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为了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分裂愿望,蒋介石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幕僚班子, 团结一批忠诚可靠的心腹亲信。为此,蒋充分利用了他多少年利用封建道义和江湖 规矩结交的朋友和盟兄盟弟们,除约集在南方政权中任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 陶等到南昌密谋外,还从北方招来了许多旧时好友共商大事。 蒋介石从河南召来了他留学日本的同窗张群,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 参议,主持南昌行营事务,两次致函在天津蛰居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助蒋完成 大业。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黄郛,除了因为两个人关系比较亲近,黄郛本人精明有才, 足智多谋外,还与此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很大关系。如黄郛与日本外相币原以 及上海金融界都有较为深厚的关系。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的接近,上海金融 界对蒋介石的鼎力支持,都与黄郛的牵桥搭线和左右疏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当黄郛了解到革命阵营中各派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以及蒋介石的实力情况 后,决定携助蒋介石助其完成“大业”,助其一臂之力。 1927年1 月初,黄郛离津南下,一路上,黄郛为蒋介石四处访友,鼓吹宣扬, 筹集资金,在途经上海时,与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NB066 等商谈了资助蒋介石 的问题。 事实上,北方资产阶级在北洋军阀统治面临崩溃之际,也纷纷秘密谋求“南北 合流”,为投靠蒋介石,他们各显神通,请人搭桥拉线,暗送秋波,蒋介石对此心 领神会。 黄郛既是中国银行张嘉NB066 的知交,又是盐业银行吴鼎昌、金城银行周 作民的莫逆,这些银行在广州、武汉、南昌均设有分行,而设在租界中的上海分行 更是他们可以方便联络的中心枢纽。北伐军抵赣时,蒋介石急需现款30万元,经黄 郛从中穿针引线,中国银行张嘉NB066 将款项及时送往赣县。黄郛此次南下赴 汉口以前,手中持有中国银行给汉口中行经理汪时燮的凭信,该信允许黄郛“在汉 口中国银行可以信用透支一百万元,供蒋先生饷项”。 黄郛抵达南昌时,张静江、戴季陶等蒋之心腹都已恭候多时。1927年1 月底至 2 月初,蒋介石同张静江、黄郛在庐山牯岭仙岩旅馆朝夕相处,经过多日之谋划, 最终形成如下决议:第一,“苏联顾问太专制了,共产党太可怕了,使国家观念很 重的国民党感觉不安,必须离俄清党”。不仅要放弃“联俄容共政策”,而且要 “改变类似苏联的组织”。 第二,财政方面,“关会事务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 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每逢政 潮起伏,银行界神经最锐敏”,对于中国银行来访的人士,必尽量解说“来龙去脉”, 使其“得到推演的概观以去”,以获得银行界的资助。 第三,外交方面,“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如今“只得先顾缓急轻重”, “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国民党若要改 变一面倒与苏联的办法,日英两国是不能不首谋谅解的。”在加强与日本联系的同 时,不能忽视与英国的来往。 第四,军事方面,在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两个力量,或思想、或历史、或友 谊均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减少对立面,早致统一。 第五,社会人心方面,鉴于一般人畏惧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上 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 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所以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 解,是极为重要的事。 蒋介石在酝酿反共“清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获取江浙财团的支持,何以如 此?原因有二:其一,江浙财团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联合之必要;第二,蒋介 石与江浙财团有历史的渊源,是备联合之可能。 旧中国号称有四大财团,即华北、华南、华西和江浙财团。所谓江浙财团,乃 是以上海为基地,并以江浙籍金融资本家为核心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江浙财团不 仅专指江浙籍的资本家集团,凡是以上海为其资本活动基地的其他籍的资本集团, 都包括在内,江浙财团也不仅指银行资本集团,还包括工商资本集团。由于银行资 本集团掌握金融实力,故成为这一财团的核心。 上海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它不仅是中国商业和工业中心,还是中 国和西方世界来往接触的集中点。在上海这一基地上发展起来的江浙财团,其经济 实力在中国民族资本各行业中居于首位。就金融业而言,江浙财团不仅拥有远远超 出“北四行”的巨额存款,其金融势力还渗透到全国各重要银行。就工业资本集团 而言,如茂、福、申新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三北轮船公司 等,无论生产能力、船舶吨位,还是生产数量均在全国各该业遥遥领先。 如果说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的枢纽,那么江浙财团就是这一枢纽的操纵者。