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心中偶像 人生的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中学毕业后志向的确定,完成大学学业后职业 的选择,面临突发事件时的决策,恋爱,结婚……这,往往是人生旅途中的几个路 口。有些时候,一时的迟疑无足轻重;但在人生的路口,一个轻率的决定也许会影 响今后的一生。在那些与事业、前途、个人生活至关重要的人生路口,如果还没有 十分把握,宁可放慢脚步,沿着中心转盘多转几圈,认真思考一番,明确了方向再 下决心。帕尔梅现在正处在可以通向几个不同方向的路口转盘处,他不急于作出决 策,他还有时间,等他考虑成熟后,“不待扬鞭自奋蹄”。 母亲伊丽莎白曾与其好友、帕尔梅的监护人伊瓦·安德松博士谈及帕尔梅的前 程。安德松博士是保守党喉舌《瑞典日报》的总编。作为该报总编,他当然是右翼 政治家。安德松博士看了伊丽莎白带来的帕尔梅习作和毕业论文《英国新的历史危 机时刻》,颇满意,遂为帕尔梅在报社里安排了一份差事。帕尔梅首先在一位著名 的体育记者手下工作,担任体育版的临时记者、后来又在文艺评论版及其他几个部 门任过职。帕尔梅初试牛刀,相当成功。 这时他用“SOJ ”的笔名发表文章,SOJ 是帕尔梅名字SVENOLOF JOUCHIN 的 缩写,全称是思文·奥洛夫·尤阿金。当时,《瑞典日报》的体育版没有索引,因 此无法统计出他写了多少文章。但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在帕尔梅当兵、上学,留 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给《瑞典日报》写稿。据不完全 统计,他在除体育版以外的几个部里共发表文章: 1944 年33 篇 1945 年10 篇 1946 年14 篇 1947 年3 篇 1948 年10 篇 1949 年2 篇 1950 年1 篇 帕尔梅的文章辛辣、刻薄,完全违背了谦虚、谨慎、息事宁人的《扬特准则》 ①;凡不适合他口味的东西,他讽刺、挖苦,毫不留情。他不喜欢传统的民间舞蹈 和大众音乐,把瑞典民间音乐中不可缺少的手风琴称为“风箱”,说,“今晚拉风 箱的女人无休止地折磨我们”;将业余交响乐斥之为“低级”、民间音乐则归入 “俗不可耐”之类。对民间舞蹈,他也颇不以为然,说“舞台上的演员跳得欢快极 了,简直忘乎所以,殊不知台下观众并不分享他们的快乐”。有一出颇受欢迎的喜 剧《市场前夜》,作者是当时瑞典文艺界最受尊重的剧作家之一:威尔海姆·莫里 贝。帕尔梅看了演出后写了一篇评论,居然出言不逊,说“坐在后排的观众只见演 员嘴在动,却听不到一句台词。 听不到倒是好事。这件作品很难说有何独到之处,肯定不能算是瑞典文艺作品 中的上乘之作。”帕尔梅喜欢美国爵士音乐,但对伴随爵士乐乱蹦乱跳的舞蹈,却 从不恭维,称其为“群魔乱舞”。 帕尔梅对他短暂的记者生涯,似乎并无留恋之处,用他的话讲”我写稿是为了 挣钱,从未从中获得乐趣。”1947 年3 月,安德松博士在一篇有关谁能接替《瑞 典日报》政治编辑职务的文章中,却将帕尔梅的名字列在那些候选人的名单上。安 德松博士所欣赏的,也许正是帕尔梅那犀利的文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也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出现一股“美国热”。 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大口吞噬美国影响,加之瑞典19 世纪60 年代至20世 纪30 年代期间,约有140 万人移居国外,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国,因而与美国有着 众多的亲缘关系,亲美、崇美的风气急剧上升。帕尔梅对美国尤其崇拜。他和其他 “年轻的花花公子”一样,穿着松松垮垮的黑色学生制服,沉醉在纳伦歌舞厅里, 听着美国爵士音乐,乐而忘返。在音乐方面帕尔梅基本上算是保守派,“我年轻的 时候认定鲍勃·克洛斯贝(BOB CRASBY)乐队是最好的乐队,”他回忆说。“也许 我这个判断根据不很充分。我那时喜欢的音乐其实都是相当传统的:比利·霍利德 本尼·古德曼、西德尼·比切特,后来又渐渐喜欢上迈尔斯·戴维斯。”帕尔梅身 在欧洲,心却向往美国。对他来说,战后欧洲已成一片废墟,而美国却是旭日东升, 富裕而强大。一天,瑞典曲斯弗尔桑姆海特教育协会主席彼得·哈默贝里建议帕尔 梅去美国留学。这话正中帕尔梅下怀。帕尔梅便向“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基金会”申 请奖学金,要求去凯尼恩大学攻读学位。 凯尼恩是俄亥俄州一所私立大学,富有自由主义传统,建于1824 年。 帕尔梅中学毕业后不久,便到了选举年龄。有了选举权,成为公民,就应该履 行公民的义务,也就是说,帕尔梅服兵役的时候到了。 瑞典实行义务兵役制。女性公民志愿当兵,男性公民则必须服兵役一年(陆军)、 一年半(空军)或两年(海军),唯两种人可予照顾,适当推迟服役时间:一是正 在学校学习的大学生,二是正在国外执行任务的企业雇员。 此外一视同仁,不可特殊。当然精神失常、小儿麻痹症患者等免服兵役。帕尔 梅因不在照顾之列,便穿上军装参军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恰值胜利 的前夕。 帕尔梅要去报到的部队是K4 骑兵团,驻扎在北部城市于默奥。瑞典此时仍效 仿德国的传统,贵族子弟当兵要到骑兵部队,要当军官。帕尔梅的哥哥也在这个团 当过兵,后为骑兵军官,不过他很快就转业了,选择了律师职业。 于默奥是波的尼亚湾的两大重镇之一,靠近北极圈,是瑞典西博腾省的省府, 城市不大,只有2.3 万人口,但其军事位置非常重要,是瑞典战略防御重点之一。 于默奥以白桦树闻名。道路两旁一排排白桦树非常整齐。但,更使帕尔梅兴奋的是 那里的寒冷气候。 帕尔梅领取了陆军颁发的全套装备和一件皮大衣,到K4 骑兵团报到。 新兵训练很紧张。军人举止、单兵动作、队列动作、武器训练等等,单调而艰 苦。仅仅“立正”、“稍息”、“敬礼”就做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做到令上士满意 为止。上士整天阴沉着脸,说起话来生硬、粗暴,操练时下达口令就像吆喝牲口, 从来没有平等待人的习惯。他很苛求,整天指手划脚,这个不对,那个也不是,他 总能找出一些毛病来,要他满意是很难的。