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秦赖三个英雄各自为战” 在一二九师的统一指挥下,秦赖支队先后参加了粉碎日军“六路围攻”、“九 路围攻”、东寨阻击战等战斗。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 军总部的指示,在辽县成立晋冀豫军区,军区按各基干支队活动地区,划分五个军 分区。我们即为第一军分区,我任分区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分区部队实际 上就是“秦赖支队”,对外仍称“秦赖支队”。 到了一九三八年六月,秦赖支队活动范围已达到晋中、晋西几十个县。 为适应这一新的情况,一二九师及晋冀特委决定扩充兵员,壮大力量。支队下 辖三个大队(相当于团)。各大队设立政治处,营设党总支部,连队建立党支部, 自上而下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 一九三九年初,根据战斗形势的需要,晋冀豫军区决定将秦赖支队和桂(干生) 张(南生)支队合并为“八路军独立支队”,由桂干生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 赖际发任政治委员。独立支队归属晋冀豫军区指挥。 一月二十二日,驻正太线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汉好的协助下,共出动六千 余人,由阳泉、昔阳、平定等地出发,分三路大举扫荡和顺、辽县地区。二十三日, 日军占据和顺县城,又分三路向我根据地进犯。其中路沿和顺经寒湖镇至辽县公路, 东路经松幡镇至辽县,西边还有一路。显然。敌人采用的是“分进合击”的战术, 分兵数路,齐头并进,互为策应。 我们支队几个负责人研究后决定打敌人的侧翼一路。因为我们的任务是阻击迟 滞,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他们。打其侧翼一路,另外两路必然增援,这样他原定的 战斗队形就被打乱了。而且我们无后顾之忧,进可攻,退可守,打了就走。待他恢 复队形,游而再击。我们的方案是合理的,是符合毛主席和朱老总游击战争原则的。 但不知为什么,军区首长坚持要我们打中间一路。 我们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 一打,打出个麻烦。中间那一路是敌人的主力,两边的部队是保驾的,带有警 戒的性质。中间一开战,两侧的队伍拉圈一样哗地一下就收拢了。就像一个大河蚌, 敞壳晒太阳,你往中间一戳,那两扇蚌壳就合上了,弄得我们腹背受敌。没挡住敌 人,自己还差点被包了饺子。 好在地形熟,我们左冲右突,费了很大劲才跳出包围圈,电台都丢到山里了。 直到夜晚敌人开走了,才把电台找回来。 仗打完了,做总结,大家都有一肚子意见,部队也有情绪。我们三个主要领导 合计了一下,仗打得这么窝囊,要向部队说明呀。谁去讲呢,桂干生不吭气,赖际 发嘿嘿一笑,说:“还是请老秦讲吧。”我讲就我讲,当时没往别处想。 在营以上干部会上,我发了言,首先是代表支队领导做检讨,找教训。 检查完了忍不住放了一炮,我说按游击战争原则,敌分路合击,应打侧翼一路。 这次我们打了中间是个失误。 这话一出口,可不得了,不知怎么就传到军区。军区主要负责人火冒三丈,当 即给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发了个电报,扣了天大的一顶帽子:“桂秦赖三个英 雄各自为战”。 不久,我们三人就被调整了工作。军区通知,我和桂干生同志到延安学习,赖 际发同志调到军区政治部工作。 桂于生接到通知后就走了,我到军区转关系时,被黄镇同志留下来了。 他平时对我印象不错,认为我能打仗,说:“老秦,不要走,我们一块工作。” 我说:“组织上已决定让我去学习,我得服从,我这个工农干部,也需要往脑子里 加点新材料。”黄镇说:“我看还是边打边学吧。”他态度这样诚恳,我也不好再 争,经组织批准,我留下来当了军区司令部的作战科长,实际上等于除了职。这事 我有点想不通,后来见到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我又把向军区提意见的经过讲了 一遍。朱老总对我说:“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方式欠妥。提意见要注意场合,要维 护上面的威信。你在营以上干部会讲上级指挥失误,对军区威信有一定影响。”朱 老总一席话,讲得我心服口服。 还是那句话,共产党员不计较职务高低,叫干啥就干啥。 我又愉快地当起了晋冀豫军区的作战科长。副科长是陈明义同志,还有一个参 谋是黄以人。 作战科长当了不到半年,又任命我为参谋处长。当时没有参谋长,司令部一摊 子业务都是压在我这参谋处长身上。 不久,为准备“百团大战”,一二九师在地方武装的基础上编了三个新编旅, 我被调到新编第十一旅任副旅长。旅长是尹先炳,政治委员是黄振堂(未到职)。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