正 因为江浙财团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如此雄厚的实力,蒋介石十分重视获 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态度,似乎带有一个 规律性的变化:运动的初期他们都能热情支持并参加,但最终的结果都以妥协而告 结束。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他们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外来的侵略和压迫,是始终处于对抗地位的,所以在 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会参加到反帝统一战线中去。“但一旦这种工农主体的运动 发展到足以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程度,他们则会转变态度,以对付先前敌人的手 段来对付破坏他们既得利益的人民革命。再加上北伐过程中工农运动一度出现过火 行为,更加促使上海资本家迅速地向蒋介石一边靠拢。 当白崇禧的北伐军到上海后,他们这些大资本家们对工人的态度就变了。上海 纱厂联合会主席荣宗敬在3 月23日总商会召集的会议上说:“工潮不决,纷扰无己, 根本解决,须请白总指挥发统一命令,解决工潮,乃可复工。工人手中一有枪械, 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虞洽卿等并联合十九个重要团体成立上海商 业联合会,准备“竭商人之全力,促政治之改良”,镇压“毁工厂而捕店主”的共 产党。 都不会忘记蒋介石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段在上海商界奔波起伏的经历。在上海 流离的几年岁月中,虽说蒋介石没有发什么大财,但是蒋介石却结识了一大批相当 有影响的商界权威,而这便成为现在蒋介石筹备战争资金的重要来源和以后蒋进行 独裁统治的经济后台。 1927年1 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 面,明确地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暗地里,蒋 介石直接派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治理处处长、军政署署长要职的徐捋秘密赴 沪联络,首先经钱永铭、陈光甫向上海金融界筹借到一些款项,他在1 月25日写信 给钱、陈的亲笔信中说:”沪上来友,皆称者公主张会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 尤其感佩!“钱、陈接信后,急忙筹措50万元,借蒋介石年关之急用。 虞洽卿和蒋介石系旧识,早在国民政府即将北伐之际,虞即派盛冠中去广东试 探蒋,结果,蒋介石对其盛热情款待,很好地表现出讲交情,重乡谊的姿态。因此, 当蒋介石设司令部于南昌时,虞便亲赴南昌拜会蒋介石。虞了解了蒋的意图后,回 沪与江浙财团中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 对内谋自身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军阀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 总商会,于1927年3 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 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 石效力。 上海商业联合会成立后,江浙资产阶级就以此名义与蒋介石联系活动。1927年 3 月26日,蒋介石抵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晋见蒋介石,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 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问题。 29日,九名大资本家赴交涉公署“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蒋介石明确表 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江浙资产 阶级也表示愿意在经济、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双方达成了交易。 此后,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棉纺业的荣宗 敬拍胸脯说:“要钿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 我出多少。”3 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往见蒋介石时,他们就表示愿意“认 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将,亦商所愿,借款可另案办理”。4 月1 日,上海金融业 资本家向蒋垫付了三百万元(银行公会二百万元,钱业公会一百万元),直接资助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未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要上海商 业联合会催拨饷款,商业联合会也大都照办,不敢迟疑怠慢。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鲍罗廷虽然对蒋介石有所警戒,但鉴于当时形势, 鲍对蒋还是采取了容忍妥协的政策。不过,鲍罗廷对国共合作的最后前途也是早有 预料的。他认为:“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 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北伐开始后,鲍罗廷对蒋大权在握深感不安。为此,鲍罗廷曾提出北伐过程中 的任务包括积极准备力量来推翻蒋介石。但经过和中共领导人的认真讨论,决定暂 时的任务主要是北伐,对反蒋的问题则不采取主动。 