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侯家路 摇到外婆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见面时往往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 “经理“、“教授”的字样,那是指职位;作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绍来宾时冠以 “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作家”的头衔,那是指成就。而对于既无职业,也无 成就的孩童来说,他们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认,如“××家的小 孩”等等。 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身分与标志。那是一条小手绢,上面用 红棉线绣着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 号”。今天不少名人因为 其名家喻户晓,没有必要在名片上罗列繁多的职位与荣誉,也常常采取这种只印姓 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别在衣襟上的小手绢,似乎就有类似的去繁就简的功 能。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丢了。 侯家路112 号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里与城隍庙之间有两三分钟的路。我在 那里从一岁半呆到四岁,后来又断断续续住过两年。那里是我记事以来最早的坐标, 我的第一个社会标志,就是住在侯家路112 号的那个小女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记忆里搜索这个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国时,我兴致勃勃地 拉着吴征,去“瞻仰”儿时的故居,准备指指点点、吹番牛支。但是、晚了。侯家 路一侧的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据说是香港明星成龙、梅艳芳 等等资在这里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琼楼玉宇、灯红酒绿将赋予这一片地区 不夜的繁华。斜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还在,但一年之后整个城区都将被拆除。我正 长吁短叹,吴征一把将我拉到一边,一辆三轮车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上面装着叮 满苍蝇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岁的外祖父母已于去年迁出了他们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路,搬入 浦东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年迈的他们一如既往的豁达,并不因故居难离而多愁善感。 他们说,现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响、狭窄陡峭的木楼梯,可以告别老式 马桶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着浦东新鲜的空气,何乐而不为呢? 伤感的倒是我这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那条湿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门前菜场那 几只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卖话梅、粽子糖的烟纸店,我童年的“身分”还 找得到吗? 幸好,记忆还不曾丢失,而且随着我的唯恐丢失的慌张,更加清晰起来。 我第一次住进侯家路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这当然不是我当时的记 忆,而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还只有一岁。那时年轻的父亲远在阿尔巴 尼亚当援外专家、年轻的母亲即将离开北京赴湖北阳新五·七干校报到,她本想把 我一块儿带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这怎么行呢? 农村条件不好,说不定奶粉都不好买,还是留在侯家路,由我来带吧,保证养 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论持家养孩子的经验在邻里 中被广为称道。我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于是襁褓中的我,含 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侯家路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不宽,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每年梅雨 季节一过,家家户户开柜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阴湿驱散。于是,整条街的半 空中,被单招展,衣裙飘扬,有万国旗齐聚式的气派。 到了盛夏的傍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热不可当。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上,一 户户人家也短衣短裤地出现了。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这时,后院的老伯 会摇着蒲扇,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个鬼故事;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 蚊药;男人们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最可怜的 是那位胖公公,数他输得最多,往往两只耳朵都夹满了,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 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其执 著倔强,今天想来仍令人钦佩。 侯家路上有菜市场。每天凌晨,运菜的卡车往往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地开到 街心。很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清晨四点左右,菜市就开始热闹 起来了。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各家退休的老头老太们起得更早, 在城隍庙九曲侨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 没有分身术的人们既要买菜蔬,又要买鱼肉,便常常以砖头、竹筐之类充当 “队列”。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帐,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队伍。主人赶来时,对 这样的非礼极其愤慨,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或大呼“勿晓得”,或一言不发, 搞得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这股怨气常常发泄在那些态度本来就不够和 善的售货员身上,于是忙碌嘈杂的集市上多了几个高亢嘹亮的声音。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习以为常。他们夜里睡得安稳,几声汽车喇叭并不妨碍他 们。在晨雾里,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 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律有味,颇为知足。 