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太谷游击支队 我到太谷之后不久,形势就紧张起来。娘子关方向日益吃紧,杜任之同志也因 有人告发他是共产党员而被阎锡山撤职。 为了组织力量,坚持抗战,我们于三七年十一月初在大谷县城白塔寺内宣布成 立了“太谷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由我担任指挥长,地下党县委书记侯维煜同志 担任政治委员,杜润生同志任参谋长。游击支队有二百八十人。 几天后,日军占领了太原。 太原失陷、太谷顿时没了遮挡,阎锡山的县政府稀哩哗啦跑得没了踪影,接杜 任之同志任县长的刘钰携带两干元现款私逃了。 十二月六日,我们集合队伍于夜间摸进县政府,那里已是空荡荡的没有人了。 但尚有一批武器,还有阎锡山存放在大谷县没来得及运走的棉被和军衣,我们满满 地装了几马车,浩浩荡荡出了县城。也不知太行山在哪里,反正东边有山,就往东 边走。 第二天,队伍经惠安村抵达东峪山口。就在这天中午,太谷县城沦陷了。 当天晚上,支队部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支队改称“八路军太谷游击支队”,我 任司令员。之后,连夜行军,径奔太行山中心榆社。当时,赖际发同志正在榆次组 织工人游击队,我派人跟他取得了联系,请他向师部报告我们的情况。然后继续往 前走,一直走到榆社县城附近的下武村,在那里休整待命。 队伍是拉出来了,我的任务算完成了一半。但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这 支队伍最终能不能跟我进太行山,都不是一下能说明白的。 在下武村住了十多天,前前后后的故事就多了。 我们的队伍成份新,大部分是学生,也有少数工人、农民和小商。别看干革命 是头一遭,革命的理儿他们却知道得不少,不光是中国革命的事,连苏联是怎么闹 革命的他们都知道。队伍里是高度的民主化,你说今天下午干什么,他们就要开个 会,研究一下能不能干。你要批评一个人,弄不好他们也要开会,斗争你。山西有 些地方也是睡大炕,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女同志早晨起床又是洗又是梳又是抹, 这一套我很看不惯,一张口说两句,他们就群起而攻之,要改造我的封建旧脑筋。 他们还把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集合起来,给他们讲政治经济学,当然是乱 弹琴。 吃饭也是个问题,有民主就有自由,这种自由在吃饭问题上体现得尤其充分, 根本不像部队统一就餐,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伙房做的,也有自己做的,还有 跑到老百姓家里换东西吃的,五花八门。这怎么行呢?我于是亲自下手,院子当中 挖个行军灶,烧大锅饭菜,做好之后,一桌一桌摆好,统一号令,所有人员一齐就 餐。 大家普遍反映,老红军做的饭菜味道就是好。没吃好的还给我提意见。 提点意见我接受,再给他们做。但吃饭那一套规矩他们必须按照我的来。 偶尔有人外出执行任务,那更是洋相百出,让人哭笑不得。这帮学生娃,夜间 行军一是害怕,二是看不见,要打火把。那我当然不能允许,之所以夜间行动,就 是怕暴露目标,一打火把,那跟白天行动有什么区别呢? 火把虽然是没打成,但他们斗争我也斗争得不轻。他们斗他们的,我则坚持我 的,只要有夜间行动,我就必须要走在前面。 过去在一二九师教导团的时候,每月发一块大洋的津贴,我攒着没花。 在下武村,我让警卫员买了一只鸡,我们两个人炖了吃。这一下,又惹了纰漏, 学生们开会斗争我,说苏联革命艰苦时期,列宁连面包都舍不得吃,留给伤员吃。 你这个司令员倒好,买鸡自己吃。大家七嘴八舌,批得我直想发火。 那时候,带那样一批知识分子,真是艰难得很。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尽管如此,我仍然很喜欢他们,他们拥护共产党,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爱国热情和积极性都很高。他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朝气、有热情,优点是很多的。 他们的缺点是暂时的,一旦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会比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同志 更有优势。而且,他们从骨子里还是尊敬我的。一方面,我是老红军,另一方面, 在接触一段时间后,他们对我的胆量和魄力也服气。 这里举一个例子。 太原会战期间,从娘子关退下来的汤恩伯部散兵,到处骚扰老百姓,谁见谁怕。 有一天,我们正在外面训练,有一个群众向我报告,说某某地方又来了国民党 军,正在欺负老百姓。