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幸遇恩师 天资、勤奋和机遇是人生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天资和勤奋是内因,是决定性 因素;机遇是外因,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内因和外因皆具备时,成功就基本在握 了。诸葛亮是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情况下,被请出山,他的三分天下的战略设想才得 以实现,他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罕见的聪敏才智方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毛遂 在平原君府里当了三年食客,无人赏识,最后逼得他“毛遂自荐”方“如锥入囊, 锋芒毕露”,得到充分发挥其大智大勇的机会。当然,也不乏平庸之辈,倚仗其家 族或势力集团而爬上权力高峰的。 如阿朱别依,因岳父赫鲁晓夫当了苏共总书记,而跃居前苏共党报《真理报》 总编之要职;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原是前苏联外贸部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凭借其父的 官势地位当了高官,发了横财。这些人可以得势一时,但终难长久,更谈不上事业 的成功。 帕你梅天赋极高,又遇到了常人少有的机会,他最终登上政治生涯的顶峰,这 是毫不奇怪的。天赋与勤奋结合在一起,定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1951 年9 月21 日,应该是帕尔梅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在一个偶然的 机会中,他遇到了后来把他带入政界,并引导他学会了参与和领导政治斗争、治党 治国的埃兰德首相。 帕尔梅的原籍在南方。他对斯科纳平原虽不像沙文主义很浓的南方人那样,做 视北方,认为南方一切都好,甚至说“斯德哥尔摩只是端典后门而已”,但帕尔梅 喜欢南方。这里是瑞典主要产粮区,是德国、丹麦平原的延伸,景色与欧洲大陆相 似,与典型的斯堪的那维亚风光相距甚远:宽广平坦的田野,肥沃的黑土,小落叶 树丛林,农家石砌的“人”字形小屋,院里肥得难以迈步的白鹅,以及露出地面的 花岗石和鹅卵石。鹅卵石恐怕是冰川期被最后冰块退走时磨光的。总之,这里的一 草一木都使他迷恋。 帕尔梅偕其好友、大学同学保罗·比约克去南方游览,9 月21 日乘火车回斯 德哥尔摩。火车穿过斯科纳平原后,渐渐进入瑞典中部,跃入眼帘的景色也随着火 车的移动发生着变化:众多的湖泊、河流接连出现,湖水碧绿如蓝,清澈见底。湖 边错落着许多木屋,小屋烟囱里升起袅袅白烟,与远处的青山,茂密的森林,构成 一幅幅和谐的画眷。这些小屋既不是乡间农舍,也不是旅馆、咖啡屋,而是瑞典人 度假休闲时的“家”,瑞典人称其为“夏宅”或“休闲小屋”。据统计,瑞典共有 30 万所“夏宅”,一般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都有一座“夏宅”,蓝领工人拥有夏 宅的尚不算太多,约占他们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到休闲季节和节假日时,瑞典人 常常举家迁徙到这里来小住几日或一段时间,换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名为 “夏宅”,并不是夏天才居住的房子,有些家庭的夏宅建在北部地区,冬天滑雪季 节时,这里也是炉火熔熔,欢声笑语不断。 帕尔梅正在欣赏室外景色,突然有个熟悉的身影从他们身旁闪过。比约克立即 认出这是当今首相埃兰德,遂与首相握手问候——比约克是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 对自己党的领袖当然十分谦恭和热情!他并向首相介绍了自己好友帕尔梅。埃兰德 首相获悉他们都是大学学生,正在攻读学位,非常高兴。也许是两个年轻人勾引起 他对当年在隆德大学的校园生活的回忆,也许是因为他今天心情特好,兴致特高, 便与俩人闲谈起来。——埃兰德刚刚平息了党内元老之间的矛盾,又成功地与农民 党头目古纳·海德隆德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并进而扩大了他 们的政治基础,他能不高兴吗?如果在家里的话,他定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的。 