1926年12月7 日,鲍罗廷由粤赴赣途中,在庐山与蒋会商,谈话的结果是不圆 满的,相反地增加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他清醒地认识:蒋 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 将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日益接近。 鉴于这一认识,鲍罗廷日益感到了反蒋的紧迫性,鲍罗廷认为“反蒋时机业已 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 1927年1 月11日,蒋介石等人亲抵武汉,目的是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 迁赣。在欢宴蒋介石的筵席上,鲍罗廷警告蒋介石不得有压迫农工及共产党的行动, 蒋介石颇为不快,二人的龃龉愈益加深,这次争论,是鲍、蒋二人第一次正面冲突。 对此,蒋介石回忆说:我在正月到武汉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 鲍罗廷是在最后讲话,他居然公开的在宴会上批评本党不好,最要紧的一点,就说 我们革命里面有摧毁农工的行为,而且对于本党领袖批谪中伤诋毁污蔑得无微不至! 最后警告我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 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当时因为他是最后演讲,他讲完之后,我本想当场起来质问他,不料主席徐谦 宣布散会了,所以当时没有当场反诘他。到了第二天我就问他:“你所说的话完全 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当时我 问他的时候,是顾孟余做翻译的,他竟答不出来。我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 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 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 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 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负中国 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 破坏阻挠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 蒋介石竟好似一个坚定的反帝斗士,在鲍罗廷面前显得正义凛然,无可指责。 蒋介石在言辞辩论中强词夺理,据理不让,争得是脸面,是权威。同时,他也清楚 采用这种回击方式是能够打败鲍罗廷的,结果的确没有超出蒋之意料。但蒋介石为 实现个人权力欲望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与面前这个令人讨厌至极的“苏联大 胡子”彻底决裂,蒋介石还面对中国大革命的迅猛发展,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除 了调兵遣舰,武装保卫既得的侵华权益外,也正在积极活动企图分化革命阵营。 1927年1 月16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对华政策演说》中宣布:“尊重保 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美国国务卿凯洛 格于1 月27日发表声明:“美国一向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它希望在我们对华 条约中所规定的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尽早放弃。”英国外相张伯伦于1 月29日在伯 明翰发表演说,宣称:“英国愿变更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中国对外货不能 自订税额’和‘外国租界的准独立地位’。”帝国主义的“中立”姿态对蒋介石无 疑是一种诱惑。 1927年1 月中旬,蒋介石自汉返赣后不久,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 郎,日本领事电告币原外相:蒋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 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 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当蒋介石留日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奉海相财部彪的差遣来到 牯岭访蒋,蒋向小室表明了其对苏态度,称:“我们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 “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 并强调指出:我理解“满洲”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 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蒋 还明确表示:“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 愿意同日本握手”。 蒋介石向日本表明意向之后急欲得知东京的反应,于是派黄郛去汉口联络日本 总领事高尾,派遣戴季陶东渡日本“转风试探”。 不久,日本军部的使者铃木贞一与蒋介石在九江见面。实际上日本军部早在1 月上旬就探讨了中国的局势,陆相宇垣一成认为:日本陆军应促使中国南北两派 “净化、稳健化”,从而使他们实现“浑然一体”,为防止共产主义波及中国和维 护日本在华权益,“设法促使蒋介石叛离共产派乃当前的紧急任务”,宇垣将这一 “特殊命令”交给了铃木贞一。 铃木贞一奉命后,先到汉口找到老朋友黄郛。此时,蒋介石正好在南京。他和 黄郛商量后,又和蒋的参谋长张群取得联系。随后张群通知铃木到九江去和蒋见面。 几天后,他在九江和蒋见了面。