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青云直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瑞典迎来了其战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为了重建战后的欧洲,一场轰轰烈烈的恢复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国际市场上 对建筑材料、原材料、机械产品等的需求日增。出口的扩大,对于以机械产品制造、 木材和铁矿石加工为主的瑞典工业来说,是个极好的发展契机。 加之战时对国内市场发展的某些限制取消后,国内市场迅速扩展,进一步促进 了瑞典经济的发展。在1945~1956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 %以上。 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公共部门的扩大,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因 而,“附加养老金”的问题便提上了社民党的议事日程。 40 年代末、50 年代切,瑞典蓝领工人退休后与白领退休工人的生活水平差 距明显拉大。因为白领工人退休后,除了与蓝领工人一样享受其基本养老金外,还 可以得到一份原聘用公司给予的养老金,该养老金的数额,视他(或她)在公司里 工作的时间年限、贡献大小而定。社民党以此差距拉大为由,提出了“附加养老金 方案”,以达到加强政府职能,扩大公共部门的目的。一场由“附加养老金方案” 引起的全国性的大辩论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瑞典50 年代重大的政治问题,是 瑞典政治的分水岭”。 这场大辩论一辩就是十年,各党派、利益集团唇枪舌剑,吵得人仰马翻。 埃兰德首相三次出任“附加养老金”问题研究小组主席(1947 年、1951 年 和1956 年),三次提出研究报告,但均无结果。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 社民党在议会中尚不占多数(详见附表),与其联合执政的农民党又拒绝在此 问题上继续合作,埃兰德是智穷力竭,几乎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此时已经来到 埃兰德身边的帕尔梅、不但深得埃兰德信任,而且积极参与了党内思想理论的探讨 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在解决“附加养老金”的问题上,帕尔梅不负师恩,出谋 划策,力排众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个人也因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 社会民主党与“非社会主义集团”的这场辩论,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传统 理论问题,即加强公有制还是扩大私有制的争论,同时也是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 所谓“非社会主义集团”在当时主要指的是瑞典议会五大政党中的保守党、农 民党和自由党。保守党(亦称温和联合党)成立于1904 年,其成员主要是企业界 人士,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高中级白领阶层的利益。农民党(后称中间党)成 立于19l3 年,其成员主要是农民和小企业主,主要代表农场主的利益。自由党 (后称人民党)成立于1895 年,其成员主附表:1921~1969 年下院议席分布情 况年份保守党中间党自由党社民党左翼社会主义党社会主义党共产党总数1921 年 71 30 47 75 5 —— 2 2301922 年62 21 41 93 6 —— 7 2301925 年65 23 33 104 —— —— 5 2301929 年73 27 32 90 —— —— 8 2301933 年58 36 24 104 —— 6 2 2301937 年44 36 27 112 —— 6 5 2301941 年42 28 23 134 —— —— 3 2301945 年39 35 26 115 —— —— 15 2301949 年23 30 57 112 —— —— 8 2301953 年31 26 58 110 —— —— 5 2301957 年42 19 58 106 —— —— 6 2311958 年45 32 38 111 —— —— 5 2311961 年39 34 40 114 —— —— 5 2321965 年33 36 43 113 —— —— 8 2331969 年32 39 34 125 —— —— 3 233要是自由职业者、职员和知识分子,代表各个层次的白领工人的 利益。 “非社会主义集团”一词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集团”而提出的。而“社会主义 集团”就是指社民党和共产党。社民党全称是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89 年, 其主要成份为产业工人和其他蓝领工人、普通职员。共产党(亦称左翼党)成立于 1917 年,原是社民党的左翼和社民党青年联盟成员,后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组 成社会民主左翼党, 1921 年更名为共产党。尽管该党被视为“社会主义集团”的 一员,但从未参加过执政。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联合政府”,共 产党也没有被邀请加入。 与社民党长期合作,联合组阁的,则是农民党。1932 年社民党上台执政后, 制定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全面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反危机纲领。为了取 得在议会的多数支持,汉松政府坚持与其他政党合作的方针,以巩固社民党的统治 地位。1933 年5 月27 日,汉松代表社民党同农民党达成协议:政府保证农民的 利益,支持农民党关于农产品价格的要求,给农场以补贴,限制国外农产品进口等 ;农民党则支持政府的反危机纲领。该协议开创了社民党和农民党合作的先河,也 是社民党阶级合作路线——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妥协与合作的最初结果。1936~ 1939 年社民党与农民党联合组阁。1951 年,埃兰德与农民党党魁海德隆德就农 产品价格问题达成一致,再次实现两党联合组阁。人们曾将社民党与农民党的联合 组阁,称之为“红绿联合政府”。如今,这一联合出现了危机。 “非社会主义集团”对形势的估计是:战后瑞典经济飞速发展,国民收入持续 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世界各国除瑞士可与其媲美外,无一出其右。经济 状况的变化已经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贫困已经消灭,白领阶层壮大了,人们富了,都成了“小小资本家”,因而赞 成私有化的人也多了。他们将反对社民党政府高税收的政策,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 让政府将他们口袋里的钱,转移到政府手中扩大公共部分。