晾在北京“靠边站” 到北京后,我被安置在京西宾馆。住在这里,固然没有了造反派的纠缠,生活 显得很平静,但突然脱离工作岗位,我感到严重的失落,同时,我也惦着远在昆明 的家人的安全。 一两天后,谢富治来看我。当时,他正红得发紫。很明显,他是代表组织来找 我谈话的。但除了官冕堂皇地说了说要我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 之类的话以外,他并没有指出我有什么问题需要靠边审查。不过我清楚,既然来了, 就不会让我再回昆明了。 “文化大革命”中,京西宾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场所,许多重要会议都在 这里召开,一些“文革”中握有实权的人经常在这里吃住,而同时,这里又住着相 当一批靠边站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台上的和台下的都在一个饭厅吃饭。有的过去非 常熟悉的人,现在在饭厅见面连招呼也不打,这让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干脆 不在餐厅吃饭,而到宾馆的职工食堂与职工们一起排队买饭菜。 来北京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上面还通知我参加过一两次军委召开的会议,后来 我就完全靠边了,看不到任何文件,听不到任何报告,成天无所事事,我感到非常 苦闷。一次,肖华同志去看我。过去,肖华同志在担任总政副主任、主任期间,多 次去云南检查指导工作,我和他很熟悉,在他面前讲话没有什么顾虑,这次便向他 发牢骚说:“我并没有被免职,为什么不能看文件,我要求看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应 该看的文件材料。”肖华同志笑了笑。 我哪里知道,那时肖华也已经处境不妙,很快他也被打倒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势不两立 的两大派,派仗打得难分难解,许多造反派组织都要找一些领导干部以壮声势。住 京西宾馆的靠边站的干部中,也有造反派找上门来的。对这个问题,我一开始就很 明确:我的问题只有中央能够解决,中央迟早会搞清我是没有问题的。某派组织提 出打倒我或支持我,那都无关紧要。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不介 入任何派性斗争。后来,云南某派组织也派人两次找我,表示希望我站出来,公开 表态打倒×××,说×××在“文革”中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都明确地拒绝。 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春节,我爱人知道我想家,她来北京自然是不可能,便找 了一个方便的机会,托人把三个孩子带到我身边。和孩子们在一起,这给我增添了 许多温暖。 不久,北京又出现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一片“打倒杨、余、傅”的声 浪中,我们全体“靠边站”人员都让离开京西宾馆,其中的部队干部和宋任穷等同 志被安置到了位于东城海运仓的总参第一招待所。后来昆明军区催我搬家,当时大 儿子卫江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很能干,考虑到他能帮妈妈一把,便让他先行回家。 在搬家中他蹬着三轮车一趟趟地搬运东西,成了搬家的主要劳力。搬完家后,小儿 子秦天也回到昆明,只留下大女儿畹江陪伴我。 住在海运仓,除了读毛主席语录、看报外,仍然无所事事。眼看着越来越多的 领导干部像走马灯似地被打倒,眼看着国内发生那么多背离党的传统,背离毛主席 的教导的不正常现象,我心中的愤慨和疑虑也越来越多,但这些是跟谁也不能讲的, 只能深藏在心底。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