一支步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而且 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天总是重复这些简单动作,桔燥极了。上士每天要检 查内务、着装,帽子要戴正,皮鞋要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别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对于习惯了衣着随便,动作懒散的帕尔梅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操练 就更苦了,每天摸爬滚打,几身汗,一身泥,回到营房,腰疼腿酸,几乎不能动弹。 帕尔梅从小是保姆侍候大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军营生活对他未免过于单调, 过于机械,也过于艰苦。但军营生活对他又是那么新鲜,富有刺激。 由于他生性好强,不甘落后。荣誉感驱使他刻苦锻炼,竭尽全力去完成各项训 练任务。争强好胜的性格和他在比赛中、考核中的敢于拼搏的表现,使上士对他也 另眼看待,从不对他说句粗话,有时还给他吃点小锅饭,对他进行个别辅导。帕尔 梅后来回忆当兵生活时说:“我真怀念与战友们的同志情谊和那里的新鲜空气。部 队里的锻炼确实使我受益匪浅。如果没有部队的锻炼,我后来不可能应付自如。” 帕尔梅最喜欢雪地里的演练项目,有的是在雪山上,有的是在丛林里。 有的室外课目很简单,就是在雪地里“拉练”:每人带上滑雪板,背上行装和 武器,在规定的时间里从甲地滑雪到乙地。每遇这个课目帕尔梅尤其兴奋,因为这 是他的“强项”。但也有难度很高的课目,如看图行军。这个课目距离较长,要穿 越丛林、高山,要在雪地里行军好几天,而且只准带一半口粮,其余粮食需要自己 解决,为此士兵要学会破冰捉鱼,识别哪些蘑菇可吃,哪些蘑菇有毒,万一中毒又 如何自救等等自我保护、维持生命的技能。瑞典军队称此为“生存训练”。士兵通 过地图,观察周围的地物、地貌,判断正确前进的方向。到了目的地,拿到“回执”, 又要不顾疲劳,马上返回营地。 夜里很冷,没有村庄,无处投宿,遇有暴风雪,气温会骤然降到零下40℃。 士兵如果没有受过寒区训练,缺乏常识:如果不会挖雪窟保护自己,那只能等 死。其实挖雪窟并不复杂,不需要什么特殊技术,关键是把雪窟的入口选在背风方 向,藏身的洞穴与人口之间要拐一个弯,以防风向转换时风会直接吹到洞里:(如 图所示) 藏身在雪窟里非常安全,无论气温多低也无生命之忧。外面狂风怒吼,飞雪乱 舞。这时躺在洞里,就觉得格外温暖——事实上洞里的确不冷,通常在零下1 ℃~ 0℃之间,有件皮大衣,垫也好,盖也好,足可御寒。一个要诀是洞里温度定要保持 在0 ℃左右,温度高了,洞里冰雪将会融化。而两个年轻小伙子躺在里面,就像两 盆火,不用多久,体温就会使洞里温度升高的。 因此要注意通风,不要把入口和洞口堵死。另一要诀是,进洞后立即将出汗湿 了的衬衣、袜子脱下,千万不可将就,须知用体温烘干衣服需要多少热量?保持体 内热量就是保持生命。因此部队雪地行军时,指挥员一定要掌握行军速度,注意休 息,不可贪路,原则上以战士身上不出汗为度。在雪地里走了一段后,身上热了, 就要停下休息,最好烧点开水,每人喝上一口。在无遮无盖的荒山雪地里,身上如 果穿湿衣服、湿袜子,那简直比敌人的子弹杀伤力还大。 帕尔梅曾随全排“拉练”到过基律纳。 基律纳是瑞典最北方的城市,在北极圈里。当斯德哥尔摩己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这里却仍是茫茫雪原。说来使人难以相信,基律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是指面 积而言。在基律纳全市1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河流、湖泊、沼泽,森林、铁 矿,以及瑞典最高的山脉凯布纳山(海拔3300 米),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并 不言过其实吧。然而基律纳的市区里只有2.3 万人口!这是瑞典北方的特点:地广 人稀。瑞典北方为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二分之一弱,但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5 %。在一大片渺无人烟的北极圈以上地区内,基律纳是瑞典的一个战略要地,拉练 的目的就是训练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基律纳,在万一需要的时候,增援基律纳。 基津纳在世界钢铁业中是赫赫有名的。在一座己开采了60 年的露天矿里,形 成了一道5000 米长, 110 米宽, 280 米深的“峡谷”。“峡谷”里的铁矿早 已被矿工们开掘并输送到欧洲各地。如今,这个矿己全部在井下开采,井下有数百 公里长的隧道公路,深达600 米;公路纵横交错,来往车辆井然有序。现在井下许 多工作借助电子计算机进行,有检修机械的工厂,有可供3 千人就餐的8 个餐厅… …但是这些工厂和餐厅也即将成为历史,因为生产将全部实行自动化,工人们再也 不用下井作业了。 基律纳的铁矿是瑞典的骄傲,在瑞典历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19 世纪下 半叶,瑞典经济经历了三个高速发展时期,在90 年代的第三个发展高潮中,瑞典 北方铁矿砂的大量开采、出口是作出了特殊贡献的。瑞典北方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 源,矿石含铁量高达60%~70%,但是这些铁矿砂的含磷量也相当高,在新式的托 马斯碱性转炉炼钢法问世之前,这些矿砂只是一堆无法利用的矿石。80 年代托马 斯碱性转炉炼钢法的发明,为这些沉睡在地下的铁矿砂找到了出路。80 年代后期, 瑞典开始开采铁矿, 1895 ~1904 年间年均产量达268.4 万吨,年出口量达174.2 万吨;到1905~1913 年间年均产量翻一番,年出口量达到431.2 万吨,铁矿砂在 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891~1895 年的0.4 %上升到1911~1913 年的8 %。 