因此,几个反对党便认 为时机已到,可以与社民党一决雌雄了,他们遂放弃了以往的协商妥协的做法,在 “附加养老金”问题上寸步不让,企图借此次大辩论,从理论上击败社民党,并把 社民党拉下马,夺回阔别已久的政权。 “非社会主义集团”主张,瑞典已经消灭贫困,此后应鼓励人们积蓄。 积蓄起来的钱由个人处理,用于防老、安度晚年也好,留给后代也行。自己口 袋里的钱是高质量生活的最好保证。自由党党魁奥赫林指责社民党在人民基本需要 得到满足后,还要继续扩大公共部分,是搞社会主义,“他们要更加社会主义化, 我们则要更加自由化,”奥赫林这样概括双方观点对立的焦点所在。保守党论点与 自由党相似,只是提法不同而已。保守党提出的是要保障“所有权的民主”:国民 收入增加,每人都拥有一笔资金。个人除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障”外,应该有 权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改善生活,如购买住房、休闲小屋、游艇、汽车,或做点买 卖,或炒点股票。买了瑞典某家公司的股票,个人就成了社会资本构成中的一份子, 就可能成为资本家,应该鼓励个人走此发家致富道路。保守党也像自由党一样,主 张政府只对个人提供基本保障,除此之外不能再提供任何保障措施,包括附加养老 金等。“归根到底是要有一个基本养老金,即国家给的养老金。养老金已经提高, 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笔养老金足够每人购买绝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应该鼓励个人 在享受基本养老金的同时,选择他们自己安度晚年的安全措施,这包括集体合同、 工作合同、自愿保险、传统的养老金以及新型的养老金等。”允许他们有选择的自 由。“社会为公民组织基本的互助保险系统,公民自己可通过自由的合作来建设附 加的保护措施,可单枪匹马按自己意愿和需要建立起附加的保护措施。”保守党竭 力反对社民党政府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不遗余力地阻止社民党政府扩大公共部分。” 我们主张缩小中央和地方政府处理公民收入的权力……保守党是减税党。‘附加养 老金’是将数万亿克朗从工人和工厂企业主手中移到政府手中,”保守党主席雅尔· 伊尔姆松说。 农民党虽与社民党联合执政,但也同意保守党、自由党观点。尤其是由于瑞典 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该党正将党名改为“中间党”,言其不左不右是也,就更 不能支持社民党的“附加养老金方案”。农民党认为国家、个人富裕后,公共部门 应该减少,不能扩大。国家富裕后,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持 续繁荣和个人自由呢?答案是一个由无数小资产拥有者组成的社会最佳,既能抵御 大工业对个人的压迫,又能抗击社会主义对个人的压迫。因而应该鼓励小型私营企 业的发展。50 年代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但赋税增加更快,这个趋势必须制止,国 家创造的财富应更多地掌握在个人手中。“公民的基本保障应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加 以保证。这个基本保障由全国养老金制度解决,此外公共部门不应再设附加养老金。 每个公民在享受基本保障的同时,应有决定如何提高经济保险系数的自由,”农民 党的议会提案说。农民党主席海德隆德并说社民党的“附加养老金方案”是“从后 门将瑞典推向社会主义”。 在政府作用上,保守党、自由党、农民党观点一致,或十分相近,即政府有义 务向公民提供基本保障,以防不时之需,如疾病、意外事故、失业、年迈等等,除 此之外,个人应该能够自由地支配他们不断增加的收入。个人钱多了,加强社会福 利措施的必要性就应缩小;国家富裕了,政府掌握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就应减少。 作为理论上对反对党的回答,社民党发表了名为《前进的政策》的小册子,由 埃兰德在议会宣读后广为散发。帕尔梅这时协助埃兰德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工作,在 这本宣传小册子形成过程中,帕尔梅倾注了他满腔的激情和心血。《前进的政策》 主要论点是:水涨船高,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是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书中说,国家 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们的需求和希望也提高了。因而需要建设一个“健壮 社会”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希望和需求。 30 年代人们因吃不饱穿不暖而愁眉苦脸。今天社会变了,国家富裕了,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他们仍有理由感到不满足,年轻人得不到自己理想的住房而不 满,残疾人因经济问题没有解决而不满,新的不满取代了旧的不满。 “……现在的不满与过去产生劳工运动时的不满完全不同……依我之见,这是 期望值提高后的不满。全面就业、社会福利安全网、生活水平年复一年提高,所有 这些铸成了对未来的信心,同时也带来急躁情绪,觉得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还应更 快些……”为满足人们对交通、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应 加强而不是削弱它的经济职能。 埃兰德进而指名道姓批驳保守党观点,“保守党主张用国民收入的25%作为公 共开支,‘不能少也不能再多’,这是极不合理的。全面就业加快了前进步伐,但 要求和期望也提高了,个人和社会需要平衡……我们不能满足所有愿望,肯定会有 许多不满,但这不满与以前的不满完全不同,正像我已说过,这是期望大高而造成 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问题,恰恰相反,人民的不满足和对未来的 憧憬,正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大动力。”社民党的结论是:广泛而充分的社会保 障和经济繁荣、丝毫没有减低政府干预的重要性,相反,人们在新福利社会中期望 越来越高,只有国家才能满足。50 年代的瑞典人不再为穷困和失业而怨声载道; 而是为没有足够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没有住进更宽敞的房子,没有享受更好的医 疗条件而牢骚满腹。只有国家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才能满足这些愿望。 社民党不能同意政府只需向人民提供一个基本安全网就行的观点。“我们大家 都同意,老年人应该有个合理的基本保护……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 起来再往前迈进一步呢?为什么不能给老年人一个附加养老金呢?如果我们提供的、 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基本保护,保证人人可以转业改行,或去别的地方、别的公司工 作,无后顾之忧,不必担心退休后的养老金岂不更好?”人民群众再也不满足就业 和基本安全网的保护了,“要问为什么吗? 因为在我们这个全面就业的社会里,人们需要享受一种比我们业已达到的生活 水平更高的安全网。