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攻陷南京的战争,从蒋介石统帅北伐军取得安徽战场的胜利开始。早在1926年 11月中旬,蒋介石就命令军队从九江向安徽移动。 1927年2 月中旬,江左、江右军开始了安徽战场的战斗。当时攻皖革命军为李 宗仁、程潜、贺耀祖、王天培诸部,约8 万余人,由李宗仁、程潜分任江左和江右 总指挥。江右军约3 万人,由九江向皖边进发,到达湖口、马当及至德、祁门,江 左军则由鄂东地区向安庆方向进击。在安庆,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进占了。 接着,江右军第一纵队第六军第十七师,于3 月6 日向芜湖进发,遂也不战而 入。 3 月15日,蒋介石下令北伐军10日内攻占南京。北伐军奉令,向南京之要隘前 进。16日,革命军越过当涂,包围南京,17日,革命军占领当涂城,接着又克江宁 镇。与此同时,江左军也控制了津浦线南段及合肥、蚌埠等城市。 作战至此,形势格外有利,南京已被三面包围。但是敌军对南京之防守,也是 甚为牢固,不宜轻视的。蒋介石将会攻南京的任务交由东路军和江右军担任,并以 江右军为克复南京主力。3 月20日,程潜命各纵队,向南京外围敌军各据点全线发 起总攻。21日,第三纵队贺耀祖部破禄口镇之敌后,进占了陶吴镇、秣陵关,同日, 一纵队第六军第十七师攻占了江宁镇。22日,二纵队鲁涤平第二军进占了龙都镇和 淳化,接着一纵队与三纵队又进占了将军山、牛首山一线,压迫南京城郊。这时, 东路军何应钦也率第四、第六纵队到达镇江。23日,程潜命江右军各军同时发动攻 击,乘胜围攻南京,并亲临城下指挥攻城,第二纵队第二军进击中华门、光华门; 第三纵队向通济门、武定门出击;第一纵队第六军近3 万人向雨花台猛进,并占领 了该处要塞,威胁城门守军。 与此同时,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先头部队,进抵栖霞街、东流镇、汤山镇一线, 敌守军或退入南京城内,或向下关溃散。下午2 时,攻击通济门之革命军,已达城 门口。约3 时左右,革命军夺得雨花台,孙军一部分沿城外护城河溃往下关,一部 分入城后出仪凤门退至下关。震耳的枪炮声使南京城内守军胆战心惊,无心恋战, 皆丢盔弃甲,落荒而逃。革命军第二军第十九师,遂自中华门首先攻入南京城。 这时,攻击通济门的独立二师师长兼四十军副军长贺耀祖,正指挥所部两万余 人,以极猛烈的炮火,继续攻击通济门,直鲁守军见来势甚猛,遂仓皇逃走,革命 军攻下了通济门。此时,洪武门也被二军副军长鲁涤平所部乘胜攻破,褚玉璞见大 势已去,遂令所部退往浦口,革命军遂于24日凌晨进占南京。 3 月25日,蒋介石抵达南京,下车伊始,即令程潜、贺耀祖负责南京治安。在 此之前,蒋在军舰上召见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并指示:“对于无论中国军队或流氓, 损害外侨生命财产,均须负责查明其确实情形,予外侨以满意之解决。”除此之外, 没有太多指示。但现象背后的内容,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从北伐一开始,蒋介石一直都是同时操纵着两件事情:其一是军事北伐, 其二是权力独立。军事北伐可以说是蒋介石在北伐初期主要关心的问题,它既可以 将蒋介石推为全局的统领,也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消灭对手,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影 响。但随着北伐的逐渐胜利和权力派别的日益分裂,蒋介石开始为争取权力垄断, 实行个人专制,费尽心机,并作了大量的工作。北伐后期,蒋介石将所有的精力主 要用于解决这一问题上。争取在军事收尾时,来个一举两得,实在美不胜收啊。最 后,北伐结局确使蒋如愿以偿,得其所求,但蒋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也将更为惨 重一些。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纳叛招降,收编大量旧军阀军队,不断扩充自己 的嫡系势力。虽然蒋介石集团需要发动工农运动,借助工农运动排除异己,壮大自 己,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工农群众、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为实现个人权力欲 望的绊脚石。而这时又到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消长和权力争夺的高潮时期,在利 益的争夺过程中,蒋不惜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对于蒋介石逐步掌握党、政、军大 权,国民党各派都十分不满和仇视,暗中都主张对他加以排斥和约束。并且这种怨 愤逐渐升级,防蒋独裁的空气日见浓厚,迎汪复职的呼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926年5 月25日,有人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 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各省党部随后纷纷通电响 应,何香凝、吴玉章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战事。8 月5 日,何香凝在中央党部第 四十七次会议上提议:“现在请汪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电 转汪主席。” 8 月中旬,蒋介石到达长沙。此时,蒋之嫡系第一、二师“溃败”,前方出现 于蒋不利的种种情况。广州提出“迎汪”的问题,对蒋而言当然是个十分敏感的问 题。这时本应按照国共两党协议本应召开两党联席会议,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张国焘、 瞿秋白,已于8 月20日到达广州。因“迎汪”空气高涨,张静江等不肯在这时开会, 两党联席会议终于搁浅。 另外,在中山舰事件中被蒋击败的汪精卫,决不甘心就此败下阵来。他于7 月 16日主动寄出了请求复职的信,请求复职。 8 月下旬,这封信寄到广州,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强烈的反响。何香凝主张公 布此信,张静江、叶楚伧颇为恐慌。蒋介石知道消息后致电黄埔军校说:“迎汪比 倒蒋还坏。”他一面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北迁武汉,极力阻汪回任, 一面派人到上海见陈独秀,“请C P 勿赞成汪回”,说什么汪回来后将为小军阀 所利用,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蒋还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赴鄂,企图用共产国际的影响,说服共产党人“援助蒋”,“维护他的总司令地位”。 