火车很快到达终点,埃兰德似乎余兴未尽,遂邀请两位年轻人去罗生巴德一家 他常去的餐馆尝尝一个地道的瑞典菜——肉丁烤菜,即把肉末和土豆拌在一起,上 面加一个煎鸡蛋,吃的时候配上一点泡菜(最好是甜菜根)。 这家餐馆的房子后来成为首相办公室。只是这座首相府不如英国唐宁街10号那 样著名。 埃兰德首相发现帕尔梅思维敏捷,见解新颖,虽然谈话有时过于尖刻,但健谈 风趣,这在瑞典人中是很少见的。瑞典人一般不善言谈,缺乏幽默。 帕尔梅与众不同,给埃兰德留下深刻印象。分手时埃兰德要帕尔梅去看他,再 作一次促膝深谈。 帕尔梅第二次去首相府,则是1953 年他即将卸去瑞典学生联合会主席之职的 时候,那时他正在筹建“学生议会”,请首相从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给予支持。接 待他的是阿瑟尔·林德贝克。这是社民党内一位红得发紫的大经济学家。遗憾的是, 这一次帕尔梅没有机会同首相畅谈他对国家大事、天下大事的看法。不过林德贝克 教授对这个年轻人留下极好印象,当埃兰德物色私人秘书时,林德贝克教授毫不犹 豫地推荐了帕尔梅。他与帕尔梅以后成了莫逆之交,直到帕尔梅当了首相后依然如 此。 交待完学联的工作之后,帕尔梅开始了他的亚洲之行。归来后不久,埃兰德首 相突然邀请他去首相官邸作客。这是帕尔梅到总参谋部上班的第四天,埃兰德邀请 他的理由是想听听他去亚洲的观感。帕尔梅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这是他第三次见 首相。 这时,埃兰德首相夫妇刚刚搬迸哈普松官邸不久。帕尔梅进屋后,在来宾签名 簿上发现,他是首相在新官邸接待的第四位客人。在他前面的一位是英国工党老资 格政客休伯特·莫里森。 然而不久,这里的宾客就络绎不绝了,经常高朋满座。埃兰德首相喜欢在官邸 宴请工商界、金融界首脑以及反对党党魁、工会主席等要人,请他们来此共商国家 大事。埃兰德利用这个社交场合,在宽松的气氛中,在推杯把盏中,与各界重要人 物互通信息,交换意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取得一致。瑞典政治辞条中的 “哈普松民主”便是由此而来。后来便发展成一种以执政党和各利益集团定期会晤 为渠道,缓和双方的利益摩擦的民主形式。”哈普松民主”也就成了埃兰德二十三 年首相生涯最成功的标志。 瑞典首富、大银行家、实业家瓦伦堡便常是哈普松官邸的座上宾。他回忆说, 一次埃兰德表示想请苏联驻瑞典大使来赴宴,与大使探讨瑞典在苏美核大国核军备 竞赛中的中立地位问题。瓦伦堡像美国大资本家哈默一样,被苏联视为友好人士。 瓦伦堡赞赏首相的想法,说:“你发邀请吧,我也参加。”“哈普松民主”的发明 权实际上应属于埃兰德的好友、韦斯特罗斯市的朗纳尔·卡松帕尔松。有一年秋天, 埃兰德出席南方小城韦斯特罗斯一年一度举行的博览会,好友卡松帕尔松是这里的 最高长官,于公于私都得陪同首相参观。卡松帕尔松在博览会上遇到许多企业家和 工商界人士,听到他们不少牢骚和怨言,遂向首相进言,建议他在乡间官邸定期或 不定期地邀请工商界代表一起谈谈,听听他们的意见,广开言路,权作参考,首相 也可向他们作些必要解释,消除误会,争取他们的谅解和支持,以达政通人和。 埃兰德采纳了好友的意见,“哈普松民主”便由此开始了。 帕尔梅回忆这次接见时说:“我乘地铁去哈普松。虽然已是9 月底,天气却相 当暖和”。首相接见的实际日子是1953 年9 月20 日。 埃兰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听帕尔梅的亚洲之行观感才接见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埃兰德此时就任首相职务已近七年,但至今仍是光杆司令,除一名打字员兼搬 运工和一名门卫外,别无他人。由于前首相阿尔宾·汉松一生坚持搭乘公共汽车上 下班和外出参加活动,所以政府一直也没有给埃兰德配备一辆汽车,当然也就没有 专职司机了。埃兰德因公外出时,不得不临时向邮电部或监狱看守处商借车辆。名 义上有个首相秘书,但其任务是在内阁会议上担任记录。而且他是“国父”汉松首 相留下的老臣,和埃兰德总保持着一段距离。埃兰德早就想改变这种孤家寡人、无 所作为的窘境。 七年来他憋了一肚子窝囊气。党内元老自恃德高望重,从来没有把他首相放在 眼里。当时社民党是与农民党联合执政。两党有个默契:首相、外相、财相等等都 是相,首相只是排头兵而已。各部之间的协调工作,由财政部负责,不用首相操心。 各个部成了独立王国,首相被架空。相反,埃兰德还得看元老们的脸色行事。1951 年,埃兰德深感自己需要有个秘书,他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和起草演讲稿(作为首 相,一星期五个工作日他大概要发表六次演说!),时间都消耗在这些琐事上,无 暇考虑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他曾想任命一位经济学家为他的私人秘书,希望身边有 个可以商讨问题的人。