政府要提供这个保护,这是政府在新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政策, 富裕的瑞典能够采取这一步骤。”埃兰德首相向大家保证说,“在目前全国基本养 老金的基础上,再实施一项附加养老金,以补充根据现代原则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应 该有的其余部分,瑞典经济要做到这一点是游刃而有余的。”1955 年6 月,埃兰 德在夏天休假季节开始之前,邀请各党党魁和工会、雇主联合会等有关方面头目来 哈普松官邸再作磋商,企图达成折衷方案。他让社会事务部大臣作主要发言,让帕 尔梅作记录。但结果依然使他沮丧,失望。时至1957 年“附加养老金”问题仍旧 毫无进展,埃兰德几乎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农民党坚持要求就此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这就意味着社民党定要失败,因为社民党在历届大选中,除1941 年大选外,得票 率总徘徊在45%左右,从未取得绝对多数。埃兰德智穷力竭了。一个星期五下午, 他精神憔悴,“跟踉跄跄地回哈普松”。但离开办公室前叮嘱帕尔梅再通盘考虑一 下,提几个行动方案供他参考。帕尔梅又顾不上周末休息了(那时他和妻子还是新 婚燕尔呢),他干了一个通宵,将草拟的文件赶紧送埃兰德一阅。谁料埃兰德读后 兴奋不已,星期一上班时“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像只长生鸟”,完全换了个 人似的。埃兰德决定迎接挑战,同意举行公民投票。帕尔梅将问题的核心概括得非 常准确,各种对策合理可取,对每个方案成败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分析得十分透彻, 埃兰德受到很大启发,在帕尔梅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作战方案,具体说 来就是利用反对党之间的细微差别、分化瓦解,名个击破。 首先察觉埃兰德意图的,是他的好友、农民党党魁海德隆德。海德隆德在其自 传里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埃兰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将这一内容摘录下来: 政府大臣每天在政府大楼的小餐厅里吃午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在首都的 大臣都要前来参加午餐会。午餐桌上是大臣们沟通情况的场所。但更多的是大家说 说笑话或讲个趣闻。维格福斯掌故最多,他退休前几乎总是午餐会上的主角,大家 也乐意听他讲。但有时大臣们也提出一些不会引起争论的任命,或某位大臣自己职 权范围年可以决定、但需通报其同事的小事。 事情发生在1957 年5 月(实际是3 月,这里显然是笔误)一个星期四非常普 通的午餐会上。午餐像往常一样从1 点到2 点。也像往常一样,古纳·海德隆德又 迟到了——下午1 点半他才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阴沉着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每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服务员端上饭菜和一杯牛奶。 10 分钟后公务员部大臣西加德·林德霍尔姆起身告退,说他下午2 点有个客 人,他要先去准备一下谈话内容。 “行啊,你走吧,”埃兰德说。“不过你走之前……你们哪位有什么话要说的?” “我有,”海德隆德说。“我有件小事。”“你坐下,林德霍尔姆,让我们一起听 听。”埃兰德说。 “是这样,”海德隆德说。“我想问一下公民投票的法律程序……”“哦,” 埃兰德开始坐立不安了。“有什么问题吗?”“我在想一件事,”海德隆德说。 “听说每个付诸公民表决的动议需在上下两院取得三分之一加一的票数方可通过, 是真的吗?”司法大臣海尔曼·泽特贝里点了点头,表示确有此事。“那么交公民 表决的问题由谁来写呢?”海德隆德又问。“我一直在思考这问题。”沉默片刻。 泽特贝里说,“由要求交公民表决的人来写。”“噢,”海德隆德说。“我在想… …”“你在想什么呢?”埃兰德沉不住气了。“这难道不对吗?”“他们如果获得 上下两院三分之一加一票,”海德隆德继续说,“他们要将自己动议交公民表决, 但认为动议措辞不当,要求修改……这样做可以吗?”泽特贝里点了点头,表示可 以。 又是沉默。 “如果有些议员改变主意,又获得其他议员支持,在上下两院票数已达三分之 一加一票,他们要求将自己意见交公民表决,并要自己措辞,那么全民表决的问题 就可能有好几个了。”“什一么?”埃兰德几乎喊了起来。“这是行不通的,对吗? 不过这个问题还得仔细考虑考虑。”整个问题暂时搁下。泽特贝里通知国会,交公 民表决的问题尚未准备就绪。保守党、自由党火冒三丈,因为他们强烈要求换个表 决方法,公民只要对“附加养老金”表示支持或反对即可。 这个插曲显示出海德隆德何等精明。他立即看出表决战略的奇妙之处,也看出 它的含意和结果。海德隆德搞过法律工作,不难看穿社民党的雕虫小技。结果交付 公民表决的提案共有三个。第一个是社民党的、并得到共产党和工会支持的议案: 普遍地、强制性地为雇员提供附加养老金,并志愿地为劳动大军中其他人员提供保 障;第二个是农民党的议案:志愿地为各类雇员提供保障;第三个是保守党的,得 到自由党和瑞典雇主协会和白领工人工会支持的议案:附加养老金要在自愿基础上 由劳资双方谈判解决。 1957 年10 月举行公民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72.4%,投票结 果是没有结果,而每个党又都对表决结果满意,都认为是自己的胜利: 第一案45.8 %第二案15%第三案35.3%废票3.9 %每个党都宣称自己是公民 表决的胜者。社民党说它的提案获得最多选民的支持;农民党说它选民的支持率已 从1956 年大选的9.4 %猛增到15%;保守党、自由党说公民投票结果是它们“非 社会主义集团”战胜了“社会主义集团”,以志愿为基础的附加养老金方案获绝对 多数! “红绿联合政府”无法继续存在。保守党、自由党试图拉农民党一起组织联合 政府,但被海德隆德拒绝,因为他不希望选民将其不左不右的中间党,看成是忽左 忽右的跳梁小丑,同时他也不愿意如此迅速地背叛老朋友埃兰德。 而社民党政府提案最终难免在下院被否决,政府宣布解散, 1958 年6 月举行 大选。 在此次大选中,帕尔梅以斯摩兰的议员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成功,进入全国议 会上院,成为当时议会里最年轻的议员。此次当选,除帕尔梅个人的努力外,埃兰 德亲自出马是一决定性因素。 1957 年6 月,埃兰德给自己的挚友、斯摩兰地区最有影响的社民党人埃里克· 弗斯特写了封亲笔信,要弗斯特在当地上院议员换届选举时,给帕尔梅安排个席位。 信中说: “几年来他一直担任我的秘书,他对我、对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他政治上的敏锐是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虽然我跟许多非常敏锐的人 共过事……我认为,他如进入议会,成为社民党议会党团中的一员,对我党是极其 宝贵的。我还认为帕尔梅最好投身政治,而不是走公务员道路。当然他走公务员道 路的话也会获得成功的,但是他在政治领域显然有特殊的天赋。”帕尔梅进入议会 后,就从后台走到前台,为议会通过附加养老金法案而冲锋陷阵。 在议会辩论中,帕尔梅十分活跃,十分突出。