在这段时期之后,我应邀参加在锡兰岛科伦坡(许多年前我在这里生活过)召 开的和平大会。这是1957 年4 月的事。 遇上秘密警察似乎并不危险,然而要是遇上阿根廷的秘密警察,那就是另一回 事了——这种事虽然不乏幽默,其后果却难以逆料。 那天夜里,我们刚从智利来,打算继续上路前往几个更遥远的国家,我浑身疲 乏,便躺到床上去。我刚刚昏然入睡,就有几个警察闯进房来。他们慢腾腾地把所 有的东西都搜遍了;他们把书本和杂志收到一起,搜查了衣橱,连内衣都翻遍了。 他们在房子尽头发现我们住的房间时,留我住宿的那位阿根廷朋友已经被带走了。 “这人是谁?”他们问。 “我叫巴勃罗·聂鲁达。”我答道。 “他病啦?”他们问我妻子。 “对,他病了,也因为长途旅行太累了。我们今天刚到,明天坐飞机去欧洲。” “很好,很好。”他们说着走出房间。 过一小时他们回来了,开来一辆救护车。马蒂尔德提出抗议,但毫无用处。他 们是奉命行事。不管我是疲倦还是精神饱满,是健康还是有病,是活的还是死的, 他们都要把我带走。 那天晚上在下雨。布宜诺斯艾利期阴沉的天空大雨如注。我感到茫然。 庇隆已经倒台;阿兰布鲁将军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专制统治。可是,我却被捕 了,既不知道原因和时间,也不知道目的和地点;他们毫无理由,也不管我的疲乏 和病痛。4 个警察用来抬我下车的担架,在下楼梯、进电梯、穿过走廊则成了棘手 的问题。4 个抬担架的人吃尽苦头,喘着粗气。为了加重他们的痛苦,马蒂尔德和 颜悦色地告诉他们,我的体重是110 公斤。我身上穿着绒线衫和大衣,蒙头盖着几 条毯子,使他们觉得真有这么重。我像奥索尔诺火山那样的一个庞然大物,躺在阿 根廷式民主为我提供的担架上。 我想象在我体重下挣扎、出汗的不是那几个抬我的可怜魔鬼,而是来为我抬担 架的阿兰布鲁将军本人;这么一想,我就感到自己的静脉炎症状好多了。 我是按入狱的例行手续被收监的,办了犯人登记,个人财物也被收走。 他们不许我留下为了免于腻烦而带来的有趣的侦探小说,事实上我根本没时间 腻烦。铁栅栏打开又关上;担架穿过一个个院子和一扇扇铁门,在叫门声和上闩声 中越来越往监狱的深处走。我突然来到一大群人中间;他们是夜里被抓来的,有两 千多人。我被隔离开了,谁也不能靠近我。但是,还是有人在毯子底下和我握手, 也有士兵把枪放在一旁,递过纸来要我为他签名。 最后,他们把我关到上面最远处的一间单人牢房去,牢房里很高的地方有一个 小窗。我很想休息,不断地想入睡。可我睡不了,因为天已破晓,阿根廷犯人发出 震耳的嘈杂声,如同观看大河队和河口队比赛时发出的雷鸣般的叫喊声。 几小时后,阿根廷、智利和更多国家的作家们和朋友们发出了声援。警察让我 从单人牢房下来,带我到医务室去,还给我衣物,把我释放了。我即将离开监狱时, 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向我走来,把一张纸片交给我。那是一首献给我的诗,诗写得 很拙劣,如同民间器物那样满是瑕疵和稚拙的构恩。 我深信,没有几个诗人曾从看守自己的人那里得到过一份用诗表达的敬意。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