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紧裤带反“扫荡” 在最严峻的时刻,我们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克服了重重困难。我记得是在四一 年四、五月,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 局面》一文,指出:敌人从各方面加紧对我们进攻,国民党顽固派夹击,固然是形 成根据地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工作上也有弱点。 一些同志对局势麻木,在困难面前不知所措,有听天由命的思想,这对党的事 业是极其有害的。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全区同志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性,用一切 努力来克服目前的严重局面。”“谁要是忽视了这个事实,那不仅是麻木,而且是 罪过!”小平的口气是严厉的。他的这篇文章,在当时震动很大,因为天灾人祸, 太行军民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意志稍微薄弱一些,就可能出现消沉、 畏难情绪。小平的话,震聋发馈,断喝一声,让这些同志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振作 精神,投入到克服困难、打开局面的斗争中去。 自从张浩政委因病去了延安,刘邓首长就走到了一起,我们也就从此在刘邓手 下工作了。对于小平同志,那时直接接触的不多,但听说的不少。他是一个党性原 则很强的人,也是一个充满智慧并有着高超艺术的领导人。虽然严厉,但是可亲可 敬,在警醒的同时,还教给我们方法。太行山局面当时那样严重,要打开局面,也 不是轻而易举的。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 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同时,要围绕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具体地 说,一是要加强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二是要用革命的两手 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加紧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三是要积极开展文化斗争,启发 人民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戳穿敌人的奴化教育和造谣宣传。四是要加强锄好斗 争,严厉打击敌探奸细。五是要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采取一切有效步骤,团结 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共同对敌。 现在回想起来,小平同志这一手是很硬的,有武打,有文打,有明的,有暗的, 对于我们太行军民振作精神,树立坚强意志,克服困难,打开局面,的确起到了很 大的鞭策作用。 小平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伟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在他的一生中, 严于律己,也严于要求自己的部队。一贯顾全大局,勇挑重担,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方便让给友邻。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敌后抗日时期,整个北方抗日军民都很困难。特别是贺老 总所在的晋西北,那里自然条件本身就不好,再加上敌人”扫荡”、封锁,日子就 更苦了。中央也没有明确提出来谁支援谁,只是把晋西北的困难情况发了一个通报。 刘邓接到这个电报后,心领神会,向太行山军民发出号召,要我们的军队、地方勒 紧裤腰带,节约一点粮食支持晋西北。 这件事使我们很受教育。因为我们本身也在饿肚子,在那样的情况下,尽管支 持数量有限,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可以看出刘邓的心胸。也正是由于他们从 来都是大处着眼,通览全局,所以才有了以后解放战争中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也正是在刘邓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坚定不移地渡过了“百团大战”以后最艰苦的 岁月。 那时候,我们坚信一条:我们困难,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没有粮食吃, 靠派部队去抢粮。我们就开展反抢粮斗争。还发动群众性的军事、政治攻势。组织 小部队进入敌占区,拔除敌薄弱摒点,打击敌小股武装,镇压汉好特务,伏击抢粮 队伍。并警告伪军和伪职人员,不要帮敌人抢粮,为自己留条后路。 铁道游击队不光是山东有,我们分区里也有,不过我们没有正式取名为“铁道 游击队”。我们也派出了许多小分队,扒火车、卸粮食,并组织群众搬运。 在虎口夺粮的同时,我们还组织部队抗灾自救,尽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 分区机关还搞了个赈灾义演,唱京戏,不卖戏票,来看戏的要交一点粮食。 红薯、小米、包谷、什么都行,多少不限。实在拿不出粮食的,也欢迎白看。 得到粮食用于救济没有粮的老乡。 我也上台演节目,扮演文天祥。司令部的参谋温锡扮演小皇帝,军务科长王乐 天拉胡琴,电台台长曹泽远敲鼓。 帮助群众搞生产,我这个司令员也是首当其冲,挑大粪我比参谋干事都挑得多, 不亚于农民把式。 那时候虽然艰苦,但我们不叫苦,也不光是消极地吃苦,总是在积极想办法改 变这种艰苦的状态。军队嘛,要的就是那么一股气。 环境再苦,指挥员不能叫苦,邓小平政委要我们打开局面,我们不能睁眼看着 部队成天被苦水泡得无精打采,被个“苦”字压得抬不起头。要让部队吃糠咽菜还 得精神饱满。冻得直打哆嗦,你让他唱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马上就是 一身热汗。 还是在当游击教官时,我就深深体会到活跃部队文化生活的重要性。现在生存 环境越来越艰苦,更需要加强文体活动。我们开展的活动很多,篮球、单杠、双杠、 木马,我们都有,室内有象棋,我喜欢玩篮球,在一分区当了多年的篮球队长。 搞自行车比赛,看谁能在尺把宽的地埂上如履平地。解放后有的电影拍武工队 骑车进城玩绝技,杀汉奸取情报的镜头,这并非胡编乱造,是有生活依据的。我们 的武工队员大多来自农民,原来只会玩锄把子,但是后来把自行车当马骑,骑得确 实腾云驾雾,牛气得很。 还有一种活动是打棒球,玩这玩艺是我们跟俘虏过来的日本人学的,到最后他 们还打不过我们。 