社民党“健壮社会”的原则是他 协助埃兰德制订的,内容非常熟悉,他不用讲稿便能站着说上几个小时。 “今天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业,他们是在全面就业的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是在生活水准和社会经济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 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因此而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大的自由——更自由 地选择如何组织他们生活的方式……说来似乎奇怪,年轻人享受这个自由时,也为 未来的开支,为长远的开支承担了更大的义务。 年轻人通过购房、学习、组织家庭、买车,以及购买其它许许多多人们习惯用 分期付款方式添置的耐用消费品而承担了义务。这些人如果收入突然下降,这对他 们就是灾难,他们就将此视为真正的贫困,即使他家——不论是他家还是她家—— 还能买得起面包。建立一个结实的安全网,这话听起来不错,然而如果这个安全网 只是意味着每月拿300 克朗,这在斯德哥尔摩之类城市里生活,就是微不足道的区 区小数了。我们完全现代化的社会福利政策是要在安全网之外再加一附加养老金, 使每人收入不会突然下降,保证每个人维持适当的生活水平。提供一个安全网,一 个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这是30 年代解决的问题,维持我们新的生活水准是50 年代的任务,”帕尔梅说到此,看见坐着的保守党党魁伊尔姆松,就情不自禁地要 讽刺挖苦他几句。 “保守党30 年代错过了修造安全网的机会,”帕尔梅说。“现在他们大谈安 全网了,然而当他们奢谈安全网时,殊不知他们又第二次落后于时代,他们不明白, 今天的政府应有责任保证人人享受正常的经济条件,保证人人能够保持很高生活水 平,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当然对保守党人来说,落后20年已算不坏了。”帕尔 梅这篇演讲顿时使他名扬全国,传播媒介对他作了突出报道。总工会机关报驻议会 记者奥盖·马尔姆斯特罗姆像发现宝贝似的写道,“人们见到一位年轻人,整个议 会里最年轻者,仅31 岁,以清脆的声音和清新的语言,向人们唱出了他这一代人 的心声。”自这天起,人人都意识到政坛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新星。埃兰德更是为 自己发现这匹千里马而高兴,说帕尔梅是“自维格福斯以来我们希望有的天赋最高 的人才”。 然而1959 年春,当社民党提案在下院表决时,又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形势。 社民党在1958 年大选中议席有所增加,从106 席上升到111 席,加上共产党 5 席,共116 席,在231 个议席中,“社会主义集团”正好以一票优势超过半数。 但由于议长是社民党人,议长不得投票,所以“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两个 集团正好旗鼓相当,完全势均力敌, 115:115 !每个议员手中的一票都有千钧之 力。 1959 年5 月13 日表决那天,各个党派都要求该党的每个议员必须到场出席, 在国外出差的立即赶回,因病住院的赶快出院,即使卧床不起,也得想方设法、坐 轮椅或者用担架抬进会场。万一表决结果是115 :115 ,平局,那又将如何处理呢? 有人不禁要问。但是,宪法或任何法律对此都未作过规定。不过,社民党对此并不 担心,他们胸有成竹,相信不会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 原来,社民党在下面早已做好了工作。自由党议员中有一位来自哥德堡的代表, 叫杜尔·彻尼格松,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社民党为了争取彻尼格松站到自己这 一方面未,作了大量的“策反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他。投票 前,他宣布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投票反对自己的工友,他将在“附加养老金”议 案表决时投弃权票。自由党中央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大为震惊,忙对彻尼格松进行 批评、训斥,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选民,违反了民主原则,令他改弦易辙。但彻尼 格松主意已定,拒不收回意见。5 月13 日表决之前,他又作了简短发言,重申自 己的立场,并为自己申辩。埃兰德、帕尔梅一面听,一面紧握拳头,作加油状,非 常激动地鼓励他继续往下说。社民党议案就这样以115 票:114 票通过了,一场旷 日持久、惊心动魄的斗争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 50 年代另外一场大的斗争,是关于瑞典要不要搞核武器的辩论。这场斗争主 要在社民党内进行,几乎导致社民党分裂。只是由于帕尔梅娴熟的政治斗争技巧, 既维护了社民党中央的决定,又平息了党内分歧,渡过了危机。 瑞典军事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很大发展,其空军的实力在二战结束 时居世界第5 位。瑞典博福斯军工厂是世界著名军工企业。瑞典无疑是北欧的军事 大国。 50 年代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核武器成了大国地位象征。 英国从美国买了几颗原子弹,就算拥有参加“世界核俱乐部”的入场卷,是 “核大国”了。 1954 年秋,瑞典三军总司令不知是出于政治战略需要,还是出于军事战略考 虑,向政府提议研制核武器。是年11 月23 日政府召开会议对此专门研究,与会 大臣或表示支持,或暂且观望,但无一反对。 不管部大臣乌拉·林德斯特罗姆(女)没有参加会议,但在瑞典妇女联合会主 席英佳·托尔松(F.V.托尔松的儿媳)家里听到这一消息。她们坚决反对,并联合 议会里所有女议员向埃兰德首相和尼尔松国防大臣陈述自己的意见。林德斯特罗姆 和托尔松并强调,这不属“党务问题”,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良知,不能用党纪压 人,要允许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埃兰德保证在社民党议会党团讨论决定之前不采取 任何行动。 1956 年2 月17 日社民党执委会讨论研制核武器问题,有的赞成,有的态度 暧昧,但多数同意暂不公开讨论,视技术攻关情况明朗后再作定夺。托尔松夫人反 对,因为妇联已经公开表示反对研制核武器,决不收回。所有执委劝她冷静,不要 造成党内混乱。党内元老斯科特是竭力主张发展核武器的。 他威胁说,如果妇联不计后果,一意孤行,他将反击妇联“不可理谕的宣传”。 埃兰德总结时只说暂时不作决定,以后再议。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附加养老 金”,请妇联不要干扰中央部署。 妇联我行我素,利用妇代会等各种机会宣传反对研制核武器,并宣称社民党如 决定发展核武器,妇联“要造反”。不仅如此,妇联并鼓动社民党青年团一起反对 研制核武器。团中央主席帕蒂尔·勒夫贝里紧跟社民党中央,但青年团内反对核武 器的人为数众多,议会和舆论也争吵不休,辩论无法阻止。