至今,基律纳铁矿的可采储量估计仍有20 亿吨,还可开采近百年。 新式炼钢法和铁矿砂的充分利用,促进了瑞典钢铁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不 但向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优质的钢材和机械产品,而且使与之相适应的工业部门破 土而出,瑞典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活跃起来,为其跻身工业化国家的先进行列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免遭希特勒铁蹄的践踏,原因之一也是 德国法西斯需要基律纳的铁矿砂,希特勒不想让瑞典口头上的威胁变成现实。历史 一再向我们证实着基律纳的重要。 也许是出于对北部国土和基律纳的特殊感情,也许是争强好胜的性格和顽强的 毅力,帕尔梅在这种枯燥的训练中总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永远不会忘记他胜 利完成的生存训练和看图行军课目训练。 出发的时刻到了。帕尔梅兴奋不已,他早早做好准备,带上必备的装备: 背囊、冲锋枪、子弹、食粮、指北针、地图、火柴、手电筒、药品、大衣、内 衣裤、一柄小铁锨、一副滑雪板等等——滑雪板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寸步难行。排 长检查了所带物品,交待了任务,然后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圆圈说: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这里插有一面国旗,旗上有营部指示,你们去把它 取回来。”“是!”帕尔梅接过地图,与同行的另一名士兵作了一番研究,确定了 行军路线,并熟悉了周围的地形。原来目的地在大山后面的一个丛林里,离营地约 百公里,往返五天,时间足够,遂信心十足地与战友出发了。 帕尔梅和战友身背行囊,胸前挎着冲锋枪,脚蹬滑雪板像两支离弦的箭,很快 便消失在纷纷扬扬飘落的鹅毛大雪中。四周寂静无声,路上没有遇到一个过路人, 没有看见一部机动车辆,不远处的港湾里停泊着一些结成木筏的木材,散发出阵阵 的松油清香。空气格外的清新,使人精神振奋。帕尔梅二人无暇顾及周围的景色, 不久就进入了一片丛林,然后是一大段上坡的山路,他们用力地挥动滑雪杖,上了 山顶。山顶上到处是皑皑白雪,一望无际,此外就再没有什么可引起人们注意的东 西了,就连飞禽走兽也不见踪影。不过,雪山有其独特的美、圣洁的美。置身在这 洁白的世界,让人忘掉一切,忘掉纷争的世界,忘掉一切不愉快。但是帕尔梅不能 忘记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两人休息一会儿后继续西行,不敢有任何耽搁。 他们运气真好,一路风平“雪”静,未碰到任何难题,顺利完成任务。 他们到达目的地、拿了国旗后方知道,原来这里是一个隐蔽的野外军火仓库。 这是瑞典战场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和平时期,瑞典的军队装备保存于分布 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形式的仓库里。在战争动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应该到 哪一个仓库去领取装备。遇有战争,每个营要能独立行动,弹药补充要就地解决。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完全结束。尽管战争胜负的大局已定,纳粹德国的投 降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会太久,但是战后的欧洲又将是什么样呢? 世界的格局会有什么变化呢?在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的瑞典,对战后的局势自 有其缜密的分析和对自身地位的考虑。西欧的恢复有待时日,而与瑞典近在咫尺的 苏联,将成为欧洲军事大国的事实也不容置疑。历史上,瑞典与俄国的积怨较深。 在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中双方曾进行过多次较量。16 至17 世纪中叶,瑞典 占据了波罗的海及其南岸的广大地区;俄国为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发动了对瑞典 的战争,史称“北方战争”(1700~1721 年)。卡尔十二世御驾亲征,率一支万 人的军队与彼得大帝的三万五千俄军会战纳尔瓦,大败俄军。1709 年,卡尔十二 世的四万精兵在进军莫斯科的路上,经受了俄罗斯平原上凛冽的寒风和严冬的侵袭 后,损兵折将,与彼得大帝的军队在波尔塔瓦进行决战,几乎全军覆没。瑞典相继 失去了其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并与俄国于1721 年签订了《尼什塔特和约 》,结束了瑞典波罗的海帝国的统治。如今苏联战胜了德国,它在欧洲和世界的地 位又会对瑞典造成什么影响?瑞典军队在北部地区的布防,当然是为了防御苏联的, 但是瑞典能抵挡住苏联吗? 在返回连队的归途中,帕尔梅与战友决定在山上度过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一 早开始下山,在规定的时间前绝对可以到达营房。他们要尝试一下在冰天雪地的山 上野外宿营的滋味。天气晴朗时,在雪山上挖雪窟比孩子们在海滩上用沙子造城堡 还要容易。雪窟挖好后,两人躺在里面,疲劳很快就消失了,在谈笑中没有一丝寒 冷的感觉。 1945 年帕尔梅随全团回斯德哥尔摩参加王宫里的换岗仪式。为国王站岗放哨 是一大荣誉,只有历史上有战功的部队,如龙骑兵团等,方有此殊荣,王宫卫队的 换岗仪式是斯德哥尔摩老城最吸引人的一个景观,每逢周末和节日都要举行换岗仪 式。午时许,身着礼服,披盔戴甲的武士们,骑在高头大马上,在鼓乐队的引导下 穿过老城市区来到王宫门前举行换岗仪式。列队行进在大街上的武士们,表情肃穆, 缀着长缨的尖顶头盔随着马队的碎步上下窜动,阳光照在铜盔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礼服上的金黄色经带伴随着卫队的行进轻微地晃动,更显得威严。