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校园 我的同学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可谓是 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 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 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 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 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 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 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 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 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 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 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 “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 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 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 :“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 米的小个子,只有二 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 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 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 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 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 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 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 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 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 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 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 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买1.25 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学面前大丢了 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都是买了票进来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身材, 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她有着西方人 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 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 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 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 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 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 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 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 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 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 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 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 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 “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 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 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 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 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 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 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 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 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 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 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 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 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 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 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 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 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 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 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 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 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 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 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 ABC (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 晚间新闻部副主任, 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 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 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 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 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 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 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 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 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 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 (美国大学以 A、B、C 、D 、E 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 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 无异于前途被断送。 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 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 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 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 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 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 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 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 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 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 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 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 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 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 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 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课,而麦特 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 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 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 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 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 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 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 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 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 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 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 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 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 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 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 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 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 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 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 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 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 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 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 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 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 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 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 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 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 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 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 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 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 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 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 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 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 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 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 ’。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 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 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 授先生。”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