这位经济学家在社民党内小有名气,是个颇有见地的人。但 是,树大招风,当埃兰德将这一提名交到内阁大臣们手里时,几乎无一位大臣赞成, 摩勒等前朝重臣还因此对埃兰德引起警惕,怀疑他自恃羽毛丰满,要夺他们手中大 权。 埃兰德自知势单力薄,只得退避三舍,暂时搁下此事。 1946 年10 月5 日,挪威首相访问瑞典,前首相汉松在出席了欢迎宴会后, 搭乘有轨电车回家。当他抬步迈出电车时,突然心脏病发作,碎死在有轨电车站上。 当时,埃兰德只是个年轻的宗教事务及教育大臣。想当年,汉松首相任命他担任此 职时,人们认为他的官运业已到顶。这次首相猝死,他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肯 定要从维格福斯、摩勒、斯科尔德等元老中道选一位,至少是暂且过渡一下,经充 分酝酿后再推选一位年龄稍轻的党魁。然而,维格福斯和摩勒是一山二虎,谁也不 服谁:维格福斯不想只当过渡首相,同时坚决反对摩勒出任首相。 为避免党内分裂,为长治久安,社民党领导决定毕其功于一役,挑选一位年轻 人担任首相,于是由原国防大臣安德松找埃兰德谈话。埃兰德大感突然,他说他从 未做过问鼎之梦,断然不敢接受。安德松回忆说:他根本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他先 是拒不考虑,后又以健康不佳等种种理由拒不参加竞选。 但社民党内有一条规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避免分裂,埃兰德也只有服从 党领导的决定,勉为其难了。维格福斯宣布退出竞选,支持埃兰德。选举结果埃兰 德以五票的微弱优势战胜摩勒,成为社民党党魁和政府首相,是年45 岁。 起初几年,埃兰德在党内威信不高,党内外的人都说他是“无名小辈”,成不 了大器。埃兰德听了一笑了之,说:“从‘无名小辈’干起也不错嘛。”人们甚至 嘲笑他演讲时一口浓重的韦尔姆兰地方口音,取笑他说话的姿势,“他根本当不了 政治家,充其量是个韦尔姆兰的福音传教士”。——埃兰德的父亲艾立克·埃兰德 是当地的小学教员,兼教堂里的风琴师。他家原姓安德松,他父亲觉得姓安德松的 人太多了,就改成了埃兰德。 “他们想羞恼我,”埃兰德说,“但是我把他们的话反其意而用之,贬意当作 褒意,激励我前进。”埃兰德比起韩信的胯下之辱当是微不足道了,但他宰相气度, 也非常人所有。 埃兰德对一帮老臣们忍气吞声,从不敢耍首相的威风。但到了1953 年,他的 地位业已巩固,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书了。 教育和宗教事务部国务秘书拉拾纳尔·埃德曼获悉首相意图,向他推荐帕尔梅。 埃兰德想起曾与这位贵族青年有一面之识,遂用他那浓重的韦尔姆兰口音问道: “别气我了,他是社民党党员吗?”“这我不敢肯定。”埃德曼抱歉地说。 说来也巧,在此之前,帕尔梅刚刚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否则他有可能失去这 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是党员也行,但他一定要聪敏能干,办事迅捷,会说外语。”埃兰德又自 打圆场地说。 后来埃兰德又征求经济学家阿瑟尔·林德贝克的意见。林德贝克在帕尔梅筹建 “学生议会”时与他有过接触,对帕尔梅的精明早有领教,况且帕尔梅又是个名不 见经传的年轻人,震动很小,因此林德贝克认为帕尔梅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埃兰德还不放心,遂召帕尔梅前来面试(帕尔梅对此当然一无所知),结果十 分满意。 为慎重起见,开始只是试用,向国防部暂时借调帕尔梅,在首相府帮助工作, 行政关系尚归国防部管辖。但是,从此以后,埃兰德便再也离不开帕尔梅了。1954 年5 月,帕尔梅正式作为埃兰德的秘书,开始在首相府工作。 当埃兰德首相就帕尔梅的任命征求各位阁僚意见时,众大臣皆无异议,唯一人 反对,而这位反对者正是帕尔梅青年时代崇拜的偶像维格福斯。维格福斯当时如知 道他有这样一位崇拜者,会感到十分骄傲的。 一位好领导胜过一位好老师。帕尔梅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位好领导、好老师。年 仅27 岁的帕尔梅,乳臭未干,刚刚走上社会不久,就进入首相府工作,得到了 埃兰德言传身教的栽培,真可谓三生有幸。 作为埃兰德的秘书,帕尔梅的工作开始主要是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工作,为首 相起草演讲稿,担任首相的翻译,以及为首相的出访作准备工作等。 由于帕尔梅的文笔清新流畅,文章活泼有新意,很得埃兰德的赏识;加之他掌 握英、法、德、西班牙等多种语言,能承担重要会谈、会见的翻译工作,很快便得 到埃兰德的喜爱和信任,成为其“放心的助手”。