卫队途经之路, 车辆为其让道,行人驻足观看。 世界各国仪仗队换岗仪式,令人印象最深的当数英国伦敦白金汉宫的皇家卫队 和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卫兵了。白金汉宫大门口的卫士,穿着鲜红的军上衣, 黑色裤子,骑在高头大马上,纹丝不动,神气极了。尤其是那高高的军帽,几乎把 整个面部遮住,只留一个下巴,滑稽可笑。来伦敦观光的游人总要来此一看,方不 虚伦敦之行。克里姆林宫的换岗以威武雄壮见长。 战士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身材高大匀称,两腿修长,线条清晰,个个都像希腊 雕像中的美男子。他们两人一组,从克里姆林宫里出来,迈着正步,一手托枪,一 臂摇动,上身纹丝不动,双腿交替落地铿锵有声,离红场很远就能听到。他们行进 约三四百米后,来到列宁墓前,将上一岗的卫士替换下来,开始执行他们光荣而神 圣的任务——守护列宁墓。瑞典王宫前的仪仗队与他们相比当然要逊色了,但是当 你知道瑞典王宫卫队的武士们并不是“专业”的仪仗队,而是由来自各防区的义务 兵组成,并且定期轮换时,你会为他们喝彩的。 帕尔梅完成义务兵训练后,部队给他作的鉴定是:“政治可靠、稳定,没有不 良嗜好,绝对忠诚……”随后帕尔梅又转到驻扎在舍佛德地区的K3团接受军官训练。 瑞典陆、海、空军的军官都是从义务兵中选拔的,总司令、三个军种的司令, 以及所有将校军官,无一不是从义务兵开始他们的军旅生涯的。选拔军官,理论上 是以军事技术过硬为基本标准的。不过,帕尔梅对军队生活的兴趣不大。担任骑兵 军官是贵族青年必须具备的资历,他当然乐从;但是,军官职业恐怕不是帕尔梅的 首选志愿。1945 年,帕尔梅退役了。此后,他曾在《瑞典日报》社工作了一段时 间,并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开始攻读法律。 就在帕尔梅长大成人的时候,他的世界观也在逐步形成。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 人来说,外界的影响有时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帕尔梅随一位朋友到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参加一场政治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人人都关注的税收问题。会 上的主讲人是当时社民党政府的财政大臣厄思斯特·维格福斯。 前面我们提到克鲁格和奥达伦的枪声,使瑞典朝野震惊,在1929~1933年资本 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处境艰难。人们开始认识到,必 须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改革,否则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弊端无法克服,工人 罢工难以平息,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民党则抓住这天赐良机,在攻击资产阶级政 党无能的同时,抛弃了以往竟选中一些过激的政策和口号,代之以更为灵活、实际 的,能有效地帮助受压迫的贫困的人们的政策,向社会各界广为宣传。在工人阶级 强有力的支持下,社民党在大选中一举获胜,组成了以阿尔宾·汉松为首相的政府 内阁,开创了此后社民党连续执政44 年(除1936 年三个月的短暂时期以外)的 历史。汉松上台后,立即组织内阁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派的 观点,制定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实行膨胀性的经济计划和积极的劳工政 策的反危机纲领,同时系统地提出了建立“人民之家”的构想“人民之家”的瑞典 文是“FOLKHEM ”,是将“FOLK”(人民)和“HEM ”(家)两个单词组合成的一 个新名词。汉松在1928 年的竞选演说中就将国家比作一个家庭,说家庭的基础是 相互合作和团结一致。国家也应如此,瑞典要成为好的人民“大家庭,就要消灭阶 级差别,发展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民主。”“人民之家”的指导思 想是,‘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平等、福利和合作是“人民之家”的 基本要素,因为“只有通过共同的劳动,才能减轻负担,奠定富裕的基础,取代阶 级利益,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因此,社民党执政后便把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 实行阶级合作、维护、发展民主等任务作为其近期的奋斗目标。自1933 年开始, 社会福利措施一个接着一个出台,每年都有新举措。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排排公 寓房建起来了,工人失业率下降了,市场购买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家织的粗布衣不见了,穿戴讲究了,街上的马车渐渐让位于汽车,消费品的档次 高了),“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学校”、公共图书馆日益增多,全国出现了一 派新气象。1938 年汉松邀请瑞典全国总工会和雇主协会的头目,在斯德哥尔摩南 郊的萨茨巴登“共商国事”,研究如何缓和劳资关系,减少罢工和关厂停产事件。 双方最终达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萨茨巴登协议”(又称“咸水湖浴场协议”), 规定了劳资谈判制度,将劳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为此后瑞典劳资关系的相对平 静奠定了基础。 在社民党执政后制定一系列重大决策过程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便是厄恩斯 特·维格福斯。 