那些学生娃一听,吓得赶紧要溜。 我说:“你们不要怕,跟着我看热闹去!”那时候,我穿着八路军军服,佩戴 八路军臂章,腰里还插着一把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八路军不光在老百姓心中有威信, 在国民党官兵眼里,也是了不起的,因为跟日本人打仗他们不如我们。 我带着几个人到了一个巷子,果然看见几个国民党兵在找老百姓要东西,老远 地见到我,便立正了。 我很严肃地问他们是哪部分的?干什么的?姓甚名谁?然后不客气地教训他们 一顿,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又讲了一通抗日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的道理。他们始终是洗耳恭听,一口一个“是,长官!”不敢马虎。 这样一来,学生们就打心眼里佩服我。不服不行呀!那些国民党伤兵,散兵成 群结队,仗着跟日本人打过仗,是很野蛮的,老百姓都视为祸害。他们躲都躲不及, 而我敢找上门去训他们,还训得服服贴贴,那当然了不起。 另外,虽然从表面上看,我成天板着脸,卡着腰,一副威严的样子。但从心眼 里讲,我对这些知识分子是敬重的。我的年纪比他们大,又是老红军,带兵要先爱 兵,这是必须做到的,所以我很注意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不仅吃喝拉撒要操心,衣 食住行也要管,行军走累了,脚打泡了,这些学生娃们叫苦连天,就是没办法。我 就烧热水给他们烫脚,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挑泡。 那时候枪不多,我的二十响快慢机还是用小米从汤恩伯的卫兵手里买的,物以 稀为贵,那些女孩子,平时没枪吵着要枪,一到行军,有的又把枪扔给我。我这个 司令要扛好几支枪。那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些女孩子年龄都很小,多数是铭贤中学 的学生,最小的是侯维煜的妹妹侯春煜(后改名为侯群英),还是个小学生,只有 十二、三岁。 这些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又是另外一番感慨。 我这样一个工农干部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可以说是陷入了文化人的重重包围之 中,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跟他们在一起,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是行不 通了,那种光凭热情帽子一甩大喊一声“冲啊”的指挥作风不灵了。你只要做错了, 他们就敢批评你,你开始不能接受还发两声脾气,批评次数多了,问题挑明了,你 就没脾气了。俗话说,近朱者赤。那么,你周围都是有文化的人,你能不受到感染 熏陶吗?他们强迫你动脑筋想问题。 坦率地说:那时候我表面上昂首挺胸,实际上心里是有压力的。 我想,他们现在尊重我,服从我,是因为我是老红军,有作战经验。再过些年, 他们经过实战锻炼,胆量炼出来了,经验也有了,再加上有文化,就是栋梁之材。 而我们这些人如果继续没文化,仅凭匹夫之勇,那不是要被时代淘汰吗?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对学文化就有了紧迫感,坚持学文化,写日记。 我学会了查四角号码字典,凡是遇到不认识的字,我都要查个明白。经我翻破 的字典就有两三本。我最初记的日记也拿给有文化的同志看,请他们帮我找错别字, 找出后我再查字典加深记忆。我也有意识地练习讲话。我记得,就是从下武村待命 那段时候开始,在给大家讲话或作报告前,我经常一人钻到树林里,面对树木杂草 讲几遍,借此练讲话要点,练语气,练姿势。 渐渐地,我和这些学生兵之间的感情融洽了,大家觉得我这个司令员严是严点, 但人情味挺浓,尤其是我的学习精神,使他们挺感动。我诚恳地向他们学习。我是 这样认为的,虽然我是上级,我有我的长处,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他们要向我学 习,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我只有把他们的长处都吸收过来,才能更好地领导他们。 这样一来,大家就看出来了,我这个司令员不是一般的工农干部,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的不足,接受新事物快。这以后,共同语言便多了,该严肃的时候严肃, 该活泼的时候活泼,训练的时候大眼瞪小眼,娱乐的时候我就不再是司令员,打扑 克钻桌子也跟他们一样,玩得热火朝天。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