1954 年帕尔悔正式担任埃兰德 首相的秘书后,除协助埃兰德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外,还担任了埃兰德首相与政府 各部、社民党、议会、舆论和宣传媒介以及其他人士之间的联络员。 帕尔梅超凡的工作能力,讲究实效的工作作风,使他很快就锋芒毕露。 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埃兰德交办的各项工作,而且悟性特别高,无须多加点拨, 便领会领寻的意图。当埃兰德情绪低沉时,帕尔梅知道如何使他高兴起来。当他们 一起讨论政策、方针等大问题时,埃兰德发现帕尔梅的观点很有见地,头脑里总能 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解决遇到的难题,真能为他出谋划策排忧解愁,使他高兴起 来。令埃兰德更为满意的是,帕尔梅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极其勤奋。加班加点、挑 灯夜战几乎成了正常现象,而他总是勤勤恳恳,毫无怨青,满腔热情地做好工作。 一次,埃兰德要他将各方面对瑞典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意见写个综合报告,帕尔梅彻 夜未眠,挑灯夜战,一直干到清晨7 时。然后,他将写好的文件放在首相案头;到 盥洗室里用冷水冲了一下头;踱步来到首相府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咖啡; 再回到首相办公室将埃兰德当天的活动日程安排妥帖。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当 埃兰德早晨来到办公室,看到眼前的一切,他简直不敢相信,如此高效,如此勤奋, 如此尽职,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帕尔梅不仅成为埃兰德得力的助手,进而成为一名不可缺少的高参。首相和秘 书之间你尊我敬,成了“黄金搭档”。 埃兰德越来越赏识帕尔梅、称他是“无价之宝”,而且是“绝对的”。 帕尔梅不仅视埃兰德为领导,而且是老师,是父亲。在帕尔梅心目中埃兰德已 取代了八年前逝去的“国父”汉松的地位。 渐渐地,帕尔梅的工作由室内走到了室外,由幕后走上了前台,开始抛头露面 了。在公众服中,帕尔梅是埃兰德首相的影子。无论埃兰德首相走到哪里,帕尔梅 总是紧随其左右,帕尔梅很快便成了新闻界非常熟悉的人物。 埃兰德身材高大,帕尔梅个子比较矮小,新闻界便以“高个和矮个”为他们的 代名词,有时不带恶意地称他们为“贝纳德和爱犬”,或称帕尔梅为“埃兰德的影 子”。 英国资深记者迈克尔·邵尔沙有次采访埃兰德首相,在门口见到帕尔梅。 邵尔沙回忆说:“帕尔梅将我引进办公室,旋即转身离去。数月后我再次采访 埃兰德。这次埃兰德让帕尔梅留下。采访过程中,埃兰德不时问坐在身旁的帕尔梅, ‘奥洛夫,你有什么看法?’帕尔梅在短短的时间里便取得埃兰德的信任。”英国 前首相、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对帕尔梅也留有很好印象。1954年春,艾德礼 访问瑞典,与埃兰德进行会谈。是年秋,工党在斯卡保罗举行工党年会,艾德礼便 邀请埃兰德参加,但他没有忘记邀请帕尔梅。艾德礼请他陪埃兰德同来英国。 瑞典由于社民党长期执政,“五一国际劳动节”一直是全国重大节日之一。劳 动节这天,一些党派和工会要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组织自己的党员或所辖工会的会员 上街游行,举办演讲活动。游行队伍打着红旗、横幅和标语,边走边呼口号或唱歌。 标语口号反映了工人及其他阶层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和要求。社民党党员每人胸前佩 戴一支玫瑰,队伍浩浩荡荡,在鼓乐队的引导下穿过闹市。 1955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帕尔梅奉命去南方小城克里马克拉参加当地 社民党组织的游行。他“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皮包,年岁很轻,看上去像个学生” (克里马克拉社民党市党部主席语),在游行队伍里,他一边走一边与路旁观众握 手、交谈,俨然像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一样。帕尔梅这番表演在瑞典是空前的。 在此之前,克里马克拉市的瑞典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帕尔梅此时便已脱颖而 出,他开朗,潇洒,与瑞典人传统的拘谨作风很不一样。 