方才还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 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 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脚,骑车上班去了。 这是个典型的市民居住区,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移民 的迁入,这里日渐拥挤、破旧起来,在讲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什么“高级住 宅区”。人很杂,环境也并不优雅。我为什么至今还是那么留恋它?出于童年的回 忆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细想起来,当我五岁回到父母身边以后,便进入了一 个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音响工程师,左邻右舍,清一 色的知识分子。人们谈吐高雅、举止得体,宽敞的校园里静悄悄的,花园很洁净。 然而这斯斯文文的世界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反而单纯得近乎单调。相比之下, 侯家路或许杂乱,或许琐碎,但那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是那么丰富和真切,让我 神往。何况那里的人给了我最早的启蒙。 新嫂嫂 我的邻居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粗壮高大、爱说爱笑。她在街道煤饼场里做事, 专门拉着板车给人送煤球、煤饼。这完全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她却做得得心应手。 每次搬完煤饼,总要帮人家垒得整整齐齐,用女人的细心把散落的煤灰打扫干 净。 人们都夸她勤快,为人好。她只身带了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生活,我没见过她 的男人。上海人把新媳妇叫做“新嫂嫂”,她四十多岁了,依然被邻里这样称呼着, 好像谁也没不习惯。 都说“新嫂嫂”命不好。她出生在乡下一个殷实的富户,嫁给一个上海人,但 那人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再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这 个丈夫被查出曾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判刑送到了劳改农场, 留下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时外婆带我去菜场,就会遇到她 在装烂菜叶的竹筐里挑来挑去。邻家的炉具通常都放在走廊里,她家的菜锅很少发 出什么诱人的香味儿。 新嫂嫂很会讲故事,我当时最爱听的是傻女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毛脚女婿生 性好吃,且吃相难看。有一天小夫妻回娘家,妻子嘱咐他说:“我在你脚上系一条 绳子,只有我拉一下,你才能动一下筷子。”傻女婿牢牢记下了,在丈人面前一派 斯文,眼睁睁看着饭桌上的红烧肉不敢轻举妄动。丈人家有一只猫,悄悄钻到饭桌 下。它发现了傻女婿脚上的绳子,好奇地用爪子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这下傻女 婿乐了:“看来老婆还是疼我,让我多吃几口。”小猫越拉越快,他也下箸如飞。 吃完红烧肉,又消灭了老母鸡,最后连筷子都来不及拿,干脆捧起砂锅,把一 条大鲫鱼吞了下去,连刺儿都不吐。 这个故事,新嫂嫂无论讲多少遍都绘声绘色,而且每次都和我一起拍手大笑, 让我引为知己。有一次我问她:“你从前也给小梅姐姐(新嫂嫂的女儿)的爸爸系 过绳子吗?”她收敛了笑容,说:“绳子哪里拴得住男人,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才不听老婆的呢。” 有一天,一位头发蓬乱半白的男人敲响了新嫂嫂的房门,他的衣衫很旧,拎着 个旧书包,皮肤黑黑的像是个乡下人。新嫂嫂走出门来,见了他,张着嘴呆了一会 儿,警觉地问:“你怎么来了?”那男人唯唯诺诺的,声音又低又颤:“我减刑了, 出来了。”接着两个人就进了屋里。老房子的楼板不隔音,听得到屋里的啜泣声和 责骂声:“你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的日子怎么过?”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改造,什么活都干,这才得到宽大。当初他们说我是蓄意 搞反革命破坏。这是冤枉我呀,你该晓得的。” 屋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新嫂嫂开口了:“这是本来要寄给你的棉衣棉裤,你拿 走吧,为孩子想想吧,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爸爸了,也习惯了,你回来,他们这辈 子就完了。” 那男人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这么一个 家,你叫我去哪儿呀?”又是一片哭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男人手里捧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出了门,神色黯淡。在他身后, 新嫂嫂啪地关上了门,嚎陶大哭。从那以后,新嫂嫂不怎么讲故事了,常见她的女 儿帮她一起拉车送煤。他们一家有一天悄悄搬走了。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 辆平板车就够了。我暗暗地希望,她们是去找那个男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仍有 他的一个家。他会听老婆话的。 辉辉与公公 辉辉是比我小两岁的表妹,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疗 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她不会行走,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嗯嗯呀 呀的声音。我曾经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在辉辉身上才发现,一个大脑 健全,甚至聪明伶俐的孩子,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障,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 童的不同,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才是最残酷的事情。她分明有话要说, 有话要问,但偏偏只能发出几个无人可解的模糊的叫声;她分明有冤要诉,有苦要 发,但只能用纤细苍白的小拳头砸着床沿,甚至,她的手指僵硬得无法捏成一个拳 头。 年幼活泼的我,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辉辉的床 边,是我永远不敢撒娇的地方。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子,每每震撼 着我这个“姐姐”。在搞不懂她的意思的时候,我常常想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寻找 答案。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给我,点着头坚持让我都 吃掉。那对于我,完全是一种奢侈。我被诱惑着,却又分明感到我不应该从这个小 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姐妹相执不下,直到外婆来做调停。 我们一年年长大,她永远比我小两岁。我们每隔一两年就会见面一次。 每次都有她开心的笑脸,和推给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转眼,她二十几岁了, 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甚至妩媚。她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眼神依然纯 洁得像面镜子。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打开了语言的封闭。她认识字。 于是她与我的对话常常在报纸和字典中展开。她用僵硬的手指点着一个个铅字, 然后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如果她是个健康的女孩,我们该有多 少悄悄话可以分享。