但是“迎汪”的空气并不因为蒋介石持反对态度而有所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 国民党内许多上层人物都赞成“迎汪”。中共中央也明确答复蒋介石:“我们赞成 汪回。”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迎汪”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9 月1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10月间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及各 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迎汪”复职的氛围之中,这个会议自然成为各方关注的 焦点。 1926年10月15日至26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届中央执委及各省区联席 会议。共产党员吴玉章、恽代英、于树德、毛泽东、邓颖超、杨匏安等出席了会议, 以谭延、徐谦、张静江、宋庆龄、吴玉章五人为主席团成员。会上提出《请汪精 卫销假案》,正式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 “迎汪”案的提出,遭到了右派的阻挠,蒋介石事前布置张静江顽抗,声言他 的主席地位决不能动。张静江说:“请汪复职,是不异于拥汪倒蒋,我一定要与之 一争到底。”还扬言提出欢迎胡汉民以为抵制。 议案提出后,张又以“不知何处可以寻汪”为借口,反对派代表出国迎汪。但 由于共产党人和左派团结一致,结果有力地挫败了右派的企图。张静江不得已公布 了蒋介石10月3 日“同意”迎汪的电报,“迎汪”案终于全票通过。会议还通电各 级党部,通告中央关于请汪回任的决定,并向汪本人发出通电,请他“即日命驾回 粤”。 10月广州联席会议通过的“迎汪”案,基本精神是通过迎汪和蒋,表面上欲促 成蒋、汪之间的合作,进而对蒋之势力予以约束和抵制。会议发给各级党部的通告 写明:“蒋介石督师前方,党务、政治任务繁重,汪同志亟宜销假,共同负责。” 但为了不至于把蒋介石完全得罪,以防不测,在通过“迎汪”案的同时,会议还通 过了《电慰蒋总司令决议案》,向蒋说明“因工作之扩大,筹划之需人,特决议促 汪精卫同志销假,与执事共负党政重责”。 当蒋介石在8 月收到广东来电时,深受刺激,他敏锐地意识到“迎汪”之目的 在于“倒蒋”。故一再给其心腹智囊以反对和抵制的暗示。但由于“迎汪”呼声太 高,不仅前方将士,后方民众各级党部的函电纷至沓来,而且如李济深一类人物, 也都亮出“迎汪”旗帜。 同时,蒋介石在前方战事上也遭遇失利。当时,唐生智已先占长沙而得湘,后 克阳夏而据鄂,实力骤增,大有取蒋而代之之势。而蒋之嫡系部队由于在前线纪律 荡然,遇敌即溃,名声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0月3 日发出 “通电”,赞成“迎汪”,说什么请汪“从速销假,共肩党国巨任”。 在这种迎汪抑蒋的政治气氛中,蒋介石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重新作一番打 算。1926年9 月上旬,当国民革命军克复汉阳、汉口后,蒋介石于9 日致电张静江、 谭延:“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 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 蒋介石此时所以积极主张迁都武汉,一方面为了利用自己在北伐过程中重新树 立的威望来辐射和干扰汪精卫在广州的势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武汉战略地位 的重要并渴望亲自控制武汉政权。 蒋介石在转入江西指挥作战时已感到唐生智力量的崛起对他的威胁。因为唐生 智在攻占长沙后竭力扩展第八军的实力,在当时北伐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 雄厚,合一、二、三、六军之总合始能及八军,湘、鄂实权均在唐手。为了制约唐 生智,以防唐的反侧,蒋提出了迁都武汉的主张。 9 月18日,蒋介石再电张静江、谭延:“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 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 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蒋之所以如此急迫地主张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从广东迁到湖北来,是因为他“见唐生智等部势力之强大,已非他自己所能节制”, 想提高党的权威,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可以此限制唐生智等。 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和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谭延都以蒋 介石马首是瞻,当他们接到蒋介石的指示电报后,即于10月14日起在广州四处游说 鼓吹和提倡迁都,在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 “毅然”提出迁都案,供大家讨论决定,但是因为客观形势所限,会议讨论没有通 过此次提案,反倒做出了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 蒋介石得悉后,又于10月22日再电广州中央:“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 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 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这个提议未被采纳,在攻下南昌 后,再电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 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邓演达到广州催促政府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在蒋介石几次提出迁都主张后,国民党中央曾在会议上做出过这样的决定:国 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 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应,故国民政府仍暂 设于广州。