50 年代是瑞典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城市建设发展很快,面貌日新月异,环 形公路、市内高层停车场、立交桥、地下人行通道等——建成。这是推陈出新,对 未来充满信心的年代。帕尔梅对这巨大变化感到欢欣鼓舞。他不免想起社民党老前 辈弗雷德里克描写的1903 年斯德哥尔摩的状况:“我第一眼看到斯德哥尔摩的印 象是寒冷,是肮脏,到处是飞雪,是半融化的雪泥,是尘土。当我跳下火车,眼前 看到的是马车;街上跑的是马车,车夫因喝了烈酒,被风一吹,脸上红扑扑的:马 车按规定路线运行,这是当时的公共交通工具,乘客只要打个招呼,随时可以上下 车;马车也是运输工具,酿酒厂就是用四轮马车运酒,马是亚耳丁的雄马;数不清 的饭店、沙龙,但都是最简陋的;清晨街上喝得醉醺醺的行人,走路踉踉跄跄,东 倒西歪;穿着普鲁士制服的警察,人高马大,头上戴着头盔,迈着神气的步伐,走 过来,踱过去;赤贫的孩子在寒风中索索发抖……老乞丐颤颤巍巍……偶尔出现一 辆豪华马车,车里的男人戴着很高的礼帽;主要街道两旁也有政府大楼,其它地方 则是昏暗的院子,地下室则是无产阶级居住之所……贫穷到处可见,就像巴黎一样, 然而巴黎是以艺术包装起来的撒马尔罕,我眼前的斯德哥尔摩是赤裸裸的,穷得一 无所有。”昔日斯德哥尔摩的贫穷落后己成历史,今日之首都如日中天。 帕尔梅的政治生涯也像斯德哥尔摩的发展一样,蒸蒸日上。1955 年他又前进 了一大步,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中央执委,负责青年团的学习。同时他还成为瑞典 工人教育协会(ABF )的理事。该协会是社民党和总工会于1921年联合创办的学习 协会,其主要任务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这年夏天,团中央执委里一位领导克努特·林德贝里邀请帕尔梅去波罗的海上 的佛乐岛休假,因为他在岛上有座不错的休闲小屋,设施齐全。佛乐岛面积很小, 只有25 公里长,8.5 公里宽,但非常美,有险峻的峭壁,美丽的沙滩;有奇花异 草和数不清的小鸟。帕尔梅在岛上虽然只呆了两天,但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岛,以后 每年夏天必来岛上小住数日,直至生命结束。有人曾问帕尔梅是否希望登月球,帕 尔梅明确回答说:“不,佛乐岛岂不比月球更美。”休假完毕,帕尔梅又参加军队 复训,军阶又提了一级:中尉。 1956 年埃兰德也给他这位得意门生提了一级,晋升他为首相办公室首席秘书。 此后,帕尔梅再也不搞文秘工作,而是主管社会民主党的对外宣传刊物:《政治与 进步》。 这年他陪同埃兰德首相出访莫斯科,当时的苏联对这位年轻人格外重视,对他 作了突出的报道,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显赫的官衔。苏联的报道给帕尔梅带来了小小 的麻烦。瑞典《晚报》那时控制在社民党右派手里。该报借题发挥,对帕尔梅发起 人身攻击,说:“小个子,鹰钩鼻,厚脸皮,但很聪敏,无偏见,这个年轻学生看 来要在政坛上大显身手了。”文章作者署名为“Sic ”,一般人猜测这位“希克” 肯定是社民党里某个重要人物。帕尔梅向《晚报》提出质问,“希克”进而又在报 上说:“帕尔梅演说确有一些煽动力,……他底下与人谈话时,就使用一种他想象 是劳动人民使用的语言。据说他有次遇到一个劳动家庭出身的人,交谈时帕尔梅隐 瞒了自己上层阶级家庭的出身,对他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希克”当然是项庄 舞剑,意在沛公。他不会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晚生后辈而费笔墨的。他笔锋一转,讽 刺的对象就成了埃兰德。他笑埃兰德沙哑的嗓子和韦尔姆兰的口音。“如果演讲稿 是由埃兰德撰写,让帕尔梅去朗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乾坤颠倒的做法,那无论是 内容还是形式,都将是一大改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帕尔梅在政治舞台上刚 以一个人微言轻的配角登场,便招来各方攻击。斯德哥尔摩著名记者古纳·乌恩格 尔也参加了攻击帕尔梅的队伍。他在报上给帕尔梅画了一幅素描,大大将他丑化一 番,说他是“黄鼠狼似的小个子,灰脸膛,黄头发,浅灰色眼睛,”但也不得不承 认他“聪敏过人”,然而又说“帕尔梅权欲极重,冷酷无情,很能讨主子欢心,使 主子觉得他是必不可少的。”乌恩格尔说帕尔梅与埃兰德有许多相同之处,俩人臭 味相投,只是埃兰德已经年过半百,精力不济,整天显得疲惫不堪;帕尔梅则年富 力强,朝气蓬勃,俩人真是珠联壁合,相得益彰。