斯科特联合六位记者写 了一篇份量很重的文章:《瑞典核武器?》,从政治上、战略上、技术上阐述发展 核武器的必要和可能。托尔松夫人立即进行反驳:《瑞典不能发展核武器!》,与 托尔松夫人一起著文发表意见的还有维格福斯、桑德勒等党内德高望重的人物。 团代会就研制核武器问题也吵得不亦乐乎,反对之声响彻会场大厅。勒夫贝里 作了长篇报告,要大家紧跟社民党中央决定,不要擅自发表意见,“否则将使团组 织、党组织和全国分裂,危害国家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团代表对其报告反应冷淡, 赞同的掌声稀稀落落。勒夫贝里难堪至极。 又是帕尔梅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尊重大家反对研制 核武器的意见,但目前国际形势微妙,赫鲁晓夫上台后,苏美出现缓和兆头,大家 应该密切注视形势发展,瑞典是否要搞核武器需要看形势发展,现在不宜争论,而 应”休战”。大会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帕尔梅建议。 社民党中央为统一各方意见,成立了“十八人研究小组”。埃兰德自任组长, 实际工作由帕尔梅主持,组员包括林德斯特罗姆、托尔松夫人、斯科德等各方面人 士。研究小组于1958 年11 月正式开始工作。每次开会都争吵不休,意见尖锐对 立。托尔松夫人有次拂袖而去。帕尔梅任务艰巨,要调和双方立场实非易事,但他 终于使大家接受埃兰德定的基调,于1959 年11 月11 日向社民党执委会提交研 究小组的初步报告,结论是:“在目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强烈反对瑞典研制核武 器。最后决定可以拖到60 年代中期再作,在此之前也不可能制造核武器。在作最 后决定之前,研究工作不可停止,而且研究工作还要扩大到核防护方面,建议政府 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瑞典那时确也不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1960 年12 月14 日社民党执委会采纳了研究小组报告,自由党、中间党和保 守党也同意此报告内容,只是保守党要求将研究工作扩大到核武器的设计方面。 一场激烈辩论平息了。帕尔梅在党内威信蒸蒸日上。党内元老感叹不已: 后生可畏。 邻国挪威社民党对美国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意见分歧,最终导致分裂,一派另组 社会主义人民党。帕尔梅则使瑞典社民党避免了这种局面。帕尔梅并从中总结出一 条经验:党内出现分歧时要就事论事,不能扩大,否则会增加解决矛盾的难度。 帕尔梅为社民党执委会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报告发表一年半以后,瑞 典不能制造核武器业已明朗,斯科德放弃自己主张,其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也尾随其 后。瑞典政府表示不再研制核武器,则是1968 年。 瑞典曾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但它也曾向美国、法国购买了钚,搞了两 次核试爆,但试爆结果不很成功。帕尔梅后来在国际上大声疾呼反对核武器,也确 实为核裁军做了不少工作。前苏联记者葛里哥里·朱柯夫和安德烈·克拉西尔涅科 夫还专为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爱国者、斗士和人道主义者奥洛夫·帕尔梅》, 歌颂他为裁军、为世界和平事业“呕心沥血”。 应该指出的是,瑞典在核防护方面确实取得巨大成就。凡看过他们地下防护工 事的人无不叹为观止。瑞典的“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体系非常 完整,保证所有居民在听到核袭击警报后,能及时疏散并进入地下工事。 瑞典国防研究院所属“三防研究所”是当今世界上监测地下核试验的权威机构 之一,如果不是当年帕尔梅主持工作的“十八人研究小组”建议,瑞典的核防护研 究和该研究所恐怕不会有今日的辉煌。如今它们又是瑞典爱好和平桂冠上的一颗引 人注目的宝石。 至此,帕尔梅已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自己的形象:一个在埃兰德身边不停地记录、 或在埃兰德身边低声耳语几句的年轻人:一个思路敏捷,伶牙俐齿,极富演讲才能 的年轻人;一个勤奋好学,不辞辛苦地加班加点工作,协助埃兰德排忧解难的年轻 人。对于帕尔梅的出色工作,埃兰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帕尔梅始终埋头苦干, 从不宣扬自己。 帕尔梅先后主持了议会三个教育小组的工作,领导调查有关学生社会状况、中 等教育现状和对成人教育问题的工作。自60 年代起,他经常作为代表出席社会党 国际和西欧国家社民党的代表大会。1961 年,他又升任内阁筹备委员会(政府办 公厅)局长,并在瑞典政府国际援助局任职,主管瑞典政府的援外工作,如向第三 世界的贷款、赠款等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该机构后称瑞典国际开发署。 1963 年,帕尔梅被任命为咨询内阁成员(相当于不管部大臣),这仅仅是职 务上的提升,而帕尔梅担当的工作并无大的变化,仍然是协助埃兰德主管意识形态、 宣传和青年工作。显然,帕尔梅此时已谙熟社民党的真谛,是一个成熟的社民党人 了。1964 年,在社民党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帕尔梅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 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65 年,帕尔梅又官升一级,被任命为交通大臣。埃兰德早已年逾花甲,开 始考虑解甲归田了。他有意让位给帕尔梅,任命其为交通大臣,就是加快这一接班 步骤。 帕尔梅接任交通大臣不久,便实施瑞典交通规则的改革。 瑞典自1734 年起车辆一律靠左行驶,而斯堪的那维亚邻国,如丹麦、挪威、 芬兰以及欧洲大陆国家均为右行,瑞典人一出国界便得改变行车方向,很不习惯。 帕尔梅纳闷,老祖宗当年规定车辆左行时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 50 年代以前不改尚可, 60 年代以后瑞典车辆多了,(人均世界第一),瑞 典人驾车出国的人越来越多,这条沿用了二百多年的规则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1965 年9 月3 日清晨5 时起,瑞典车辆一律改为右行。政府为此项改革耗资 6 亿克朗。 这天早上帕尔梅亲自披挂上阵。他组织8000 名警察、部队官兵和1.9 万名志 愿人员上街指挥交通。 原估计开始会发生一些严重交通事故,但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好,组织工作有序, 事故反而比改革前减少。改革后头十四天,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84 起,死亡16 人,大大低于改革前的交通伤亡事故比率。死人当然不是好事,但交通事故在所难 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已大大超过因战争而死亡的人 数的总和。要改变人们多年养成的习惯实非易事,瑞典这次交通改革绝对是成功的, 从中可以想象出帕尔梅及其领导的交通部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这是帕尔梅一生中 的一个伟大成就,应该名垂青史,就连帕尔梅的政敌也承认,“这是帕尔梅对瑞典 生活作出的唯一真正的、永恒的政治贡献。”