我细细搜索自己对她的感情,发现在深深的同情之余还有着深 深的敬佩:这个世界伤害了她,她却给予这个世界无瑕的珍爱。当我们这些正常人 在生活的沼泽里怨天尤人的时候,好一个弱小的灵魂,却接受了一切不公平,同时 在给予与交流中寻求快乐。 她那双黑亮可鉴的大眼睛,让我安静。 一直抚养照顾辉辉的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她一生未 婚,所以我们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沪上一个富族,是家里的三小 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里的其他妇人非常不 同。但她以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据老人们说,当年,她最要好的女友遭遇婚姻的不幸,无力抚养一双儿女,她 便搬进了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承诺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一诺千金。 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虚伪,与它脱离了关系,靠做小学教师过上独立的生活。 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家族邻里中会有多少非议和冷眼, 是不难想象的。靠小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其艰辛坎坷,对于她一个 做惯小姐的人,也是不难想象的。人们总在猜测,这个弱女子的身躯里究竟哪儿来 这么大的毅力和智慧,人们只知道,她累弯了腰,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得很端正,而 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为辉辉的父亲。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又主动承担起抚养辉辉的重任。又 是一句承诺,又是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又意味着几十年的操劳。这 回,还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喂养着她,一年一年安慰着她的悲愤,一个 字一个字地启蒙着她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但她没有去操办什么 瞩目的慈善事业,而是选择去抚养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在我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 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 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她们俩的生 活中都没有男人,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一个只有接受这样的生活;她们俩都与这 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她们反而有了某种超脱;她们都不因自己的不 幸而对上帝怀着怨恨,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多,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少。我发现,她们 祖孙两代的眼神都是那么坦然。 爸爸? 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阿姨和 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家,几乎把工 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 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 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 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 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 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 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环。” 餐后,他就拉着我的小手,到黄浦江边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机给我拍几张 照片。他说:“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每个月把你的照片寄给他,这样他 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澜澜又长高了。” 爸爸? 一个多么陌生而神秘的称呼,从出生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所以这个 称呼就显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一 定会有很多故事说给我听吧。 一个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谁来了都不要开 门。他们走后不久,便有人敲门。我从门缝望出去,看见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 从未见过。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来,蹑手蹑脚搬来凳子抵住门背,自 己坐在上面,大气不敢出。那男人敲门听不见回答,也干脆坐在了门槛上。我与他 隔着一扇木门,背对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 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有一百年。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那个男人竟亲亲热 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外婆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家呢。”我这 才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外婆抱起我,指着那个陌生男人说:“澜澜, 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我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我的男人会是我的爸爸。 这个男人用了什么魔法让我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我已经记不起了。只 记得当天下午,我就骑在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着嗓子大喊: “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神气活现。 爸爸告诉我,他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我们 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侯家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 我曾骄傲地拥有的绣着姓名、住址的小手绢也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小舅舅在 我离开以后曾对我妈妈说:“澜澜走了,我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属于你们的。” 而我呢,直到长大,才意识到侯家路曾给予了我多少营养,又是怎样使我和其 他的孩子有了不同。那条拥挤的弄堂,那一张张真实亲切的面庞,将是我心中永远 的坐标。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