乌恩格尔当然免不了在帕尔梅的 家庭出身上大做文章,然后自己又觉得莫明其妙,说“他究竟如何摆脱其贵族家庭 影响的,这还不很清楚。”真正能够理解帕尔梅的是他的一位红粉知己,一位大家 闺秀,即后来成为帕尔梅夫人的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1951 年是帕尔梅的本 命年,也许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这个古老的说法,但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这一年肯定是他的吉祥年。他除了首次遇见埃兰德首相外,还遇到另一位他一生中 最为重要的人物: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 这也算是缘分。他们两人那时都是学生。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才22岁,正 在攻读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统计学。她身材硕长,亭亭玉立,非常美丽、文 静,端庄的举止更衬托出她大家闺秀的高贵气质,使她迷人的外貌又罩上了一层不 可侵犯的神圣。1951 年适值瑞典学生滑雪运动会在克里姆普菲耶尔举行。克里姆 普菲那尔是北方西博滕省的一个小城,是个有名的滑雪胜地,每年接待无数旅游者。 即使自己不参加比赛,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也会来此观战助阵的。碰巧帕尔梅 也来克里姆普菲耶尔,而且在同一个旅馆下榻。 一天晚上,帕尔梅在旅馆的餐厅里吃饭,正在品尝咖啡,忽然看见也在用餐的 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他眼睛一亮,感到血液直往上涌,身子发热,脸也红了。 帕尔梅曾见过不少妙龄女郎,穿着华贵服装和一丝不挂的都有,但从来没有像今晚 这样激动。他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手里端着咖啡朝丽丝贝特走去。帕尔梅也许是 太紧张了,居然在作自我介绍时,不小心将咖啡洒在丽丝贝特的腿上!帕尔梅吓坏 了,不知所措,这双玉腿可是神圣的,绝对不能碰的。帕尔梅一面忙说对不起,一 面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心里埋怨自己犯下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可不是好兆 头啊!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平时像带刺的玫瑰,是不能惹的。但今晚不同,也 许因为今天玩得尽兴,也许是因为晚餐的饭菜可口,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总之, 此刻她的心情特别好,脾气特别温顺,听到帕尔梅介绍后,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便毫不介意地接过手绢,擦去了腿上的咖啡,邀帕尔梅坐下。 两个年轻人的心灵撞在一起,拼出火花,从此再也无法分离。 他们俩人的共同点太多了,彼此间的吸引力太大了。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 也出身在名门望族,父亲是男爵,母亲则是瑞典最大的家族之一,道林斯家族里的 千金小姐。父亲是保守党,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恨得咬牙切齿。女儿则认为社 会主义最合理,最公正,毅然加入社会民主党,党龄比帕尔梅的还长!在大学读书 时,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曾萌生出将来当医生的想法,但像所有充满幻想的年 轻人一样,她又有其他不下十个理想,“我那时不知道究竟想干什么,”1986 年 3 月2 日她对采记她的工会报纸《晚报》记音说。“后来我自愿去辅导两个因家境 贫困而辍学的孩子学习,又突然与穷人家的青年有了接触,我知道他们家几乎都是 一贫如洗。我认为社会主义青并不是要革命,我参加社民党是因为我是尊重现实的 人。看到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我问自己:‘我们怎么办呢?’我的结论是:我们必 须改造这个社会,要一步一步地改。”这位贵族家小姐肯定不是唯成分论者,她认 为舆论界抓住她的家庭出身喋喋不休,实是荒唐之举。“我认为追究家庭出身非常 无聊,非常可笑,”她另一次对《晚报》女记者说。