维格福斯是社民党的思想家、理论家, 1881 年出生于工人家庭、自幼酷爱读 书,从书本上接触了社会主义。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语言专业,却对政治兴趣更浓, 加入了社民党,并成为学校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层成员。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理论存有异义,认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工厂的 民主化和扩大工厂生产资料所有权。从1932 年至1949 年,他一直担任政府财政 大臣。是他首先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提出了适合瑞典国情的反危机纲领,将斯 德哥尔摩学派的理论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使瑞典摆脱了周期性经济危机。他是福利 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又是将福利制度具体化的实践者。他在1908 年发表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一书中,既承认“经济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思想 的“独立重要作用”。他一贯主张高就业、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强调政府干预。 他认为只有高就业方有高消费、高投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通过高税收、高福利, 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达到经济平等。他的建设福利社会计划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 断。1944 年,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又主持制定了一个包括27 点内容的改造社会 的纲领《工人阶级运动的战后计划》。为了实现社民党的社会改良计划,维格福斯 主张战后继续维持二战中的税收政策,让有钱人多承担一些经济负担,以保证社会 福利计划的执行。维格福斯“采取改良主义方法,追求的不只是改良主义的目标。 最终目标是采取财富再分配的政策,达到无阶级的平等社会,实现‘各尽所能,各 取所需’的原则。”①维格福斯坚持高税收政策(收入高的人须缴纳75%的个人所 得税),与其他政党和利益集团发生了冲突,因而在税收问题上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他本人成为许多人攻击的目标。那个晚上的辩论会上,谴责、谩骂维格福斯的喊声 铺天盖地而来,但支持维格福斯的声音更强,更有力。帕尔梅觉得维格福斯的话句 句在理,社会财富本来就不该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让大部分人受冻挨饿;而且 这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还会造成社会动荡。帕尔梅被维格福斯的演说深深打动 了,对他由衷崇拜,甚至对他的风度也钦佩不己,使他萌生了“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想法。他回忆说:“音乐厅里人涌如潮,整个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辩论十分激 烈,空气非常紧张。维格福斯遭到一个又一个尖锐的攻击,听众有的鼓掌,有的喝 倒彩。他不为听众的反应所左右,继续耐心地、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解释他税 制改革的目的和社民党政策的公正性。回家后我仍在想:有钱人已经有很多钱了, 钱对他们难道就那么重要吗?值得这样大喊大叫吗?我并且想:厄恩斯特·维格福 斯不仅明智,而且极有同情心。这次辩论对我政治观点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维格福斯非常雄辩,摆的道理极有说服力。”①事实上,维格福斯成了 帕尔梅心目中的偶像。他崇拜维格福斯。他在后来的一次讲演中说:“厄恩斯特· 维格福斯头上有道光环,这光环就是他的个人风格和魅力。他清澈的凝视、友好的 微笑无不透出温暖和浓郁的人情味。 他与别人接触中处处平等相待,他那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和友善,不能不使他 人对他折服。厄恩斯特·维格福斯说话流利,口才极好,非常雄辩,而且他还能耐 心倾听他人意见……向不公正和压迫进行斗争时,需要自身具备极好的条件:诚实、 对未来坚信不移,以及相信人类有能力用理智驾驭社会发展,而诚实和信念正是维 格福斯和瑞典工人运动的巨大力量。”然而,维格福斯并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信徒。 1954 年,当埃兰德首相准备正式任命帕尔梅为他的秘书而征求党内元老意见时, 唯一提出保留意见的竟是维格福斯! 时至1968 年,主持全党思想工作,并即将接任社民党主席和政府首相的帕尔 梅,对那天晚上维格福斯的演说仍记忆犹新。他继承维格福斯的衣钵,为实现社民 党党纲而奋斗。他谈到社民党奋斗目标时说: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与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的瑞典相比,我 们也前进了一大步;但如果要实现无阶级社会,我们走得还不够远。就此而言,我 们任重道远,大部分工作还有待去完成。”1947 年,帕尔梅收到了美国俄亥俄州 的凯尼恩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于是他换上那套松松垮垮的西服,梳着略带稚气、中 间分开的头发(这是那时男孩非常流行的发式),打着蝴蝶结领带,到他向往已久 的美国求学去了。