帕尔梅虽为大臣,但事必躬亲,坚持 深入第一线,深入群众。他也因此被人称颂,人们有问题也找他解决。 有天夜里3 时,帕尔梅被电话铃声叫醒。 “你是交通大臣帕尔梅吗?”“我就是,”帕尔梅梦梦懵懵回答。 “从埃斯洛夫去洛玛的下一班火车是他妈的什么时候开?”帕尔梅哭笑不得。 担任交通大臣和教育大臣期间,他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一直留在斯德哥尔摩市 的公共电话簿上,甚至当首相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电话簿上仍可找到他的名字和电 话。在家里经常接到各种人打未的电话。对于类似这种惹人恼火的电话,他已经习 已为常,从不发火,当政客是要有这点修养的。 但帕尔梅是个“有争议人物”,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甚至有人认为他大逆不 道,违背瑞典古训。这从他第一次在议会发表演讲就埋下了种子——恶语伤人誓不 休啊,谁叫你出言不逊呢。 在一片赞扬声中,他也经常受到攻击。 为宣传新交通法,他拍了一张照片刊登在报刊上:帕尔梅站在轿车旁向交警作 指示,轿车停在马路右侧。他的政敌则反其意而用之,说这张照片证明交通大臣违 反交通规则,知法违法,交通警察要他罚款! 又有一次,政敌指责他违反交通规则,而且狂妄自大,滥用职权。 1967 年8 月的一天,他邀请埃兰德首相去佛乐岛的休闲小屋小住数日。 他和首相驾车同往,但在公路上被一列军车车队拦阻。帕尔梅要赶渡船,心急 如焚,据说他这次发火了,将身子探出车外喊:“我是交通大臣,现在听我指挥。” 车队让开以后,他夺路而去。 轩然大波由此而起。政敌控告帕尔梅无视军队“停止通行”的路标,违反了交 通规则。帕尔梅后来去部队探望,政敌又火上加油,说他公然对战士说:“尽管有 你们指挥官在场,但还是由我来负责。”帕尔梅否认说过此话。 检察官见双方各执一词,尽管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不予起诉。帕尔梅对电 台记者说他是无辜的,确实没有做过滥用职权的事。并邀请记者去佛乐岛,用他儿 子的玩具排演路上发生的情况。 这年暑假结束后,帕尔梅又出任教会与教育大臣,兼管电台与电视台。 像在交通部一样,他非常勤政,教育部官员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可敬可亲。 他主张学校是教书育人、培养合格公民的基地,不可成为“贵族社会和竞争社 会的堡垒”。 在帕尔梅任职的两年期间,可以说政绩卓著。其一,是教育改革。1968年瑞典 对中等教育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将当时存在的各种中等学校合并成一种新型的普通 高中,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延续。瑞典把高中教育视为整个教育系列中最关键的 一环。根据瑞典教育法,高中教育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 的年轻人来说,如何使他们继续发展,逐步进入成人社会,是一个转折。而高中教 育,就是要使学生为今后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为从事未来的职业,为当一名合格 的公民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实行这种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书本知识与实践更好 地结合,使每个学生都能达到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基本要求,同时又能适应就业的 需要,成为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人材。 当然, 1968 年只是改革的开始,其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这一步的迈出 却是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瑞典和许多国家一样,在高中教育中分成普通高中和职 业中学。普通高中是专门为培养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而设置的所谓“大学预科”, 侧重于基础理论的学习,学期较长。而职业中学,则是以就业为目标,以实际技能 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短期训练。打破这种二元性的教育体制,实行整体的综合义务教 育制,对提高瑞典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国民素质,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而伴随着这一改革同时起步的,还有成人教育。自60 年代以来,瑞典议会通 过了若干与成人教育有关的法案, 1967 年确立成人教育的目标是:缩小社会教育 差别,为人们补充知识、提高工作能力提供机会。成人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大众的 教育水平,为适应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发挥了重要作 用。 其二,是净化电台与电视台。瑞典明文规定,电台与电视台不得接受任何个人 或公司的赞助,不得刊登广告,不得放映含有暴力内容影片。至于色情影片嘛,帕 尔梅认为性爱和情爱是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影片里有些色情内容也无伤大雅,但 不能太暴露,因而有关部门有一些具体的实施建议,没有作出文字的硬行规定。事 实上,帕尔梅被一些人视为瑞典60 年代性解放的旗手之一,有两个摇滚乐队居然 以帕尔梅的名字命名他们的乐队,双方并为这一名称争得难解难分。一些古板的人 也因此指责帕尔梅,要他下台。 瑞典电视台的节目相对来讲乏味枯躁,缺乏生气,与当时德国、法国、英国电 视台无法相比。英国当时最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大卫·弗格斯特曾俏皮地说,他想象 中的地狱,是“一个说荷兰话,吃英国饭,看瑞典电视,加上德国警察和俄国政客 的地方。”帕尔梅在60 年代后期成功地解决了瑞典的学潮问题,可以说是其政绩 之三。由于他在处理该问题的过程中,以及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中, 出尽了风头,得到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拥护,对其日后的政治生涯不无影响。 帕尔梅从1951 年到1961 年先后主持全国学联和青年团工作,对青年问题十 分熟悉,他也被不少青年看作是表率,是偶像。 然而,平息学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有些学生高喊当了教育大臣的帕尔梅 是青年的叛徒、学生敌人的情况下,能顺顺当当地解决学潮,更是不易。大概也正 是因为如此,埃兰德认为帕尔梅成熟了,可以担当重任了。 60 年代后期的学潮席卷西方各国。