“抓住家庭出身只能说明你的 偏见,肯定是违反社会民主党原则的。”虽然他们都是贵族家庭出身, 但他们的 结合远远不是一般的门当户对。他们政治观点的一致,却是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的 因素之一。两个年轻人从此就成双结对地进进出出,形影不离。周末和节假日里, 人们见到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坐在帕尔梅的蓝色摩托车后面,紧紧搂着帕尔梅, 去郊外野餐,晚上又同骑一辆摩托车去剧院看活剧,或去电影院看电影。冬天他们 一起去滑雪、滑冰。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将这对年轻人分开了。 1956 年春天,帕尔梅和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利用大家沉浸在假日和欢乐 里,没有那份闲情逸志去过问别人事情的大好时机,巧妙地躲开新闻界的注意,悄 悄跑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一座瑞典教堂里登记结婚了。婚礼结束后他们立即去 罗马,在意大利度完蜜月。返回斯德哥尔摩后,他们在远郊瓦林比的劳斯特朗兹街 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组织起两人世界。瓦林比不仅远离市区,而且环境较差。 它有个不雅的绰号、叫“西伯利亚”,因为这里是风口,像中国的张家口一样,很 冷。帕尔梅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市里上班,直到摩托车被偷为止——摩托车是放在首 相办公室门口被偷的。首相府门口大概是蜡烛台下的黑暗处吧,也怪帕尔梅大意。 在埃兰德身边工作以后,特别是在参与了党内思想理论的探讨和政府大政方针 的制定过程,帕尔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更加坚信不移,在日常工作中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作为伯乐的埃兰德,更是倾往心血对这匹千里马给予更多的栽培, 给他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得到锻炼。一颗耀眼的新星在政界 悄然升起了。 1957 年,“红绿联合政府”解散。其原因是农民党已更名为“中间党”,为 了树立自己不左不有的形象,便与其他两个“非社会主义政党”一起,抨击社民党 政府。他们反对社民党提出的《附加养老金方案》,认为这是社民党“企图从后门 将瑞典推进社会主义。”1958 年举行大选,在埃兰德的举荐下,帕尔梅在此次大 选中,作为斯摩兰的议员候选人,当选为国会上院议员,成为当时议会里最年轻的 议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这是埃兰德首相为他设计的重要一步,是帕 尔梅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进入议会后参加的第一个战役便是《附加养老金方案》的辩论,帕尔梅在议会 的精彩发言,更使他一鸣惊人。 埃兰德对他这个宠爱的属下和学生信任有加,常常委以重任。他在回忆录里承 认:“帕尔梅(和我)一起负责全党意识形态工作”,制订扩大公共部门的计划, 将汉松的”人民之家”推进到“健壮社会”。 1958 年埃兰德扩大首相府工作班子,又吸收了一批政坛新秀,英瓦尔·卡尔 松,即后来接替帕尔梅任首相的那位副首相,便是其中之一。卡尔松其貌不扬,漫 画家构画他的漫画时最容易掌握他的特点,因为他的脸狭长,额头略宽,下巴有点 向前翘,当有人要攻击他时,便以一幅夸张了的大皮靴的鞋底漫画来代表卡尔松。 在埃兰德班子内部,帕尔梅和卡尔松等亲密无间,外界将这个工作班子里的年轻人 通称为“埃兰德的孩子们。”工作时首相在办公室里不停的来回走动,经常是光着 脚,袖子卷得高高的,边走边说,抛出自己的想法,工作班子里的“孩子们”将 埃兰德表述的每个字逐一记下,然后进行讨论。帕尔悔是这个班子里的佼佼者,有 些年轻人虽不甘服输,但也只能望其项背。此时此刻的帕尔梅不想继续充当”埃兰 德的影子”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独立处理事务”了。而恩师埃兰德对他也 另有安排,他要给这匹千里马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任其在政治舞台上驰骋。 埃兰德不但扩大了个人办事班子,而且班子里的人个个加官进爵,帕尔梅、卡 尔松便享受副部级待遇。党内、党外对此举不无非议。埃兰德对这些异议置若罔闻。 