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的管辖区域日渐扩大,从发展国民政府 统治基础的角度出发,迁都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乃于11月26 日做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会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 员分批北上。 12月2 日,宋庆龄偕同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 文、外交部长陈友仁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前往南昌,在蒋介石的安排和主持下,在 庐山召开会议,会议主要做出以下几个决议:采取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的策略, 工人运动从缓,农民运动加快,凡北伐军攻克的省份,财政由中央统一管理,取消 主席制的一长制,改为委员制的合议制,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会上,蒋介石以 “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为由,提议改迁都为南昌,未被与会者同意。会议结 束后,蒋介石回南昌,宋庆龄一行赴武汉。 12月13日由在武汉的国民党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昌正式 组成,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职权,同时发布命令定都武汉。又组织委 员会,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汉口、武昌市长及防军司令九人为委员,统治 京北区。徐谦为主席,会上,蒋介石被点名批评,认为是要搞专制、独裁,把个人 权力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因此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个人的权力被限制,规定:凡 军事委员会的决议,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事委员会七人 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总司令不得擅自决定一切和任意下 令。很明显,这几个决定主要是针对蒋介石作出的。 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对控制两湖局势,对唐生智加以限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与蒋的愿望还相去甚远。再加上国民党中央防蒋军事独裁的气氛正日渐浓厚,鲍 罗廷等人对蒋是如此的不留情面,甚至连联席会议也没能让蒋插上一脚,蒋遂蓄意 有所行动。 蒋介石在12月间,把张静江、谭延从广州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江西 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927年1 月3 日擅自在南昌召开 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移驻南昌。会后用 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现因政治军事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 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 迁移。”为了顺利实现迁都南昌的目的,蒋介石在1 月10日和21日又两次操纵南昌 政治会议,做出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临时联席会议的决定。这实际上是等 于否定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只将其作为南昌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蒋介石无 视党纪,公然向武汉国民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挑战,激起了武汉方面的强烈不满。 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徐谦三令五申要求南昌的国民党官员前往武汉。1 月中旬, 蒋介石前往武汉,摇唇鼓舌,四处游说。但是蒋介石所到之处,屡遭抵制,蒋甚为 难堪。在1 月12日武汉各界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就有人当场质问:为什么违抗国民 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当众 批评和羞辱了他。最后蒋介石在武汉呆了一周之后,毫无收获,并且几次受辱,众 人排挤,甚是郁闷,最后悻悻离去。 在1 月18日回到南昌之后,蒋介石回顾这几日四面碰壁、屡受侮辱,心中怨愤 油然而生。他立即给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了个电报,要求撤出鲍罗廷的顾问职 务。徐谦收到电报后,未予理睬,蒋介石无可奈何,只能将此账记在心头,待日后 寻机报复。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蒋介石的妥协施展的是“以退 为进”的策略,不久,他与黄郛等人密谋,决定了“底定东南”的策略,蒋意已决, 不愿再与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合作,打算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搞个单干”。 在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专制跋扈义愤满 腔,一时舆论沸腾,纷纷要求提高党权,限制军权。 孙科当时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 “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对蒋介石表达了强 烈的不满。 邓演达亦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做主,不应再把政权操 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对蒋介石直接抨击。 