法国学生掀起的“五月风暴”险些把戴高 乐政权颠覆;联邦德国学生在激进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下,使许多大学陷 于瘫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不满校方管理,群起攻击教育制度,他们占领图书 馆,袭击校长办公室;意大利许多城市大学生,要求让学生参与制订教学计划,参 加学校管理,他们批判传统的旧大学,要求创立新型的大学;美国学生开始“自我 教育”,把校长、教授轰出校门。瑞典学生当然不甘落后,也纷纷将学校占领。 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潮来得看似突然,其实有其必然原因,它反映了学生、工人 和广大群众“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不满和对社会现实的厌恶”。学潮 在各国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从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各国学生高喊 的口号中,从他们手执的标语横幅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强烈要 求改革教育制度,一是谴责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学潮的起因很多,但主要原因还是 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对美国越战。 1968 年5 月的一天夜里,帕尔梅在熟睡中又被电话铃声吵醒。这次是警察局 长打来的。斯德哥尔摩几个大学学生把学校占领了,他准备带领警察冲进校园“恢 复秩序”。帕尔梅一听几乎骂他是蠢猪。戴高乐将军在法国威望何等之高,但因当 局对学潮处置失当,激化矛盾,结果使将军狼狈不堪,几乎下台。帕尔梅制止了警 察行动,立即赶赴学校、与学生对话。他耐心听取学生意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解 决的策略,成功地将学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了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 大利等国的紧张局面。当然瑞典学潮规模和强化程度,也远不能与法国等学潮同日 而语。 帕尔梅曾经是学生领袖,并且也习惯于在学生中充当领袖,但此时不少学生已 将他视为统治集团一员,而不再是他们往日的学联主席。他也能“礼贤下士”,丝 毫不敢怠慢学生。学校里贴满了反对他的标语:“帕尔梅的讲话是扯蛋!”“每个 人都有笑的权利,”等等。学生指责他背叛工人阶级利益,揭露他执行的教育制度, 实质上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学生说,资本家为追求高额利润而千方百计强化生产, 同时引诱人们大量消费,从而使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而且是不知不觉地、毫无痛 苦地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机件。 整个社会淹没在单纯的物的生产和物的消费之中,而置其他问题于不顾。学校 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它所需要的活的工具的工厂,学生成了从属于学校物化关系 的商品。学生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不再被社会所重视。 大学原有的继承发扬和整理批判文化遗产的作用,现已逐渐消失。 帕尔梅对谩骂他的语言不仅没有生气,还耐心听取学生的意见,虽未说学生 “造反有理”(那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造反有理”口号几乎为每 个西方学生所熟知),但他确实承认“学生左翼造反行动毕竟有些道理”。他还说 :“当年轻人环顾四周时,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他们看到的是(人类)为 登上月球而作出巨大努力,同时他们看到广大人民群众食不果腹。他们经历了如此 巨大矛盾,视此为道德问题。他们并不反对民主,他们只是感到(民主)不可信任, 因为民主未能解决这种矛盾。”学生气消了,学潮也就渐渐平息了。不仅如此,帕 尔梅还利用学潮的解决来宣扬西方民主,指责社会主义国家“独裁”;并利用学潮 造成的激进政治气氛,在议会迫使“非社会主义集团”同意社民党的改良方案。 与上述政绩相比,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可以说是帕尔梅一生中最辉煌的一章。此 举不仅使他在国内赢得许多政治资本,特别是赢得瑞典千百万青年的拥护,同时也 使他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赢得许多朋友。他一下成了名闻遐迩的国际 风云人物。当然,瑞典保守党以及许多与美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政党、财团,对帕 尔梅胆敢冒犯美国而大为震惊,一再对他进行攻击。这也是帕尔梅成为瑞典当代历 史上“有争议人物”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瑞典政府对美国侵越战争素有不同看法,但从未有人公开表态。1965 年8 月 5 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悍然扩大侵越战争。是年秋,社民党在耶夫勒 市召开一个大会,帕尔梅在会上发言,温和地批评了美国,引来美国极大不满和瑞 典国内亲美派势力的猛烈攻击。这,都在预料之中,不足为奇。帕尔梅的讲话稿事 先经埃兰德首相审阅。瑞典政府也只是以此试探各方反应而已。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升级,数以千万计越南人民惨死在美国狂轰滥炸之下,世界 人民,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人民反对美国暴行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青年、妇女几 乎每天上街示威游行,高声责问“伦敦·约翰逊,今天你又杀了多少人?”“约翰 逊,今天你又杀死多少越南孩子?!”西欧国家人民群众遥相呼应,反战之声一浪 高似一浪,震耳欲聋。瑞典人在这方面当然更不会落在各国后面。反战游行连续不 断。 帕尔梅自1965 年后再未公开发表批评美国的言论。1968 年2 月21 日,他 参加“瑞典(支援)越南委员会”组织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火炬游行。六千 人的宠大游行队伍穿过斯德哥尔摩的主要街道,声势着实不小。帕尔梅身穿大衣, 头戴皮帽,顶着寒风,与越南驻苏联大使并肩走在队伍最前列,边走边呼口号(瑞 典此时与越南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到了市中心的塞格尔广场,帕尔梅发表了演说。 他呼吁美国立即停止轰炸越南北方,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与越南谈判,结 束战争。“民主的目标永远不能用压迫的方法达到,”他说。“你不能用消灭一个 村庄——烧毁田园、摧毁住房、捆绑村民或索性将他们斩尽杀绝的方法来拯救这个 村庄。当我们考虑越南战争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就是这点。”