但是当韦纳尔斯特罗姆间谍案事发后,埃兰德便借题发挥,抓住不放,强调此案暴 露出的问题,正是首相府与各部委之间联系渠道不通所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韦 纳尔斯特罗姆案件为埃兰德的决定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韦纳尔斯特罗姆是瑞典空军一级上校(即四星上校,因瑞典为减少将军人数, 不设准将),曾任瑞典驻美国使馆空军武官,但据说被前苏联克格勃收买,向前苏 联出售了许多机密情报。离任回国后在总参谋部任职,后又调到瑞典外交部裁军司 工作。在此期间他继续向前苏联出售情报。他在家中豪华住宅顶层的卧室里安装了 精密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天,他家女佣打扫卫生时无意中发现收发报机、引起怀 疑,但未报案。SAPO(秘密警察局)也早已怀疑上校对祖国不忠,便将女佣召来询 问,韦纳尔斯恃洛姆间谍案这才东窗事发。女佣说她早就想到警察局告发,但在斯 德哥尔摩市电话簿上查不到秘密警察局的电话号码。秘密警察局从此在斯德哥尔摩 市的电话簿上设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安排有秘密警察日夜值班,随时希望再有哪 位女佣或其他什么人来检举自己的主人或值得怀疑的人。 这是瑞典军方一件不光彩的事。本世纪20 年代以后, 50 年代以前,特别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不少人士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同情或支持苏联,向 苏联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但是50 年代以后,前苏联的克格勃主要是用金钱 和美色来获取情报。瑞典高级军官的薪饷已很丰厚,但仍为金钱而于此勾当,着实 使瑞典军方难堪。不过,瑞典秘密警察局也不是世外桃园,后来也发生了类似丑闻。 秘密警察局一个专门负责与总参谋部联系的警官叫斯蒂格·贝里林,也是为了金钱 当了前苏联间谍。败露后他想逃往苏联,但犯了一个错误,半路上被抓了回来。这 不是瑞典秘密警察局的功劳: 贝里林逃跑时摆了个迷魂阵,企图绕道以色列去莫斯科,谁料在特拉维夫机场 被世界上最杰出的情报机关——以色列的摩沙迪逮捕,未等瑞典提出引渡要求,摩 沙迪已将贝里林押解到斯德哥尔摩。贝里林也被判处无期徒刑(瑞典对向苏联出售 情报的人决不轻饶!),但贝里林后来越狱,又逃到苏联。 1963 年6 月20 日晨,韦纳尔斯特罗姆上校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后被判无期 徒刑(瑞典取消死刑,无期徒刑是最重的刑罚)。 四年前,秘密警察局曾通报国防大臣斯文·安德松,告知韦纳尔斯特罗姆有通 敌之嫌。1961 年春,当韦纳尔斯特罗姆调外交部裁军司工作时,秘密警察局也通 知外交大臣鲁恩·约翰松:此人不可重用; 1962 年又通报司法大臣赫尔曼·克林 和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托尔坦·尼尔松。但是唯独没有人通报首相埃兰德。 1963 年6 月20 日,即韦纳尔斯特罗姆上校被捕那天,埃兰德首相正与夫人 在意大利度假,突然接到外交大臣尼尔松电话,称韦纳尔斯特罗姆己逮捕,请他立 即回国。埃兰德赶回首都,责问有关部门为什么迟至今日才向他报告。司法大臣解 释1962 年他曾两次要向首相汇报,一次由于他感冒卧床不起,被迫临时取消已经 定好的汇报会;另一次是首相那天太忙,也不得不改期。然而令埃兰德无法容忍的 是,间谍案丑闻闹得沸沸扬扬,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唯独他还蒙在鼓里。显然首相 与各部门联系渠道不畅,必须改进。埃兰德以一无所知为由推卸一切责任,并指示 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 埃兰德在日记里再三提及此事,愤愤不满。1963 年8 月的一篇日记里说, “我的阁僚居然没有一人觉得此事有必要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此无法想通,直到最 后一个月也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要忘掉这件事很不容易。”①埃兰德抓住 此事大作文章,狠狠地批评了对他封锁消息的人;进而加强了首相办公室,即使有 人觉得过分,也说不出任何意见。帕尔梅在首相办公室身兼数职,也没有人敢说这 不正常。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