我们收缴的物品中有一架老掉牙的照相机,我和陈明义找人教照相,学会了, 自己拍照,自己配药洗照片,都是土办法,太阳底下曝光,读数记时,这在一分区 堪称一绝。 我的观念是,军人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玩。能吃能睡能打能玩,这也可以算 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三日,日军步兵第一旅团七十三大队一千余人,携钢炮三门, 重机枪二挺,轻机枪数十挺及掷弹筒等重火器,在近腾大队长的指挥下,分两路向 一分区驻地将军墓、营头发起突然袭击。一路由梅花经龙门、土门至宋家庄;另一 路分为两股包围下坡子,以大股从河里乡以北山地控制下坡子后山,小股顺立羊河 西进,这一路共三百余人。 两路敌人于上午进至上坡子盖家嘴北山高地。当时分区主力三十一团已去邢台 运输物资,家里只剩下分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少量兵力,分区多数领导同志也因开 会和参加地方工作而不在家。 情况十分危急,我和在家的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同志带领特务连仓促迎敌,以 一个排赶到两店牵制宋家庄之敌,并掩护分区医院转移。我自己带领另一个排在专 署警卫队二十余人配合下,占领下坡子制高点阻击敌人,掩护机关及群众转移。 敌人以几十倍于我们的兵力和绝对优势于我们的兵器,向下坡子发起数次冲锋。 我们则凭仗有利地形和灵活的游击战术,坚决抵挡,直至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完毕。 这次战斗,敌众我寡,人人参战。我和杨克冰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我们的武器差,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我自己垄断了一门迫击炮,专打敌 人机枪阵地,杨克冰则帮我寻找目标,并报告射击效果。我一边打,她一边喊: “司令员又打掉一个火力点,鬼子小队长不见了!同志们要打准啊!”杨克冰同志 虽然是个女同志,但临危不惧,协助我指挥,对鼓舞士气,稳定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为克冰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写上几句。 杨克冰同志原先在平津做兵运工作,是知识分子干部,虽然是女同志,但非常 勇敢泼辣,为人耿直,原则性强。在分区领导层中,她年长几岁,所以,把我们都 当弟弟看待,谁有缺点,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副司令、副政委,她都直言不讳,毫 不客气地批评。我们工作取得了成绩,她心里高兴,嘴里却不断叮嘱:“不能骄傲 呵!”部队上没有喊她名字的,一律喊他“杨大姐”,包括上级有些首长也这么喊, 刘伯承司令员都这么喊。“杨大姐”成了她的名字,我们喊了五十多年还在喊。全 国解放后,克冰同志一直在辽宁工作,但我们之间联系不断,彼此都关心着。去年 我做手术,她每三四天就要来一次电话询问病情。 一九四二年春节前后,我奉命去北方局参加为期不长的学习,因政委郭峰同志 还兼着地委书记,所以我们交待参谋长王远芬同志主持分区工作。 就在我走后不久,分区接连发生了几件事。 当时由于条件艰苦,部队必须自己想办法改善生活,分区的主力团三十团的两 任团长,都因为到野草湾河沟里炸鱼,被手榴弹掀飞的水下石头砸死。 接着,又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战斗失利。 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份开始,敌人集中一万二千人,向太行根据地实行“铁壁合 围”,企图“捕捉”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基干团 七连为了掩护机关转移,从外地驰援黄北坪,但半途遭敌伏击,大半牺牲。 短时期内,连失两员战将,还有一个能攻善战的连队受到重刨,我是很痛心的。 当时王远芬同志的精神压力也很大。我从北方局党校回来之后,对上述几件事进行 了认真的调查,结果表明,王远芬同志不应负主要责任。后来我主持召开一个会议, 分析事故和失利的原因,实事求是地做了结论。 为了打消王远芬同志的顾虑,让他总结经验教训,放手工作,我向太行军区汇 报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认为两起事故虽然是在我离职期间发生的,但苗头早就有 了,用手榴弹炸鱼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作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作为司令员, 没有对此引起警觉,应算失职。 关于七连受损失,仗虽然是最近才打的,但部队在此住的时间长了,暴露了目 标,有些规律被敌人掌握了。同样,作为司令员我早应料到而没有料到,缺乏应有 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也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我这样做,并不等于无原则的庇护。我的想法是很明确的。仗打输了,事故出 了,原因也查了,那么就应该有结论。该枪毙的枪毙,该撤职的撤职。 但调查的结果表明,主持工作的同志没有失职,他还要工作,既然要工作,就 要为他创造工作的条件。我是个老同志了,多承担点责任算得了什么呢? 我对这件事的处理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赞同,王远芬同志也很感激,工作中更大 胆更放手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人在前几次扫荡失败后,更加疯狂,发动了规模更大的 “五月扫荡”。五月十七日,日军出动二万五千余人,向平定东的测鱼镇、赞皇的 黄北坪、邢台的浆水、将军墓一带连续合击,于二十四日控制了太行区北部制高点 峻极关。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滕代远带领的一 部分机关干部和部分抗大学员被敌人包围在浆水镇一带,恰遇我分区电台队长曹泽 远从涉县执行任务回来,遇上扫荡,也到了浆水镇。 罗、滕身边几乎没有战斗部队,而总部机关和抗大正是日军重要目标,情况十 分危急。罗主任和滕副校长急中生智,指示曹泽远开机与分区联系。 当时我们已跳出了包围圈,分区压力逐渐减轻,接到曹泽远的报告后,我们立 即为总部和抗大的同志们选择了转移路线,组织部队接应,以一部突袭进攻敌军, 调动敌人注意力。连夜把罗、滕及所属人员“枪”了出来,化险为夷。直到建国后, 我在北京见到罗瑞卿和滕代远两位首长,他们谈及此事,仍然感激不尽,说:“那 次不是一分区损失就大了。”我说,“在那种情况下,一分区挺身而出,是责无旁 贷的事,谢什么呀。 为了总部和抗大的安全,一分区拼光也是值得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