他的蓝眼睛还是那么天真无邪,充满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望。他才 20 岁,是那么年轻,对美国抱有十分美好的幻想。他认为美国是最强大、最自由、 最民主的国家。他对美国的这份感情始终不渝,从未动摇,即便在60 年代和70 年代、80 年代他当了内阁大臣、首相,美国政府对他十分不恭乃至相当敌视时, 他也丝毫没有改变对美国的好感。“他是批评过美国的对外政策,但你知道,他对 美国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他哥哥克莱斯·帕尔梅说。 凯尼恩学院跟塞格图纳寄宿学校一样,也是一所贵族学校,学生多数来自上流 社会家庭,将来都是特权阶层的接班人。帕尔梅很喜欢凯尼恩大学里的同学,觉得 他们与塞格图纳寄宿学校里的学生不一样,有趣多了。他们思想活跃,视野开阔, 关心国家和天下大事,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或激扬文字,或辩论于校园,俨然以 国家和世界主人自居,颇有舍我其谁的味道。但帕尔梅在凯尼恩学院学习期间很少 与同学交往:他忙于读书,变得内向了。保罗·纽曼与帕尔梅是同窗,而且同住一 个宿舍。纽曼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学业,参加海军,当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帕 尔梅入学时,他也在凯尼恩继续学习,两人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合用一个洗漱间, 而且在同一个橄榄球队里打球,然而两人始终是点头之交,见面说声“你好!”而 已,从未作过深谈。纽曼说:“我们在校期间彼此并不十分了解。然而当你认识一 位像奥洛夫·帕尔梅这样的朋友,你当然会注视他的最新情况的。”帕尔梅到了凯 尼恩学院后,开始用功了。他埋头读书,图书馆里经常有他的身影,在阅览室里一 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只是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发愤读书,”帕尔梅后来自己说。 “为了通过考试,我不得不刻苦学习。我如此用功确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结果他 只用了一学年时间便完成了所有的学分,取得文科学士学位。 帕尔梅生活也勤俭起来了。他也像其他穷学生一样,在学校里干点粗活,挣点 零用钱。学生在校园里能找到的活无非是送报纸、杂役,替助教批改作业等。帕尔 梅则在餐厅里当小时工,每小时45 美分。马布尔·金女士在凯尼恩学院餐厅里工 作了五十余年,对帕尔梅仍有很深的印象。她记得帕尔梅不是很会干活,但很卖力, 而且十分随和,平易近人,极有礼貌,因此餐厅里的人都喜欢他。“他干完活就到 厨房里去亲切地跟每个人说上两句话,从厨师到最不受人尊重的洗碗工,一个不落。” 这也许是帕尔梅天生就有的优点,从小他就跟家里仆人打成一片。斯维亚·爱立克 松在东马尔姆斯大街36 号的帕尔梅家里当过女佣,她也能说出许多与此类似的故 事。她说帕尔梅在家里经常帮助佣人干活,佣人们很感动,因此说他是“小乔达摩” ①。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菩萨般善良心肠,像帕尔梅这样的贵族子弟不会对下等 人有如此同情心的。帕尔梅自己有一次解释说,“我一向厌恶瑞典上层人士的那种 优越感,那种不可一世的轻蔑别人的态度。我之所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决定性因 素之一就是有人瞧不起别人。”1977 年帕尔梅对采访他的法国记者谢尔盖·理查 德说:“我没有在工人阶级队伍里长大,但我属于工人阶级。我认为我是根据工人 阶级标准去为工人阶级服务,并获得工人阶级认可,加入到他们队伍中。现在我一 切都属于工人阶级。”“我们家里对他政治信仰转向社会主义颇感不悦,理由是显 而易见的,”克莱斯·帕尔梅说。“但是我们兄弟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我没有奥洛 夫的经历,与他相比,我所受的教育更加传统。我没有理由成为社会主义者,我生 活很优裕,我当过骑兵军官。我朋友常用奥洛夫开我玩笑说:‘他当然是因为有了 你这位兄长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我和奥洛夫谈起政治问题时经常要争论几句, 但他一直是我可以信赖的弟弟。甚至他当了首相以后依然如此。 我如果要请他来帮我把家具挪一下,或请他谈谈某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或 诸如此类的琐事,我知道我只要打个电话就行。奥洛夫家庭观念很强,很重感情。 他曾悄悄地说,他接到家里人来电话时,声音立刻变了,变得柔和了。”帕尔梅去 美国求学以前并未显示出任何激进倾向,只是到了美国,到了凯尼恩学院后方才渐 渐变化。 帕尔梅在凯尼恩时,美国政府时常派些官员到学校做报告,宣传政府观点,解 释政府政策。帕尔梅对此极为反感,称此为政府当局的“宣传性讲学”,便与其他 思想激进的学生组织“社会主义辩论俱乐部”,消除官员演讲在校园里造成的影响。 他向亨利·亚伯拉罕姆和保罗·帕尔梅尔学习政治哲学。 直到后来他还念念不忘这两位老师的教诲,称他们是“极有天赋的老师”。 他同时学习保罗·泰特斯教授的经济学。他的毕业论文洋洋数万言,详评弗雷 德里奇·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说“哈耶克对我信仰社会主义起了 很大影响”。只是不知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因为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是为“新保 守主义”服务的。他的理论核心是价格体制在传播信息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坚决反 对凯恩斯及其他经济学家通过调节或其他干预手段动摇自由的市场定价的做法,认 为这样做必将导致独裁。