2 月22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 决定于3 月1 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武汉方面的一再施压下,蒋介石被迫于28日通电服从中央,并要求二届三中 全会延期一周召开。武汉方面接受了蒋的意见,主动将会议延至3 月7 日。 蒋介石虽然被迫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 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说 他“虽然通电服从中央,但非他的本意”。他要求会议延期,并以部署作战为由, 提出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检阅部队后再一起动身。蒋介石在设宴为谭延、何香 凝、李烈钧、丁惟汾、陈果夫等人饯行时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 月12日开会,就 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 3月7 日,谭延等一行抵达汉 口,在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预备会上,谭延在报告南昌方面的情形时提议大会延期 数日,待蒋介石、朱培德赶到武汉后举行。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彭 泽民等人强烈反对谭的提议,认为:“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 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自开会以来,决无等人来而始决议之 先例。”谭延、李烈钧力争,徐谦、吴玉章坚持意见,李烈钧愤而退席,致使会 议气氛极为紧张。 筹备会议期间,陈铭枢辞职离汉赴南昌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并请蒋决计反共, 李烈钧退席后乘轮返赣,请蒋介石“速作移师之计”。蒋介石闻讯决定不去武汉, 并致电武汉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主席职务。 3 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出席代表共33人,左派和中共党员 超过了三分之二,会议于17日闭幕。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党权、抑制蒋介石 军事独裁的决议案,主要有:《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确定了国民党内集体领导 的制度,取消了主席制度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 府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将原属总司令的任命与指挥权集中于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7 人,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并“至少须有未任 军职之中执委三人参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重新规定了总司令的职权, 《外交统一方案》规定党员及政府职员不得擅行与帝国主义各国交涉,《统一革命 势力案》规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与第三国际间的关系,允许中共党员参与国民党的 决策与政府。 此外,会议还追认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一切决议,并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 府的主要机构进行了改造。通过这一系列决议案,使蒋介石从独裁统治的权力最高 峰跌落下来,而左派的权力由此大增。 蒋介石对二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开展的提高党权运动,极为恼火。 2 月21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攻击武汉的左派和共产党人 :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 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这一个口号,来排除异 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 若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 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党里有独裁制的倾向,……今日所谓独裁制,不知究竟是指 什么东西?……我以为只有徐谦是实行独裁制的!他以没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 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 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 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了。……我是中国革命的领 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 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蒋介石这篇演讲发表以后,京沪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和报纸都对其大加吹捧,极 兴奋地同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的上 海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的上海江南晚报也以大字刊登蒋介石的演说,大加赞扬,而 且评论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蒋获知后,备受鼓舞, 更要放开去干了。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武汉提高党权的运动掀起新的高潮。