蒋给铃木看了他写的《建国方略》一书,他的结论 是:“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最后,他告诉铃木:“我打算 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 另外,蒋介石派戴季陶到东京,会晤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迫不及待地表 明蒋的立场。币原外相由此判断:蒋介石虽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 但如果共产党人走得太远,这位寡言的将军是会干预的。随后,币原向内阁提议: 日本应拉住反共的蒋介石,让他去压制中共。 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确定了“怂蒋反共”的方针。 蒋介石在暗中联络日本的同时,通过多条渠道与美国接洽。 1 月26日,事先征得蒋介石同意的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 谈,双方皆愿今后经常保持联系,互通情况。王正廷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 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不是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殷切希望汉口事件 不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同外国军队发生冲突。王正廷还透 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 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通过这次密谈,王正廷把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状况和蒋介石集团的反共计划向 美国亮了底牌。美国政府极为欣喜,虽然明知国民政府不准蒋介石同外国交涉,仍 下令将上海租界中立照会正本分交蒋介石、张作霖二人,以示赏识和器重,只将抄 本送陈友仁。2 月6 日,美国的驻华使者向蒋介石委任的武汉行营参谋长朱绍良递 交了这份照会,朱当场保证将此信息立即电告蒋介石。 外交部长陈雄伟一接到照会抄本后,严厉谴责美国当局直接同蒋联系。国民政 府拒绝支持上海租界中立,并命令蒋介石制止王正廷的非法活动。蒋借故推诿,拒 不执行。朱绍良经国民政府追查,不得不将照会正本转呈外交部,但旋即于2 月7 日晚赶赴南昌向蒋介石汇报。蒋冷静地思考了一番,因为形势复杂,故暂不作表态。 2 月16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电告国务院,英国人于15日向他递送情报说:蒋 介石与鲍罗廷之间的迁都之争已经掩盖了一段时间,大概这是两人间“永久性的不 和”。“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 情报强调:“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 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 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 3 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2 月16日电文相 同的表示。美国驻华南各地外交代表和马慕瑞公使也纷纷向美政府报告革命阵营内 部矛盾激化情况和蒋介石的反共动向,提醒美政府注意正在酝酿中的政变。 蒋介石在联络帝国主义初获成功之后,于3 月7 日在南昌总部发表演讲,他不 仅将抨击矛头直指鲍罗廷,而且还为自己私下联络日美的行动进行辩解。 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3 月7 日演讲的弦外之音自然心领神会。日本人的上海 日报亦大字登载17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 解雇鲍罗廷。”大作宣扬,混淆视听。 在蒋介石同美、英、日国家暗地勾结的过程中发生了“南京事件”,极大地影 响了双方合作协商的进行,但蒋介石的对此事情的解决,却又促成了他与美、日、 英等国的进一步亲近。 1927年3 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对帝国 主义的在华统治造成相当大的威胁。3 月23日,北伐军攻占了南京。在江右军总指 挥程潜入城前秩序未定之际,城内地痞勾结敌人余孽,乘机蠢动,打家劫舍,全城 恐惶,并殃及外侨。英美帝国主义即借口保护侨民安全,于24日下午3 时左右下令 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死伤千余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惨案发生时,各帝国主义集结在上海的军队,连同所谓“万国商团”和巡捕等 已达万多人,集结在上海南京一带江面的各帝国主义军舰共达90多艘,准备大动干 戈。 蒋介石于3 月25日自芜湖乘舰抵达南京江岸,闻得此讯后,于下午4 时在舰上 召见江右军总指挥程潜面授机宜后,即驶向上海。下午2 时左右,蒋之心腹杨虎代 表蒋对日本官员说: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 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 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 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于3 月28日派黄郛秘告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南京 事件是共产党为了打倒蒋介石一派而制造的苦肉计。 同日,蒋介石派员往英美法日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同 时,蒋对外籍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谈到对于南京事件,已经派员调查,任何官兵凡 经证实犯有暴行者,当于严惩。 同日,英美日驻华公使协议向本国政府建议,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迅速解决“宁 案”的通牒草案。