1974 年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十几年来他成了主 张彻底消灭计划经济的所谓“新自由派”的崇拜偶像。帕尔梅怎会与哈耶克经济理 论有缘?颇令人费解。不过帕尔梅在80 年代中期的一次演说中批判了以哈耶克为 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参见附件三《就业与福利》,第 285 页) 帕尔梅显然感到他的政治信仰与他家庭出身不很协调,后来多次解释他家与社 会主义渊源颇深,他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受家庭影响。他说他祖母哈玛·帕尔 梅与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关系密切,多次在一起探讨革命问题;并声 称英国前共产党领袖拉吉亚尼·帕尔梅·达特与他家同属一宗;他甚至说他祖父思 文·帕尔梅是个“与社会主义非常接近的”自由党人;说他母亲伊丽莎白·帕尔梅 是“争取妇女平等权益的斗士”。其实,不满社会不公平现象、背叛家庭而同情受 压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富人子弟,比比皆是。 帕尔梅在凯尼恩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开始接受他自己所称的“真正的教育” ——周游美国,向社会学习。这次旅行对他一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英国历史上有个传统做法:贵族子弟在校完成学业后,要渡过英吉利海峡,去 欧洲大陆旅行,名为考察,实是游山逛景。他们带上仆从,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 国家,每到一地都有上流社会的亲朋好友接待。他们在高级旅馆下榻,晚上有人为 他们举办盛大晚宴、舞会,为他们接风洗尘,让他们有机会接触达官贵人,阔夫人、 娇小姐,一路上少不了欠下一些风流债。 帕尔梅这次旅行与英国贵族少爷的旅行实有天壤之别。他在家里虽然也是少爷, 但此刻只是一介书生,身边只有300 美元,要遍访美国35 个州!由于经济原因, 他只能一路搭便车。 出发前,帕尔梅仍然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人人畅所欲言, 为所欲为,否则人们怎敢将耸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雕像手里高举的、象征自由的 火炬改变成男人的阳具,画成大幅漫画张贴在大街上,刊载在报纸上呢?自由到这 种程度该是无以复加了吧?他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人人丰衣 足食。然而他沿途耳闻目睹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是对比强烈的贫富悬殊,用帕 尔梅的话说是“退化的贫困”,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种族歧视。黑人受非人待遇,难 道不会起来造反吗?帕尔梅说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是促使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重要原 因之一。 帕尔梅到底特律时特意拜访了“汽车工人联合会”。使他受宠若惊的是工会主 席瓦特·鲁瑟先生亲自接见了他。鲁瑟不久前遭人暗杀,他大难不死,子弹竟未击 中要害,只是打伤了他的肩膀。“他肩上中了一弹,坐着接待我时,手臂吊在一个 宽大的绷带上,手里紧握着一个小橡皮球”,帕尔梅回忆说。“他反对迫害穷人, 反对暴力和暗杀行为,认为这不能解决问题。他的态度明确:还得继续活下去,未 来才是重要的。”一天帕尔梅又站在公路边,伸出右手,作出要求搭车的手势(即 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卷曲,拇指指向要去的方向),希望有个好心人顺路带他一程。 碰巧有个黑人驾车经过,让他上了车。此人是大名鼎鼎的歌星“全国歌王”科 尔的内弟。他们一边开车一边聊天,帕尔梅从交谈中了解到许多美国种族歧视的情 况,这些事情使他难以置信。然而当他在美国南方几个州作社会调查时,亲身经历 的许多种族歧视事例,使他信服了。这些都是他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 天我搭上了一个好心商人的车。那是一辆‘克莱斯勒’牌豪华轿车,又宽敞又舒适。 他是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来的,”帕尔梅说。 “在我们前面有辆卡车,车里坐着约有十五个黑人,有说有笑。我们超了过去, 商人朝他们看了一眼,用一种轻蔑的语气说:‘瞧这帮家伙,他们是世界上最快活 的人!’我看到商人一副家长式嘴脸,感到一阵心寒。”帕尔梅不禁想起小时候保 姆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也叫《最快乐的人》,说的是很久以前一个暴虐的国王得 了不治之症,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后来来了一个江湖郎中,说唯有世界上最快乐 的人身上的衬衣能救国王,国王穿上他的衬衣立即病祛。国王派遣所有卫士去寻找 这“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卫士走遍全国上下,却找不到一个快乐的人,宰相、 大臣都忙于争权夺利,富人整天担心财产被盗,或在商战中败北,而愁眉不展;至 于穷人,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骨瘦如柴,岂能快乐!然而在卫士绝望之际, 一天傍晚,夕阳西下,他们在京城外的田野,忽听到有人唱歌,歌声不美,但很欢 快,遂喜出望外,循着歌声寻去,看见一个乞丐正架着一堆柴禾烤鸡,鸡快熟了, 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乞丐唱得更欢了,卫士像见了救命菩萨似的赶快跑了上去。 “你好像很高兴,我的朋友,”卫士说。 “当然高兴,今天我可以饱餐一顿了,”乞丐说。 “赶快脱下你的衬衣!”卫士命令道。 “可我赤身露体,哪有衬衣啊!”帕尔梅心想:一旦穷人连衬衣都没有时,他 们不仅不能救国王,恐怕会把国王剁成肉泥的。 密西西比有个小镇,叫劳里尔镇,居民黑人、白人参半。帕尔梅刚来到这里时, 搭了一辆公共汽车,上车后便随意坐在一个空座位上。谁知道这是黑人席位,“几 个白人过来硬要把我推开,我坚决不走。我没有遭到毒打,我想他们肯定将我看成 是某种神经失常的外国人了。”帕尔梅渐渐地知道,黑人的孩子不能上白人的学校 ;黑人乘坐公共汽车时,在车子后面有他们特定的座位,绝对不能坐到白人的位置 上;黑人不能进入白人的餐馆用餐。总之,黑人与白人分属两个世界。在这里黑人 和白人是没有平等可言的。 夏天,帕尔梅在墨西哥住了一段时间。墨西哥与美国毗邻,历史上遭受美国无 数欺凌。1848~1853 年,美国发动侵略战争,抢走墨西哥大片领土。 墨西哥人发动过无数次反抗,无奈力量悬殊,一次又一次失败。墨西哥总统波 非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 , 1828 ~1915 年)仰天长叹道:“墨西哥啊, 你太不幸,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墨西哥人对美国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把 仇恨埋在心底,直到本世纪60 年代,墨西哥人还以“绿鬼”作为对美国人的憎称, 就像中国人称“日本鬼子”、“英国佬”、“老毛子”一样。 帕尔梅有两位堂兄在墨西哥城经商,叫拉蒙·帕尔梅和雷尼·帕尔梅。 两位堂兄见到小弟来访十分高兴。他们是1920 年来墨西哥的,因为他们母亲 是德籍墨西哥人。他们在墨西哥城经营几爿联营店,经销五金,生意不错,但他们 思念祖国,催促帕尔梅给他们谈谈家乡情况。尽管两位堂兄政治观点属于右翼,帕 尔梅与他们谈得仍很投机。他谈了瑞典战后在社民党政府领导下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帕尔梅在店里帮助堂兄做生意,也学会了一点西班牙语 ——帕尔梅简直是语言天才——墨西哥工人也很喜欢帕尔梅,称他为“长着一对会 说话眼睛的瑞典人”,说他们会从帕尔梅脸上知道他想说什么。 帕尔梅帮助堂兄催债。他说“客户欠债不还,非得亲自上门去催。收款时你要 施展种种伎俩对客户进行贿赂——你得实实在在地贿赂他们,否则别想拿到钱。” 帕尔梅的蹩脚西班牙语和他刚刚滋长起来的激进思想并不妨碍他催债。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欠债的也是商人,不是穷人。 在墨西哥的假日结束了。帕尔梅回到美国,给两位堂兄写了封信,谈旅途见闻 和一次艳遇——信中显示出帕尔梅年轻时已不乏幽默感,这在瑞典人中不很多见。 瑞典人沉默寡言,不像英国人那样能说会道,风趣幽默;也不像法国人那样活泼开 朗。瑞典人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他们是经商民族,非常实际。帕尔梅的幽默感使他 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在结交朋友和政治斗争中占了很大便宜,至于艳遇,这在瑞 典人中是极其平常的事,如果谁没有艳遇倒是反常了。美国人以性解放自豪,但瑞 典人会使他们“自惭形秽”。瑞典人对性可以说是到了大彻大悟的程度。务请不要 误认为瑞典人性生活很混乱。实际上应该说,瑞典人在两性问题上很少是出于金钱 考虑,也不完全是为了爱情,而是双方互有需要,或一方需要,另一方并不反对, 就像帕尔梅的经历一样。帕尔梅信中向两位堂兄简述他返回美国途中的艳遇: “火车上我遇到一位姑娘,漂亮极了,是哥伦比亚人。她坐在我对面,去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此刻却一句英文不会。她教我唱西班牙歌,可爱极了,她 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使你动心;同样可爱的是,她晕车了,吐了我一身。 “一般说来,姑娘如果漂亮,她有权在我身上随意折腾,我决不抗拒。 不过她这次有点过分了。于是我拿出随身带着的药。我们家里人管这药叫做 “专治傻病特效药”。这药厉害极了,一次最多只能服用一片,我却给她吃了四片, 即使大象胃里翻江倒海,吃了四片也会立刻停止呕吐的。 “她果然不吐了。然而她却忧郁消沉起来。她囊中羞涩,身无美钞,又不会当 地语言,所以到了圣安东尼市后,我们中途下车,住进一家旅馆。我为她宽衣解带, 把她抱进浴盆,帮她洗个热水澡,然后……我上街替她用比索(拉丁美洲国家的货 币)换了一些美元,为她买了车票,行李箱上贴好标签,又借给她10 美元,送她 上了公共汽车,告诉司机在什么地方提醒她下车以及换乘什么车等等就与她分手。 如果这位小姐没有到达纽约,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整个事情经过的奇妙之处是, 我以前从未像这次如此充分地发现我自己。”北上途中,帕尔梅途径查塔诺加,在 查塔诺加给哥哥寄了张明信片。克莱斯·帕尔梅说:“他在上面只写了‘查塔诺加, 啾—啾’几个字,其他什么话也没有。”(啾—啾是美国人形容火车发出的声音) 帕尔梅后来说:“1952年我再次去美国时,又特意绕道200 公里,目的是给克莱斯 寄张相似的明信片。”旅行结束后的帕尔梅又处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美国社会朝 气蓬勃,充满活力,是施展才华的场所。他对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当然也感触很深, 但毕竟敌不住美国对他的诱惑。他给母亲写信说,他想留在美国,去哈佛大学深造。 凯尼恩学院的院长非常赏识帕尔梅,竭力鼓励他去哈佛,为他写了推荐信。校长并 写信对伊丽莎白·帕尔梅说,她儿子是凯尼恩学院少有的优等生,天赋极高,前程 不可估量。伊丽莎白跟大儿子商量,拿个决断。克莱斯回忆说:“当时我对母亲说, 如果让奥洛夫留在美国,我们就会永远见不到他了。所以我们回信告诉他:马上回 家。”1948 年秋,帕尔梅从美国返回瑞典。瑞典差一点失去一位未来的首相,美 国却多了一位猛烈抨击它侵略越南战争的外国领导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