“三年来,投掷 在北越的炸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投掷在纳粹德国的炸弹还要多。我们知道这对一 个国家的破坏,对每一个人造成的苦难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感到焦急,感到绝望, 寄予同情。有人会说:‘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在越南丧生了,他们是为民主理想而 战的斗士。’诚然,这是很糟的事。年轻人死了,伤了,残疾了,是很可悲——他 们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为一个不值得的事业作了不必要的牺牲。他们很可以在自 己国家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为消 灭贫困、饥饿的斗争中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帕尔梅参加的这次游行掀起轩然大波。 美国367 家报纸广泛报道,世界千万家报纸也刊载帕尔梅与越南驻苏大使手执火炬 参加游行的照片。美国被激怒了。一个小国的教育大臣居然胆敢与越南驻苏联大使 并肩地高举火炬一起反美,太离谱了。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敢于走这么远。 (社会党国际直到1972 年才开始抗议美国的侵越战争。)是该教训教训这个帕尔 梅和瑞典的时候了。美国立即召回驻瑞典大使,两国外交关系顿时紧张。 帕尔梅此举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后来他作了一些解释,说他事先并不知道越南 驻苏大使也参加游行,只是到了现场才看见他,但为时已晚,他已无处可避。 但帕尔梅对此事后果心中十分清楚。他这样做完全符合瑞典利益,体现社民党 新时代的政策,是得到埃兰德首相支持的,决不会因此而断送他的前程,相反更会 使他和他的国家名利双收。 帕尔梅虽然遭到国内亲美势力的批评指责,但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无数瑞典 人给他写信表示拥护赞赏他的行动。一些美国政界要人也给他发来贺电,其中有美 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尔布赖特参议员。 帕尔梅说:“我跟北越那个人谈了很久,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是人,有其 自豪,有其感情。他感到骄傲的是,北越社会在美国如此狂轰滥炸之下仍照常运转。 然而一个小国的人民受到如此可怕的损失,他的感情会是怎样,让我们去正确理解 他们。”帕尔梅从此在国际上更进一步树立起左派政客的形象,更加积极参加“五 一国际劳动节”等重要活动和游行,并利用这些场合对政敌,尤其是保守党党魁Y · 霍尔姆贝里的指责进行反击。“霍尔姆贝里要我辞职,这丝毫不奇怪,这是他的职 责所在,”帕尔梅说。“但是他如果因为一个外国大使被召回,而在一个外国压力 下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要我辞职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首都阿兰达国际机 场上给他修一个安全岛,使他坐在安全岛里观看大使们的来来往往,清点来往人数 是否正确,并决定他应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今秋大选时我们等着瞧吧,霍尔姆 贝里是不会获得主持瑞典外交政策的差事的。”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大游行后整整半 年,即1968 年8 月21 日,苏军开进布拉格,镇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 发动的“布拉格之春”。帕尔梅当天在马尔默发表演说,用更强烈的言辞谴责苏联。 他高喊:“人民渴望自由,这是无法用武力镇压下去的,它还会继续,直到最后取 得胜利。”帕尔梅演讲时总是喜欢两腿交叉站立,左脚放在右脚的右边,或右脚放 在左脚的左侧。而这一独特的站立姿势也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 帕尔梅力主与越南建交,给越南战场上厌战的美国逃兵以政治庇护。美国的恼 怒是可想而知的,美国给瑞典施加强大压力。但瑞典拒不屈服,埃兰德首相更为帕 尔梅撑腰。 已近耄耄之年的埃兰德时常觉得力不从心。是该告老还乡了。他感到欣慰的是, 在他卸任之前已物色到理想的接班人,因而他可放心地过其退隐生活,写他的回忆 录了。 埃兰德1965 年便选中帕尔梅,又经几年考察,确信帕尔梅完全有能力继承他 的衣钵,特别是近两年的表现说明,他是社民党新时期最合适的领导人。 1968 年大选,社民党大获全胜,有史以来第二次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和超过 二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得240 万张选票,占50.1%,获议会233 个议席中的125 席)。 埃兰德选举前便公开宣布,将退隐山林。 1969 年秋天,社民党举行三年一次的党代会。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遴选社民 党党魁。大家已经明白,党魁人选非帕尔梅莫属。因为埃兰德亲自为他拉选票,做 各方面的工作。党内唯一能与他进行一番较量的是财政大臣古纳·斯特朗德,一个 老式的工会领导人。斯特朗德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党内要人诋毁帕尔梅,说他在议会 辩论中只顾显示其口才,到处树敌;与社民党的政党合作精神相悖。说他偏激,对 经济平等强调过分,对低工资工人、妇女、残疾人照顾太多;说他过于倾向第三世 界。①埃兰德则把斯特朗德说得一钱不值。“斯特朗德赶不上时代发展,”埃兰德 说。“姑且打个比方吧,你认为他对堕胎问题了解多少呢?”埃兰德早就有意让位 于帕尔梅。究竟什么时候他产生这个想法,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人们从1965 年 埃兰德的日记里看出一二。日记说:“今天午饭后同鲁恩·约翰松谈起一个老掉牙 的问题,我的接班人问题……我说眼下唯一人选是他和霍尔姆奎斯特,问他有何看 法。他说他们俩人对此都无兴趣,而且他们两人搞政治缺乏创造力。帕尔梅还没有 完全准备就绪——还得五年吧。由斯特朗德组织个过渡政府——这是一种可能。鲁 恩对此不加反对…… 与鲁恩的谈话使我更加相信我该辞官了,虽然不是最近。”帕尔梅知道有恩师 全力支持,他已胜券在握。早在夏天他已开始考虑组阁人选及新政府首先要处理的 问题,但他表面上很平静,很谦虚,说他不敢有当首相的奢望。他对英国电视评论 员大卫·弗洛斯特说,“能作为领导集团中的一员我已完全心满意足。”后来他又 假惺惺地说是斯坦·安德松、英瓦尔·卡尔松竭力劝他竞选党魁一职的。安德松、 卡尔松俩位邀他去北方斯托尔林度假胜地滑雪,度假期间说服他参加竞选,他才勉 为其难的。 党代表大会上,斯特朗德见大势已去,宣布退出竞选,“以避免党的分裂”。 帕尔梅以全票当选。他从1953 年进首相办公室当兼职秘书起,仅用16 年时间便 登上首相宝座。是年42 岁。 有人问过帕尔梅,埃兰德是什么时候决定让他接班的,帕尔梅回答得很干脆: “从无此事。”是啊,一个民主社会里,党和政府领导人是大家选出来的,怎能由 某人御笔亲点呢。这个问题不是问得太傻了吗? -------- 泉石书库