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降职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上台。 这年四月,蒋介石调集11 个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 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迎击来犯之敌。 这时,中央派遣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已到鄂豫皖地区,成立了中共 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 席,沈泽民担任省委书记。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就虚、各个击破、 待机反攻的战法,因此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敌500O 余人。 反“围剿”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广大红军本该兴高采烈,可是,还没待将士们 举起庆功的酒杯,一场灾难又降临到红四军的身上,那就是著名的白雀园苏区大肃 反。 肃反运动最初是怎么酝酿起来的,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背景好象很复杂, 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很难一言以蔽之。这么大的运动,恐怕不 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利用党的幼稚,把运动推向极端,那 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最先挨整的是政委余笃山,接着军长邝继勋被降职。 一九三一年六月底,围绕东进还是南下问题,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同张国焘彻 底闹崩了。 当时,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人主张抓住敌人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 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支 持并形成方案。 不料,就在这一方案付诸实施的时候,张国焘推翻了原来的南下决定,要红军 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并限一个月内完成小这个决定,是 很不切合实际的,说白了就是以卵击石。 由于原军长邝继勋被降职,徐向前升任军长。徐向前与政委曾中生积极配合, 厉兵秣马,率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 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 余人。 仗是打胜了,下一步,红四军往何处去却成了问题。 在英山,徐向前军长和曾中生政委踌躇再三,权衡利弊,觉得进攻安庆实不可 取。 一是路程太远,中间要穿过四百多里的白区,且是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 二是兵力有限。 三是地形生疏。 鉴于以上考虑,军首长最后决定,放弃攻占安庆的计划,趁势进攻靳(春)、 黄(梅)、广(济)县城,并且决定,一边行动,一边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 明情况。 在徐军长、曾政委的指挥下,我们红四军主力顶着烈日,分两路南下突袭靳春, 进浠水,围困广济,奔袭黄梅,一路势如破竹,不仅给敌人以重创,还收缴了许多 财物,光鞋就达1800 多双,黄金20 余斤,大洋7 万多元。我们后来听说,金子 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它财物,用于解决部队的吃穿,这真是空前的胜利。 可是张国焘却对此大力恼火。他并不看重胜利,却过份地看重了他个人的意志。 据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就在红四军准备继续乘胜进击之际, 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 令”,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甚至还说徐向前、曾中生等人是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九月初,部队奉命北撤,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政委组织召开了一次支 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瞎指挥和家长作风提了很多意见,并起草通过了一 项声明,决定派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 应该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太高明,但的确是正当的。恰好是这件事,更 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便成了一桩大罪,并引出了一连串的冤 案。 九月十三日,陈昌浩到达六安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免去曾中 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气接着,肃反开始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 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 余人相继被捕。没过几天,十一师师长周维炯、十二师 师长许继慎也先后被捕。肃反从军到师到团,层层抓人,用陈昌浩的话说:“蒋介 石、汪精卫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勾结了红四军中的两个师长、六个团长、五个团 政治委员,十个团政治处主任、三分之二以上的营长、连长及连指导员……准备马 上暴动把红军拖到国民党方面去,根本上消灭我们红四军与鄂豫皖赤区。”(见陈 昌浩著《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师长到团长政委到医院院长,竟有这么多 敌人,那么剩下来又能有多少好人呢?等连长指导员抓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该我们 这些小字号的倒霉了。 那些推行极“左”路线的人们自然也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红四军干部战 士全部打成反革命。仗,还是要靠人去打的。我倒是没有被拉去杀头,但把我从一 排长的位置上撤下来,让我去当二排长。 如果按现在的眼光看,从一排长到二排长当然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然而在红 军时代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一排长,人称“大排长”,作战时是紧跟连长指导员 的,相当于副连长,而且是连长的当然代理人。 可是二排长就不同了,甚至可以说,二排长在连里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三排长。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打仗,提着脑袋干事,方方面面格外精 细。在一个连里,先锋是一排,后卫是三排,不说信不过,至少可以说,二排的力 量相对弱些。这层意思虽然没有文件规定,但在有些兵营里,这往往是约定俗成的 事,大家心照不宣。 我至今也不清楚,是谁告了我的密,把我从大排长的位置移到二排长的位置上, 等于被降了一职。以后我推测,可能是在连长指导员那里出了点问题。 那时候,职务称呼比较随便,由于战斗中变化大,有的干部互相之间甚至只知 绰号不知姓名。我因幼年出过天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 本连还有一个三排长,也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三排长曾经对肃反说了几句风 凉话,可能被连长指导员供了出去,于是保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因为三 排长是雇农出身,比我的家庭成份好,所以没怀疑他。那么,除了他,犯错误的 “麻子排长”自然就是我罗。好在我才是个排座,又沾了个工农干部的光,脑袋才 没有搬家。 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 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我有幸成了“党可原谅三分”的人,脑袋没掉,后 退一步,当起了二排长。而那些知识分子们可就遭殃了,短短几个月,几乎全被杀 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