邓演达、郭 沫若等人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大量反蒋文章,吴玉章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 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为党权运动敬告全党同志书》,邓演达以“国民革命军 总政治部”名义,编印“护党运动专号”的宣传品。 武汉政府为夺回蒋介石的军权曾采取过重大措施。1927年1 月中旬蒋介石离汉 后约一星期,鲍罗廷曾专柬约李宗仁小叙,对李明确表示:“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 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 尽弃。”鲍罗廷还表达了希望李宗仁能取蒋而代之的愿望,但为李宗仁拒绝。二届 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 潜执行”,但程潜没有执行这个密令。 1927年3 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 力的决议迁都之争后,蒋介石锐意经营东南,企图攻下沪宁后,将首都定在南京。 武汉当局对蒋之意图了如指掌,因而决定不让蒋氏有完全支配上海南京的机会。 随着北伐军即将抵达南京、上海,左派力量同蒋介石的政权之争便围绕着对南 京、上海的控制而展开。 武汉国民政府为阻止蒋介石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决定责成二、六两军 控制南京地区。南京于3 月23日克复,最先攻入南京的部队是程潜的江右军所属二、 六两军的部队。 3 月27日,蒋介石电召程潜至沪,与其他国民党将领商议“清党”反共之策, 因程潜倾向武汉政府,随即向鲍罗廷报告了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筹议“清党”。在这 种紧急情况下,为先发制人,鲍罗廷于4 月7 日下午在其寓所召集临时紧急会议, 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并命令武汉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 中心之作战计划。”但因为程潜立场不坚定,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失去了控制南 京的机会。 武汉方面丧失对南京的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程潜反蒋的不坚决。早在江右军 出发进攻南京之前,程潜就向武汉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党权运动渐起,李济深 等与我通电商约拥蒋之事,我置之不理,武汉方面因此过高估计了程潜反蒋的诚意。 为阻止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武汉的中心,武汉国民政府曾将“一个俟机逮捕蒋 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 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程潜“表面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 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实际上,程潜后来没有执行这个密 令。而二六军放松控制南京地区的军事部署,责任主要在程潜,因为作为江右军总 指挥,程潜掌握着军事处理权。 关于程潜为何失去南京这一问题,张国焘曾有一段评论:“程潜之所以失去南 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员一样的坚决 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也有 不满武汉左倾做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哪 里肯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拼起来呢?鲍罗廷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 以致铸成大错,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 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张的这番评论,对程潜行 为是较好的解释。 双方在争夺南京的同时,对上海的争夺亦在进行。上海工人阶级在北伐军未克 上海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举行过两次武装起义。 3 月22日,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武汉国民政府完全支持中共的行动,承认“上海市民大会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 机关”,“上海市民大会选出之市政府委员十九人为上海市政府临时委员”等。希 望在中共的领导下,上海会被武汉方面控制。 然而,蒋介石无视上海市临时政府的存在。蒋于3 月26日自九江进驻上海,随 后命令白崇禧军事当局直接控制上海局势,并擅自任命上海市的行政官员。3 月29 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蒋介石致函临时市政府:“查上海市之政 治建设,实为当今要图,欲谋市政之建设,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 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 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 蒋氏此一函件显然是公开反对临时市政府的成立。虞洽卿、杨杏佛、陈光甫、 王晓籁等资产阶级代表先后辞去市政府委员的职务。其他大部分市政府委员在中共 和市民群众的支持下,虽然也进行了斗争,并宣布就职办公,但由于蒋介石军事当 局竭力阻挠、干扰,使之无法行使职权。4 月8 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钮永建、 白崇禧、杨杏佛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并授予“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 财政之权”。中共、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的权力争夺已升级到白热化程度。但最终 因为力量不济,政治还是败给了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