他们企图利用所谓“共产党人策划蓄意制造南京事件”之说,对 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迫其接受“惩凶”、“制止骚乱”等条件,加速反共。 究竟谁对南京事件负有实际责任,这个问题在外国帝国主义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将决定着他们将对中国采取怎样的措施和对中国各派别的力量支持发生变化, 尤其是他们迫切要知道蒋介石在此事的发生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并进而决定他 们对蒋介石的下一步外交政策。 所有“受害”帝国主义都有抱着这种思想逻辑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其中美国 的态度坚决最激进,相比之下,日本则对蒋介石表示了相当的信任。 南京事件发生后,各派力量都感到事出意外。蒋介石方面在惊惶失措之中采取 一些弥补过错的措施,以示歉意和合作的诚意。程潜在事发的当天下午就在部队中 申饬军纪,并在3 月25日公开声明了此次抢劫和焚烧行为是城内反革命分子所为, 以示自己清白,而另外一些国民党头目却缺乏事实根据地向日本领事报告说,士兵 们受到了南京城内共产党的煽动。这样一种诬陷无论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还是对于 决定要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来说都是最为容易接受的说法,所以,无论是在中国的 西方外交官还是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都很快采取了这种说法,并作为一种事实加以宣 传。 最终,由于各国侨民遭受生命财产损失引起的极度仇恨全被巧妙地转移到共产 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身上。这样,“南京事件”引发的种种矛盾在并没有得 到解决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异常平静的现象,可以断定他们是在等待蒋介石的态度, 看样子,蒋介石正欲有所行动了。 事实上,此时此刻,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路很窄,要么与这些外国人成敌,要么 为友。而无论是英国、美国和日本也都迅速将蒋介石的策略诉诸于两个简单的选择, 要么将其拿下,要么蒋必须将功补过。 3 月30日,日本使者矢田奉东京训令会晤蒋介石,指出:南京事件以来,外国 人的神经越来越过敏,英美法都在谋划对中国增兵。当前确是重要时刻,弥漫着某 些小小事端惹起大事件的危险。因此,你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予以特别深切的考虑。 蒋介石当然领会日方暗示他反共,当即回答:“我充分谅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 币原喜重郎闻知蒋做出肯定反应,决定敦促蒋尽快采取行动镇压共产党人。4 月1 日,他向矢田发出新训令,要他全文转知蒋介石。当晚,矢田邀黄郛到寓所, 举行秘密谈判,矢田转述了外相训令的内容。 黄郛记下了币原的训令,并向矢田表示:对外相的警告,我们“定当慎重处理”。 黄郛随即把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预谋告知矢田,称:“蒋介石本人的诚意无可怀 疑”,他已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列为“需要断然采取 行动的紧急任务”。不过,解除工人武装的“时间和做法”还需要注意抉择。如果 匆促断然行动,将引起工人同军队冲突,也会促使总工会实行总罢工,刚平静下来 的上海又将陷入不安,而让蒋蒙受维持治安乏力的责难。黄郛指出,当前我们还存 在“实施能力”和“担心汉口共产党的攻击”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黄郛还向日本领 事馆提出希望列强给蒋以支持的要求:第一,各国政府关于南京事件的第一次正式 抗议照会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第二,各国军舰集结汉口,对武汉政府 施加“某种武力威胁”。 蒋介石终究还是有所“诚意”表示的。蒋介石于4 月2 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 中央监察委员会议”。会议决定检举各地共产党“危险分子”,就近由军警加以 “看管监视”。 当晚,蒋介石派黄郛亲自到矢田处,转告他对日本政府的答复:“蒋介石充分 谅解日本政府的苦衷和善意,并衷心感谢。”并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现正召集将领仔细开讨中。一旦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其时间在四、 五天之内”。 受美日政府的态度影响,特别在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斡旋下,美国也不再坚 持要求对蒋实行制裁。4 月9 日,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抗议照会不加时 限,不提制裁,锋芒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 力”显然是指中共和苏联。蒋介石的一番苦心讨好终于赢得了外国主子的一致欢心。 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与帝国主义合流。蒋介石反共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外 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无疑影响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而帝国主义对华的软硬两手 政策则推动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走上反共“清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