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千里边防线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赶到重庆,向西南军区报到。然后,很快到了昆明,就任 云南军区副司令员。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可以说还处于百废待兴状态,国防建设和 经济建设都才刚刚起步,任务很重,困难很多。 当时军区的副司令就我一个人。谢富治是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他同时又 是云南省委书记,主要的精力放在省委那边,军区有重要会议请他回来参加一下, 一般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军区这边的工作,司令部缺参谋长,副参谋长也只有王启明一人,政治部缺主 任,副主任也只有胡荣贵一人。我们这三个副职,人少心齐,精力集中,相互配合, 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倒觉得领导干部少而精应该是条经验。相反,领导机关臃 肿、人浮于事,是必然要滋生官僚主义的。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他很留恋刘邓大军时期,因为主官配合默契,部属领会意 图透彻,上有决心,下有信心,党内关系健康,民主生活正常,有了这几条,工作 没有干不好的。 说句心里话,我也很怀念在云南军区工作的那段时光。那时困难是很大的,云 南军区的部队,基本上是原来的第四兵团,还稍多了一些地方部队。 几十万人马,没房子住。 除了房子困难,交通也是大问题,全云南境内只有两条通向境外的公路,一条 是滇缅公路,又叫史迪威公路;另一条公路从昆明通向河内。我们担负的边防线有 一千多公里,而云贵高原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有的部队连师部驻地都没有通公路, 团部更不用说了。物资供应全靠马帮驮。 虽说已经解放了,但蒋介石还遗有部分残余势力,紧贴云南边境线活动,李弥 残部蜗居中缅边境,一有机会就出来骚扰,加上少数民族地区股匪未绝,打家劫舍。 所以对敌对匪斗争还是相当复杂的。 另外,还有一桩挠头的事,由于多少年来的民族歧视使少数民族仇视汉人,有 些地方,在坏人的鼓动下,杀伤我军官兵的事也时有发生。 我到任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有四个: 第一是巩固边防线,对付蒋军残部;第二是清匪反霸,协助地方发动群众,建 立健全地方政权;第三是架电话线,使指挥到位;第四是建房修桥筑路,从根本上 改善住房和交通状况。 以上四项工作,有些分层次分阶段展开,有些则同步进行。军区主持工作的实 际上就是三人小组,遇到问题,三人坐在一起,三言两语,说办就办。 所以说,那个阶段,心情是十分舒畅的,大家都一心扑在工作上,点子往工作 上想,劲往工作上使,不推倭不扯皮,遇到困难或挫折,还都争担责任。 什么事情都办得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部队作风也很过硬,还保留了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挖窑烧砖,开山凿洞,越 岭架线,仍有不怕艰难困苦的攻坚精神。就是在原始密林和崇山峻岭中,困难也都 没挡住我们。渐渐地,边境稳定了,股匪扫清了,公路修到了边境,电话线架到了 哨所。几十万部队也都先后有了住房。 除了完成自身任务,我们还积极支持地方建设政权,先后派出去几十个民族工 作队,分工分片包干边沿一线的民族工作,云南省建国后第一批地、县委书记,大 多数是我们军队派去的。 那时候,地方党政机关的号召力还很有限,大事小事离不开军队。我们不仅在 重大问题上为地方党委、政府撑腰,帮助树立他们的威信,而且开展了许多爱民活 动,派出医疗队到少数民族地区巡回送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访贫问苦,筑路修 桥,帮助各兄弟民族疏通关系,加强团结,也帮助他们发展生产,防疫治病,兴办 教育。民族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军队同人民群众在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云南人民对解放军一直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大军,凡有部队涉足的地方,少数 民族中便会流传着关于大军的种种故事。大军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